掘进一区调来一位书记，他姓杨，精明强干。人们背地下都叫他：杨鬼子。因为他做事就像电影里鬼子进村一样，神神秘秘的，叫人捉摸不透。那天下午，王文俊去井口送工具，李区长老远就喊：小王，你怎么不去上学，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上学？王文俊抠抠脑袋说：上什么学？我不知道呀？李区长说：昨天班子会研究，推荐你和郭万伦去上“七二一大”大学，今天都报到了。王文俊没说什么，回来也没问鬼子书记。心里虽然不舒服，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今天得罪杨书记，今后别想有好日子过。既然鬼子书记换成别人去上学，那其中肯定有他的道理。下午五点钟，郭万伦迈着有力的步子，滿脸堆笑，晃着削瘦的小脑袋，弓着微驼的背，腋下挟着几本书回到宿舍，高兴地对王文俊说：我父亲去世早，母亲在城里帮人缝缝补补的把我拉扯大，小学三年级还没上完，就推着板板车贩些蔬菜走街串巷吆喝着卖，一天找两顿饭钱都艰难。有时候还要费气八力地推着板板车，去三四十里外赶乡场。一天来回差不多百把里路，菜没卖出去多少，一块八角的赚不了几个钱，人走得精疲力尽，累得连门槛都迈不过去。虽然居住在城里，却是农村户口，没有吃过商品粮。家里穷，自己要想办法生活。没钱，也没有时间去读书。无聊极了，就蹲在街边跟着抽签算命的瞎半仙学拉二胡，倒是学会了识五线谱，会拉不少的二胡独奏曲。夜深人静时，拉一曲《江河水》，自己宽自己的心，伤感的琴声就是自己的心声。没想到今天能上大学，而且是毛主席提倡的，矿上自办的工人“七二一”大学。

那年，全国一哄而起，各行各业都办起了“七二一”大学，共一万五千所，学员七十八万人。这种大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民普教大学，也不是职工教育，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学员参差不齐，有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老师都是本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上课时，听得懂的不多，大多数都是莫名其妙地跟着混，对老师讲的专业课，一知半解，连一些基本符号、字母都不认识。有时全体学员还要半天上课，半天下井参加高产会战。更谈不上做作业或者做实验，从理论上搞懂，搞清楚煤矿生产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当然，有时老师带队到井下劳动，现场讲解，学员还是能听得似懂非懂的。两年后，这批“七二一”大学生在工程技术人员青黄不接之时，填补了生产工区的空白，不管怎么说，也发挥了作用。黄家山煤矿“七二一”大学的二十多个学生中，大定这批新工人几乎占了一半。后来大多数都当上了工区区长、书记或者技术员。郭万伦“七二一”大学毕业后，会写信了，没多久，还当了掘进二区区长、调度室主任。他站在调度台前，一只手拿着电话筒，一只手叉着腰，声音洪亮地一会儿训斥这个区长，一会儿指挥调度车队，那精神劲头无异于战场上横刀立马，指挥若定的将军。郭万伦春风得意，从调度室下班回来坐在宿舍门口，拿出二胡调好弓弦再拉二胡，都是热情奔放的《骏马奔驰保边疆》和《山村变了样》等名曲。对他来说，也正是读了“七二一”大学，才走上了人生的辉煌，心里充滿阳光和希望

郭万伦幼年丧父，自小家贫，在艰难中长大，养成了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生活习惯。当了中层领导干部后，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做一件事被同仁们小看了。那年，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回到大定县城探亲期间，闪电般地找到一个城关蔬菜队的菜农姑娘，见面没几天就结婚，婚后带着新婚媳妇来到矿上。逢人便说：找到媳妇了，结婚了。那意思像拣到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大家开玩笑说：那你要请我们喝喜酒，吃喜糖啊。他慷慨地答应说：走，到我宿舍去。到了他的宿舍，一眼望去什么都没有，床还是那张单人床，被还是那床皱巴巴的棉被，只有那身材高大，局促不安的新媳妇站在屋里望着大家傻笑。两人站在一起，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反差很大。郭万伦从枕头边拿出半包饼干，这个递两块，那个递两块。又从布包里拿出一纸袋水果糖，每人也是给两颗。大家收敛笑容说：你这是请客还是打发叫花子？他却高兴地说：当然算请客了，我不会喝酒，请大家喝酒，不就成了主人不吃客人不允了吗？算了吧！哈哈……。大家高兴而来，败兴而归，都撇着嘴说：抠，这小子不是一般的抠！

