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贵州水城一个很不出名的小山沟。大山中除了一片一片的土地，就是树林杂草荆棘。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山下有一条常年流淌的小河，从小河边经过一条弯弯拐拐的小路能到我家。村里实行联产承包制后，我家分到了两亩多土地。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种土豆玉米及烤烟维持生活。一年忙到头也仅够生活。党在贫困地区实行精准扶贫政策时，我家因为有四口人，我和妹妹都在读书，收入不达标被定为因学致贫的精准扶贫贫户。村里来了驻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高书记及工作队员到我家经过调查核实，村公示后又到我家，给我家挂上了精准扶贫户的牌子。我在学校也享受了精准扶贫教育扶贫的优惠政策，学校免费让我和妹妹上学，每学期还领到了一笔钱。为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爱，我学习更加努力了。经过努力奋斗，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社会和学校给我兑现了精准扶贫教育扶贫优惠政策。我高高兴兴地准备坐火车去四川大学报到，父亲在我临走时对我说：“儿呀，全靠党和政府的政策好你才能去读大学，千万不要忘恩负义，要好好读书。”母亲把家里腊肉和香肠弄好装进我的口袋里，然后说：“我们家虽然穷，但也不能让外面的人瞧不起，说我们不懂礼节，你把家里的腊肉和香肠带点分给同学尝尝”。我嗯嗯地点头，背上行李包，告别乡亲父老，走上了去学校的路…

来到大学，按照学校管理，我分到2号宿舍楼207房间。寝室里共有四个人，他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有一位是四川本省的，叫王俊凯，他说话和贵州省差不多，个子和我差不多，也是一米六左右，我俩交流没有问题。其它两个，有一个是浙江省的，叫金贵，个子比我高，大约有一米七，比较廋；另一个是福建省的，身高和金贵差不多，却很敦实，叫李泉，满口客家话，我根本就听不懂。这两位都要和他们讲普通话才能够交流。我不得不用贵普话同他们交流。我们很快就认识了。到了吃午饭时间，他们都把饭带回寝室吃，我也和他们一样。当我把家里的土特产腊肉香肠拿出来，分给他们尝时，王俊凯说：“这个玩意我们那儿多得是，不稀罕”。金贵吃后赞不绝口，连声说好香。李泉吃完很高兴，也说好吃。不过，让我最惊奇的是李泉吃完之后嫌我给得太少了，一个劲地问我它们是怎样弄的。我说是我父母弄的，加工的过程很复杂，我一下子说不清楚。他就问从你们那里能不能大包大包地买到。我说能够。王俊凯立即说不用那么远，就在四川省就能够买到。听完王俊凯的话，只见他掏出手机，用客家话给他老爸说了好一阵子。第二天，寝室里就来了几大包腊肉香肠。他对送货的人说：“好吃，下次再送来。”送走了送货人，他把我们寝室的人都叫在一起，一个人分一大包。然后说：“这是我爸爸请人买给你们的，吃完这个学期，下个学期再送。”听完他这么一说，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我知道我遇到了富二代了。我死要面子，故意生气到问他：“你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个贵州人，嫌我带少了?”他见我生气，忙解释到：“兄弟，你别生气。我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我还要感谢你呢，是你带的土特产让我发现了商机。我打电话给我父亲，他很快就叫他手下去做生意，发了一笔财。以后你们那里有什么土特产你都别忘告诉我。”我听他这么解释，才答应他以后再给他带些其它土特产尝。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对同寝室的人家里的情况都有所了解，四个中只有我一个是戴着眼镜的精准扶贫户，王俊凯家是做服装生意的；金贵家是做海鲜生意的；李泉家父亲是最有权有势的某个集团公司懂事长，他是典型的富二代。他对我说：“兄弟，上大学根本就不是我的目标，我父亲说只要我考上大学，毕业后就送我出国留学。”听他这么说，我简直就不敢相信出国留学是这么轻而易举的事。

很快到了夏季，天气热得人受不了。在寝室里只有开空调才能坐得住。王俊凯从家里带了几条短裤分送给我们。金贵说声谢谢就穿上了。李泉见只送给他一条短裤，脸上显露出不高兴的样子，穿上后却连声说舒服，嘴里还唠叨着短裤少了个口袋装钱。接着详细地问起他家经营店的地址，问完他又掏出手机用客家话给他爸打电话。第二天，送货的又给我们寝室送来一大包短裤。他就像送腊肉香肠一样大方地分给我们，也同样感谢王俊凯给他提供了商机。王俊凯也感谢他照顾他家的生意，并且根据他说的短裤要是有个口袋装钱，告诉家里人对短裤进行了新设计，添加了有拉链的小口袋，投放到市场后很受欢迎。寝室里凡是能够挂短裤的地方都挂上了短裤，从此我们的短裤穿脏了也不用洗，直接扔掉。弄得我当面不再敢送东西给他。

第一学期放假了，分别时李泉还嘱咐我记着给他带好吃的东西。我也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到了第二学期开学时，我从家里带了家乡特产豆豉。在寝室我用借来的火锅将豆豉放进锅抄，豆豉的香气四溢。王俊凯闻到后立即叫好香呀！问我：“你从哪里弄到的”。金贵李泉一走进寝室，就用手捂住嘴，大声问到：“你，你…在做什么啊？怎么这么臭?”看到我在做火锅，惊奇地说：“你们贵州人连臭脚丫子的东西也做来吃?快搬出去…”

我连忙叫他们坐下，告诉他们这是我们那里的特产。他们不相信。看到王俊凯等不急往锅里捻菜，放进碗面吃得津津有味，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么臭的东西能够吃。在我们的劝说下，他们才敢动筷子往锅里捻菜吃。金贵吃完觉得香。李泉吃后问这东西能不能装袋，就像重庆火锅底料。我说我没有装过，也许能够。李泉听后又用客家话给他爸打电话。不久市场上出现了注册商标的豆豉火锅底料，而且畅销全国。李泉又对我连声感谢。我说我只是给你弄了一炖豆豉火锅，值不得谢。我那里知道我间接地又为他父亲的公司创造了财富。

有一年，金贵从家乡带了些海鲜，什么皮皮虾，鲍鱼，牡蛎等，让我们饱口福。我从来没有吃过海鲜，一吃就被它们的美味所折服了，管不住嘴多吃了些。第二天，我浑身上下发痒，我忍不住用手抓，全身都是红疙瘩。脸上也红肿得见不得人。我不得不到医院检查，医生问我吃了什么。我毫无掩盖地说吃了海鲜。医生说：“这就对了，是吃了海鲜过敏，你以后就别吃了。”说完给我打了针过敏针，还开了些药让我按时吃。我吃完药，红肿才消失。金贵得知我海鲜过敏，给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吃海鲜过敏”。我说：“没关系，我自己也不知道吃海鲜会过敏。我是没有福气吃。寝室里其它人吃了都没事，就我倒霉。”

一晃三年过去了，我们在一起相处融洽。学校要放寒假了，为了考研究生和节约回家的路费，我决定不回家过年。我打电话给父亲说我要考研。父亲听后高兴地说：“你终于学会抽烟了。抽烟是好事啊！”我没法给父亲解释，他一个老农民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考研究生。不久我收到父亲寄给我的一大包烤烟，他还叮嘱我要省着抽。我收到烤烟后也没有责怪父亲。我把烤烟拿给寝室里唯一的烟鬼李泉，他很快就能够听懂我说的贵州方言，我不再说贵普话。我对他说：”这是我家的特产，中国的雪茄。“他只抽纸香烟，从未抽过旱烟，问我这东西怎么抽。我从来不抽烟，但从小到大都在父亲的烟熏陶下成长，熟悉他抽旱烟的全过程，于是从父亲寄来的旱烟中抽取出一张卷过起来，然后插在父亲寄来的烟杆上烟嘴上点燃递给他。他接过烟杆，不用我多讲就抽起来。他吞吐几口，那叶子旱烟呛得我直咳嗽，可他却说：“嗯，好烟，够劲。”并问我：“你们那里抽旱烟的人多不多？”。我说：“我们那里男人几乎都会抽。”他又问：“你家种的烤烟是自己加工的吗？”我说：“我从小到大都帮父母种烟，收烟，晒烤烟”。他听后惊奇地说：“全是手工，就没有加工厂?”