话又说回来，那个年代，在那种艰苦环境中长大的那一代人，谁又不抠呢？那次刘二胖买来一碗红烧肉，吃饭时不小心掉一片在桌上，他起身去刷碗时，郭万伦慌忙拣起来吹一下，慌忙一口吞下肚。还有一次在菜场上买大定特产江安李水果，别人至少称一斤，郭万伦只买半斤，用两只手捧着回到宿舍，坐床沿上，跷起二郎腿，有滋有味地吃着，滿脸洋溢着幸福感。那是苦日子养成的好习惯，那是岁月磨炼出来的品德，那是忘不了的根本。别误会，那不是抠门，是节俭。古人云:成由节俭败由奢嘛。多年后，王文俊那老小子突发神经，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艰苦奋斗乃反腐治本之策》。说的是艰苦奋斗是“三线建设”精神的主要灵魂。如果人们都保持当年“三线建设”精神中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去追求过度的物质享受，人欲减少了，贪腐自然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文章还特别列举郭万伦工作和生活的事例作为论据之一，论证保持传承艰苦奋斗的三线精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后话前说。

再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吹来一股文凭邪风，只要有文凭，不管什么人都能得到重用。于是，到处都在办学。培训班、函授、自学、职大夜大电大泛滥成灾。这些学校和培训班都成了大专或本科生的摇篮。有的旁听生仅凭一张考试成绩单，没几年都成了名牌大学生，当上矿领导。更有甚者，有的领导干部听了几节课，不知所云，连作业都是手下人帮着做，校门都不知道往哪里开，竟成了在职研究生。头上一道道光环，熠熠生辉，坐在主席台个个得意忘形。好像整个民族文化素质都在一夜之间提高了一大截。在任职表文化程度一栏，个个填的都是高学历，一下子都成了知识分子。

大地回春，天气晴朗，选煤厂至孝河煤矿二号井的架空索道上，安装着二十一个煤箕斗，每个箕斗装一吨煤。箕斗沿着孝河煤矿二号井，从低向高在空中索道上，像一只只飞翔的雄鹰，翻山越岭跨河流来到洗煤厂，御完煤炭又返回去，成了黄家山矿区一大风景。这条架空索道长2900米，高27.02米，是在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三边方针指导下简易投产的。在生产运输过程中，经常出现问题。有时煤箕斗中途侧翻，煤炭洒遍山梁，村民一窝蜂哄抢；有时煤箕斗卡在空中，要费好大的劲，好长时间才上去维修好，不但影响生产而且加大了选煤成本。运行几年后，不得不停止空中运输，改为用汽车直接把煤炭运进黄家山洗煤厂。但是，另一个弊端又显现出来了。没多久，矿区公路被运煤的重车压坏了，雨天滿地煤泥黑水横流，晴天空中到处煤尘飞扬。迎面一阵风刮来，鼻子眼睛都是灰，吐出的口痰都带黑色。早上穿一双白袜子出门，晚上回家脱下来就成了黑袜子。矿山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着，工作着，坚持着。

   早上阳光初照，大地暖洋洋的。在洗煤厂皮带运输机旁边，刚参加工作半年的青工王铁宁来回走动着，细心地检查皮带运转情况。他把掉到地上的落煤用铲子撮上皮带，把皮带上煤炭中的矸石捡下来，堆放在地上。有一块矸石混在煤炭中，快到了皮带机尾时，他才发现。他工作认真，立即跑过去，伸出右手去捡矸石。慌乱中，没想到皮带机滚筒一下子把他的袖子捲进滚筒下面，右手臂活生生地被皮带机滚筒撕裂下来。听到他惨烈的呼叫声，同班的工人跑过去时，他已经倒在皮带机尾旁，昏迷过去了。地面上流满鲜血，右手臂在皮带滚筒下碾压成肉饼。工友们紧急断电，快速将小王和那只撕碎碾压成肉饼的手臂一齐送到矿山医院。医生护士跑进抢救室，小王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年轻的生命就在瞬间结束了。王铁宁是黄家山煤矿办公室王主任的独生子，这一声惊天噩耗传来，王主任还未走出办公室就突然晕倒在地上。经过急救，把他送到招待所房间休息，领导和同事们都来看望安慰。王主任没有放声大哭而是躺在床上，望着屋顶的天花板微笑，那笑容怪怪的，比哭还让人心酸。王主任是淮南煤校毕业的，他们读书的那年月，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加上华中地区江河泛滥，田野荒芜，多数地区颗粒无收。王主任家所在的淮南地区也发生大饥荒，全村人拖家带口，成群结队外出逃荒要饭。在农村的媳妇牵着幼小的儿子，拄着拐棍，一路忍饥挨饿，沿途要着饭来到学校找他。他把她们带学校外面的墙角边，把自己的中午饭端出来给她娘俩吃了，自己饿着肚子。最后，无可奈何地与她们母子挥泪告别，泪眼婆娑地看着她们渐渐远去。当时的学校每个学生每餐都只有两个窝窝头，一杯白开水，是没办法收留她们娘俩的。转眼间，儿子长大了，自己来到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内部政策允许支援“三线建设”的职工可以招收一名子女工作，他才把儿子招来的。正因为怕井下不安全才安排到选煤厂上班，谁知道怕啥来啥，上班没半年，儿子就这样走了。叫谁谁不悲伤，叫谁谁不痛心？