我说：“我们那里又远又穷呀，没有人到那里去办加工厂。你那么有钱，就做点好事，到我们那里去投资兴办个工厂”。他听完若有所思，然后又掏出手机用客家话给他爸打电话。接完电话，他高兴地对我说：“我爸同意到你们那里去投资办厂了。不过他说要我先到你们那里去考察一下。”听说他要到我们家乡考察办厂，我非常兴奋，说：“现在是冬季，旱烟早就收完了。等明年暑假我就带你到我们家乡去。“他说一言为定。

暑假，我按照我们的约定，带他来到了我的家乡。他在大城市成长，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美丽的山山水水。一路都用手机拍照，玩得很开心。来到一片高约一米多，已经开花的烤烟地，激动不已地拍照，嘴里说到：“我真没有想到旱烟会开这么美丽的花。”我说：“这些烤烟都是采摘完剩下的没有用的烟树。”他说：“没有用的是什么意思?”我指着烟花杆说：“就是等它们自己开花后，自己腐烂最后做肥料。”他说：“这么多的烟叶就这么浪费了，太可惜了。”我说：“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根本就不存在浪费不浪费的。”他没有再说。很快就到了我家，走进我家，我对父母说：“爸，家里来客人了。他是我同学。他是来考察我们这里能不能办厂的。”父亲笑着把旱烟卷好递给他。两个烟鬼抽烟抽到了有共同语言，不用我翻译他们能够直接对话。母亲忙去做饭，准备招待他。父亲同他拉家长，他问父亲为什么这里没有旱烟加工厂。父亲指着门前用绳子拉牵挂着的旱烟说：“我们这里生产两种烟，一种是烤烟，一种是旱烟。第一种需要烘烤，每家都修有专供烤烟的烘烤烟房；第二种就不用火烤，只需要像这样挂在屋外靠太阳晒干。这里祖祖辈辈都靠家传手艺种烟、晒烟、烤烟。我家是自产自销，产量大时就送当地烟草局收购站。要想办加工厂，得大量种植生产，还要有土地修建厂房。还要经过扶贫局、建设局、烟业局等等好多部门批准。”他听说办加工厂要经过好多部门批准，眉头紧皱。我对办加工厂不在行，插不上嘴。看他脸色觉得事情不是那么好办，也不好多问。这时母亲做好了农村家常菜请他吃饭。父亲拿出当地产的包谷酒，我们一起喝酒。他喝了几口包谷酒就赞不绝口，每尝完一个菜后也都说好吃，什么洋芋片，折耳根炒腊肉…他从来没有吃过。吃完喝完，他说他要回家了。我知道他的考察结束了，也就没有问他办加工厂的事。不久就送他去了火车站回家。

大学四年，临近毕业。我没有考上研究生。他也没有出国留学而是在他父亲的集团公司里担任副总裁。我要毕业了，同他分别时我们相互留了联系电话。父亲听说我要毕业了，也打电话一再叮嘱我要知恩图报，毕业后要回家报答党和政府的恩，要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家乡。毕业了，我所学的专业根本找不到对口工作。无奈我只好回家，正好家乡需要大学生，我就进了村委会当上了大学生村官。