选煤厂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煤楼皮带运输机进行更新改进，并对洗煤工艺进行革新升级。北方煤研院针对黄家山选煤厂的实际情况，派来一个跳汰洗煤科研课题组，一行四人来到选煤厂进行跳汰洗煤实验。四人中黄又平年纪最小，今年二十三岁，刚结婚就远道来黄家山选煤厂参加科研实验。科研组吃住都在厂招待所，下车间实验时和工人、技术员在一起共同探讨、改进跳汰洗煤工艺。一次实验操作中，小王回身在桌面拿工具时，不慎将手按在一个女工的手背上。那女工触电似的赶快缩回手，并嗔怪地瞪了小王一眼，生气地走出去了。小黄为自己无心的举动后悔不已。他要向那女工解释，但又不知那女工姓甚名谁？第二天再来到实验车间，小黄跟着领队的导师认真地观察实验记录，一转身时，手肘又碰到站在自己身后的那位女工胸部乳房上。小黄吓得手中的笔啪的一声掉到地上，他语无伦次地低声说：对不起，我是无意的。那女工什么都没说，用手指指老导师，又用手指贴在自己的嘴唇上，意思让他别说话，有人在。王又平回到招待所，老觉得对不起那位善解人意的女工。从此，他每天注意那女工的言行，尽可能找机会接近她，给她解释、向她道歉。经过转弯抹角的打听，他了解到那女工叫杨槐花，今年二十五岁，大专文化，是厂里的见习技术员。她对跳汰洗煤工艺很感兴趣，每天都要跟着科研组一起观察、实验、记录、总结经验。选煤厂十分重视技术人才，全厂单身职工都统一住在一个院子，实行旅馆化管理。中专技术人员两人一个单间，有床有柜，有书桌和椅子，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大专以上文化的一人一间宿舍，配备齐全。杨槐花住在靠外墙边的单间里，她看出王又平有意接近自己，就大大方方地和王又平交朋友，并叫他：王老师。三个多月后，科研组要回北方煤研院，将各类实验数据带回去整理上升成理论。要走的前一天，杨槐花准备了些花生、糖果和一杯清茶，邀请王又平去她的宿舍坐坐，请教些技术上的问题。两人坐在宿舍里，从跳汰洗煤工艺谈到事业，从事业谈到生活，甚至谈到爱情，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王又平告诉杨槐花，自己刚结婚，每天都接到妻子的来信，滿脸洋溢着甜蜜的幸福感。杨槐花却一脸遗憾地表示说：祝你们幸福。说着，用手帕擦擦湿润的眼角。王又平此刻也有种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感觉。他安慰杨槐花说：世上的好男人多的是，愿你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伴侣。杨槐花激动得流下眼泪，情不自禁地一下扑到黄又平的怀里，紧紧抱着他，抽泣着说：比你再好的我都不稀罕，我就是要你。你走了，我的心也死了！黄又平走后，杨槐花经常给他写信，继续探讨跳汰洗煤工艺的细节，字里行间，免不了流露出深深的爱意。王又平回信告诉她，科研小组还要回来进一步验证数据。

科研组回选煤厂实验一段时间又返回北方，连续两年中，往返三次，跳汰洗煤工艺理论逐步固定下来，要在实际操作中接受检验修正。而黄又平和杨槐花却双双坠入爱河。最后一次科研小组回去了，王又平却留下来不走了。原单位一再来信催他回去，否则，将开除工作籍。但他来之前已经和妻子离婚，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决心要和杨槐花结合在一起，今生今世不分离。王又平逗留在洗煤厂期间，由于他长相英俊，说话得体，穿着讲究，文质彬彬的像电影明星一样，受到洗煤厂年轻女工们的追捧。加上他又是硕士研究生，跳汰洗选工艺的专家，厂领导也对他十分关照，几次动员他干脆把工作关系调到选煤厂来。但他既不想调到选煤厂来工作，又不愿意离开杨槐花。这使很多人都不理解？要论身材容貌和人品，杨槐花在众多的女工中要属次品，为什么会让一个研究生如此痴迷到神魂颠倒的地步？大家都猜不透，都只是暗暗地为王又平惋惜。有时候，女工们私下悄悄议论：都说女人一朵鲜花，经常插在男人的牛粪上；现实中竟然有男人一枝青松，会倒插在女人的狗屎上。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半年后，杨槐花调回城里，王又平也跟着进城，并在路边租房住下来，苦等和杨槐花结合的那一天。而杨槐花回城后，渐渐疏淡了王又平。当年那份如烈火般的激情，现在变得如水般的清冷。但黄又平还是相信杨槐花，他想，杨槐花刚调进城有很多事情要去忙，要去适应。对自已冷淡一点也是正常的。他在出租屋苦苦等待了三个月之后，直到有一天，王又平无意间发现杨槐花和新的男友手牵手地逛黄土坡，他才恍然大悟，自己不过是她的一个玩物而已。仔细回忆整个认识交往过程，好像都是一步步设好的桃色陷阱。

这一年黄家山煤矿调来一位叫常仕礼的党委书记。他原是局属武装部部长，曾经带领工作组来矿蹲点调研半年，对矿上的情况是熟悉的。常书记当兵出身，干事雷厉风行，不去咬文嚼字，不在会上长篇大论，也从不为下属工作上的一点儿瑕疵大发雷霆。他认为只要认真干好本职工作，就是好同志。工作中的失误，改正就好，不必小题大作。与前任陈书记、卿书记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有一天晚饭后，王文俊照例要出去走走，上山练练。他刚出门，只看见武装部干事温其久、解达山和张井华等人和常书记站在机关宿舍红砖楼后面，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他走过去问发生什么事了？温其久说:常书记吃完饭，出来上厕所忘了带钥匙，回来进不了宿舍。大家都在想办法。常书记住在四楼上，距地面有十五六米高。有的说去水电队扛长梯子来，从后窗翻进去；有的说找工具来把宿舍门锁撬开，回头再换新锁。张井华指着红砖楼侧边土坎上一堆土建工区搭架子用的长竹杆说:要是把长竹杆立起来，搭到四楼窗户下面，谁敢爬上去推开窗户，翻进屋里就好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文俊目测一下距离，在心里琢磨一下，觉得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天近黄昏，光线不好，爬杆的人是要担风险的。温其久年纪大，做事稳重，他反对说:谁敢爬？安全第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哪麻烦就大了。常书记左右为难，笑着不吭声。解达山指着王文俊说:你整天打拳练武的，好像有两下子，要不，你试试？他话音一落，大家都扭头望着王文俊，那意思:是骡子是马牵来溜溜？王文俊早就想好了，他没说话，走近那堆竹杆，挑选出最长最粗那根拽出来。温其久等人赶快上前搭把手，将竹杆立在砖墙下，张井华个头高，伸手扶着竹杆，温其久和解达山用脚顶着竹杆底下，防打滑。王文俊深吸一口气，吐泡口水在两只手掌上搓搓。随之一纵步跳上去，双手抓住竹杆，双脚交替紧贴着竹杆，手脚并用，嗖嗖嗖往上蹿。两分钟不到就爬到四楼窗台下面。他观察一下，右手抓住窗户边框，左手一掌推开窗户，侧身一个翻滚，直接跳进宿舍打开门。常书记进宿舍后说:小王啊，都知道你的文章写得不错，不知道你还有这两下子。温其久夸张地说:王文俊除了上班写文材料和新闻稿件，早上晨曦初露和晚上月光之下，他都要上山去练武，是我们大定来的这帮人中文武兼备者。

那年矿上招用的临时民工合同到期，矿上要解除合同送这批民工返乡。但是，几百名民工不愿离矿，并群体闹事，围堵办公大楼三天三夜。常书记从容不迫，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妥善处理了这起事件。还亲自找几个经常不上班，留长发，穿奇装异服，打架闹事青工谈话，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但这位干实事的书记来矿才一年多，身患腰椎间盘突出，走路都很困难。送到上海瑞金医院去检查，又查出胰腺癌。局领导只好把他调回去，任局工会副主席。但他的病情迅速恶化，只好躺在医院的病床交代后事。

这时，从福建来一对中年夫妻，还带着一个青春靓丽，楚楚动人的大姑娘。福建来的女人五十多岁，徐娘半老，个子比常书记的老婆高出一头，站在一起，那长相倒有点像姐妹。常书记一手拉着一个女人温暖的手，昏昏沉沉中，眼前浮现当年那段终生难忘的故事。