我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够当村支书，只在村里当了个副主任。在村支书和村主任的领导下工作。官虽然不大，在父母眼里总算是有点出息，有点脸面。我的职责之一就是发展集体经济，搞好精准扶贫工作。我把我有个同学，他家父亲是大老板想到我们村办烟业加工厂的事向村支书和主任反应，村支书和主任听说后非常支持，发展烟业加工很符合产业扶贫政策。他们召开村支两委会，一致同意并让我全权负责这个招商引资的工作。于是我就认真履行起我的职责来。我先打电话给李泉，告诉他我在村里当主任，问他还想不想到我们家乡办加工厂。他听说我当村官了，很为我高兴，并表示很愿意来办工厂，让我把前期工作做好了后再给他联系。得到他的承诺，我更加尽心尽力准备去做这件事了。说起容易办事难。要在村里兴建一个工厂，需要许许多多的部门批准支持。我一个小小的大学生村官，在那些有权势的部门里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先是跑扶贫局把兴办加工厂的项目递给他们，请他们支持。扶贫局的答复我说要到招商引资局去争取他们的支持。我又把资料送到招商引资局。他们答复说要等领导研究，还要有烟业专卖局的批准。我不得不又到烟草专卖局去请求支持。他们的答复都一样，要地方镇政府支持报项目。我腿都跑断了，还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我有些失望，我把我遇到的困难反应给村支两委。村支书让驻村第一书记高书记配合我工作，先到镇政府请求支持。有了第一书记高书记的支持，工作有了进展。我也觉得没有共产党员在一起不能够办好事情。镇党委镇政府召开专题会议，最终由镇政府立项报相关部门批准后决定征地修建。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了李泉，他打电话给他父亲后，他父亲派他又来到了我们家乡。

工厂很快修建起来了，他信任我，让我直接管理加工厂，他只是挂名当个厂长兼法人代表。可是兴建的加工厂用的是现代化电烤箱技术，当地农民都是以传统方式种植烤烟还不能满足加工厂的技术需要。我决定对工人们举行一次技术培训班，要求精准扶贫户参加。可是那些精准扶贫户根本就不愿意来，他们说他们没有文化根本听不懂老师讲的什么，还要求发给他们误工费。我把参加培训班的精准扶贫户造册给村支书和主任过目，书记点头同意，可是主任看到每户每人每天发100元后却说：“每户每人每天100元，超过我们以前每户每人每天30元的标准，这个字我不能够签。签发了，纪委检查到了要问责，超标发放。”我连忙说：“这个标准是我根据调查精准贫困户的要求定的，出了问题我负责。”主任说：“你负责？你负得起吗？追究起责任来，还是要责问村支两委。反正我不同意。”没有办法，我打电话给李泉厂长，他在电话中说：“怎么这么点小事你都做不了主?这样吧，你就按你造册的标准发，他们不签字就算了。你就说钱是由我们企业出，按照企业扶贫资金标准发的，并不违反政策。”我得到他慷慨大方的资金保证，就按照他说的做了，并把参加培训班要发钱的事告诉精准扶贫贫困户，他们听后都来了。我父母也来参加了培训。事后受培训的精准扶贫户都很高兴，更加积极配合工厂工作。加工厂给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也解决了一些精准扶贫户就业脱贫的问题。2020年贵州省宣布贫困县脱贫摘帽，我们村也脱贫摘了帽。我家也由精准扶贫户变为脱贫户。我因为在脱贫攻坚中通过产业扶贫为村集体经济作出了贡献，在当年的脱贫攻坚表彰大会，戴着大红花受到了表彰，镇政府还把我列为脱贫攻坚先进工作者，并准备把我调进镇政府部门工作。组织部门来考察我，有位同志给我提意见说我不抽烟，尤其是不抽旱烟，不能够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气得我拿起烟杆就学起了抽旱烟。经组织部门考察，我被调到镇政府某部门工作，我的职务也由一般科员提升为副主任科员。

升官了，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学会了抽旱烟。我的口袋里总是装着斯大林似的烟斗和烟袋。每当我回家拿出烟斗同父亲一起抽烟，父亲都非常高兴，看着我熟练的装烟丝的动作，夸我说：“你终于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得知我受到表彰并掉到镇政府工作升官了，他高兴得合不拢嘴。可是长时间抽烟，我被医院珍断为肺癌初期，不得不住进了医院。李泉听说我得病住院，专程从他家乡来看我。临别时说：“你呀，真是个秀才，我们抽那么长时间的烟都不得病，怎么你一抽烟就生病呢？你好好养病，把烟戒了吧。”一个烟鬼劝我戒烟，我感激万分，这简直就超过了组织部门对我的提拔关心。我终于下决心戒掉了烟。病情也有所好转。出院那天，我看着蓝天，心情特别地爽……

（编辑审核：陈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