七十年代初，常书记从山东临沂入伍当兵，来到福建前线，参加金门炮战。由于他勇敢无畏，炮兵操作技术突出，没几年就升到连长。福建沿海的渔民组成民兵小分队，经常为部队送食品、送弹药，协助部队作战。协助他们连队炮战的那个民兵小队长是个女的，她生就一付男儿性格，胆大泼辣，英姿飒爽，还具有女儿的如水柔情，什么时侯都会收拾打扮自己。她每天按当地习俗将头发盘成螺旋状，再插上几枝小花，叫住:田螺头——簪花。她高耸着颤颤巍巍的胸脯，扭动着弱软灵动的小蛮腰，一身渔家女装来。你看她上身穿着大裙衫，下面穿起阔脚裤，走在海滩上，海风轻轻吹过，宽大的裤筒发出扑扑的响声，显得精神抖擞，神彩奕奕，抚媚动人。那张被太阳晒得黑红黑红的脸，什么时候都挂着灿烂的笑容，顾盼生辉。特别是那双明亮清沏的大眼睛，在长长你睫毛下，忽闪忽闪的会说话。加上哪一双被海水浸泡得泛白的大脚，脚底的老茧厚得像一层甲胃，足趾分开像一面扑扇，站在那里都稳稳当当的。由于支前工作的需要，她经常和常连长打交道，很熟悉，话也很投机，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有一次中秋月夜，在军营操场上举行军民联欢晚会。性格开朗坦率的民兵小队长，上前拉着常连长的手，邀请他和自己合唱一曲当下风靡一时的歌曲《渔家姑娘在海边》。常连长几次推说不会唱歌，唱起来会黄腔黄调的，很难为情。但民兵小队长不依不饶，跑上前拉着他的手，不由分说，一起快步跑上舞台，在战士和渔民们的掌声和起哄声中，常连长无奈，只好麻起胆子和她唱起来:

大海边哟沙滩上，

风吹榕树沙沙响。

渔家姑娘在海边，

织呀织渔网嘛织呀织呀织渔网哟。

……

一曲唱罢，台下掌声雷动。大家都称赞他俩郎才女貌，心有灵犀，和谐甜美，还高呼要他们再来一个。常连长摆摆手，慌忙跑下台。姑娘却拉着他手不放，一双黑珍珠般的大眼睛，在银色的月光下，深情地注视着他，眼里流露出清泉一般，绵绵无尽的爱意，嘴里不停地夸赞常连长说：你骗人，你骗人，你的歌声高亢嘹亮，滿含深情，比我唱得还要好呢！

常连长当了八年兵，到一九七八年金门炮战结束，他也要转业到煤炭系统了。渔家姑娘知道后，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不让他走，要他就地转业和她结婚，一生一世在一起，并发誓说：今生非他不嫁！常连长告诉她说:自己来当兵之前，已经在山东临沂老家结婚了，不可能再娶她。姑娘听了，一把抱住他，哭得死去活来，他要走，她就要去跳海。这件事迅速在军营内外传开，上级首长和地方领导都知道，大家都为她们惋惜，但谁也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最后，在多方耐心细致的工作下，渔家姑娘答应放他走，但要常连长答应今生成不了连理枝，下一代也要做比翼鸟。于是，两人当众立下誓言：将来两家夫妻，如果有一家生的是女孩，另一家生的是男孩，就让他们结成夫妻；如果两家都男孩或者女孩，就让他们结为异姓兄弟或姐妹。结果，常书记回来后生了个女孩，福建姑娘结婚后也生了一个女孩，待她们长大后，再说清楚原因，结为姐妹。又过一年，常书记家生了一个男孩，这孩子今年刚好十八岁，那家姑娘刚进十九岁，常连长和渔家女年轻时约定的事终于有了眉目。

常书记微微叹一口气，从回忆中解脱出来，稍息一会儿，一字一句地对两个女人说：大的女孩已经有了男朋友，已到了结婚年龄。小的儿子也长大了，未来的儿媳也在床前，让她们知道父母的心愿，当面拥抱一下，表示认同这两桩婚事。待自己走后，当天上午举行简单的追悼会，把自己的遗体火化成骨灰存放在殡仪馆，下午就给女儿举行婚礼。儿子随未来的岳父岳母调回福建，过一年半载再举行婚礼。两个女人紧握他的手，表示尊重他的遗愿，一切照办。女儿女婿，儿子和未来的儿媳，当场互相拥抱，同时一起跪在常书记的床前，表示同意父母的决定。

常书记强睁着眼睛，看着眼前的亲人，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微微地舒一口气，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编辑：陈友云　审核：吉庆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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