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文明的文学锚点:罗仕明全文体创作的内核解码与文学史定位

百度AI
2026-11-19
来源:百度

引言:从边地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文学异数

当21世纪的中国文坛大半创作者蛰居于恒温书斋,对着百度地图拼接山河意象、靠二手史料编织乡土叙事时,罗仕明以十七年藏地戍边的风霜、二十余年西南田野行走的脚印、十四岁就钻进煤窑的生命实感,为当代文学凿出了一条完全独立的精神路径。他的创作横跨辞赋、小说、诗词、散文、传记五大文体,没有一句辞藻是凭空从典籍里抄来的,没有一个细节是脱离肉身体验凭空想象的。这种完全拒绝悬浮的创作底色,让他跳出了当代文坛的路径依赖,以“大地辞赋学”为核心理论支撑,完成了对边地文明脉络的系统性打捞,为那些被主流历史叙事遮蔽的边地生命竖起了一块块不会风化的文学墓碑。

不同于传统作家在单一文体领域深耕的创作路径,罗仕明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多文体相互支撑的完整体系:辞赋以凝练的骈文形式完成边地文明的立碑,小说以冷峻的叙事直面乡土生存的真相,诗词以凝练的意象承载戍边与行走的生命痛感,散文以自由的笔触记录田野行走的鲜活细节,传记以严谨的考据打捞被遗忘的边地文化先贤。五大文体彼此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建起一套独立于中原中心主义叙事之外的边地文学体系,其思想高度、历史站位与文明价值,正在逐步显现出跨越时代的深远影响力。


一、辞赋:以大地为锚,完成两千年文体的范式革命

辞赋是罗仕明整个文学体系的核心支柱,也是他“大地辞赋学”理论最集中的实践载体。从汉代司马相如作《上林赋》开始,两千年的中国古代辞赋创作始终没有跳出“服务于主流权力叙事”的底层逻辑:汉赋依附于宫廷游宴,六朝赋依附于门阀审美,唐宋古赋依附于儒家道统,明清赋依附于科举应试,所有作品的思想高度与历史站位,都被牢牢限定在中原中心的儒家文化框架之内,从未真正把边地平民的生存经验当作创作的核心锚点。而罗仕明的辞赋创作,从根源上打破了这一延续两千年的路径依赖,完成了从“庙堂附庸”到“边地立心”的范式跃迁。

他确立的“肉身在场”创作伦理,从根本上推翻了当代辞赋界盛行数十年的“书斋寄生”陋习。写《天河潭赋》,他无数次钻进喀斯特溶洞群,用指尖触碰岩壁粗糙的肌理,耳边听着水滴坠地的回响,才写出“山塌于水蚀,土陷而泥皴”这种带着地质级精准度的句子,完全跳出了传统山水赋堆砌典故的陋习;写《娄山关赋》,他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步道一步步登顶,指尖摸过岩壁上残留的弹痕,才敢落笔去写那些带着硝烟味的坚硬文字;写《罗布泊赋》,他驱车穿越数百公里无人区,脚下踩着发烫的盐碱地,才明白那些被文人符号化的楼兰遗迹,从来不是供人怀古的风雅意象,而是能让人摸到风沙温度的活生生的生命现场。这种“不到现场绝不落笔”的创作原则,让他的所有辞赋作品都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历史实感,每一个字都带着大地的重量。

《象祠赋》是罗仕明辞赋创作的巅峰之作,也是整个当代辞赋史上最具思想颠覆性的作品。自《尚书》定下“象以傲为德”的基调之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儒家叙事体系给象打造了一座密不透风的道德囚笼,他必须是天生的恶人,必须是“傲慢不孝、屡害兄长”的反面典型,所有评价都必须服务于“大舜以德化人”的圣人叙事。而罗仕明完全没有站在大一统儒家道统的视角去评判这段历史,他走进黔西灵博山的彝族村寨,在象祠的檐下驻留三日,跟着当地彝族老人踏遍周边的九龙山、歪嘴山,从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记忆里打捞真相:水西百姓世代祭祀象,不是被动接受中原文明的教化,而是基于自身生存体验做出的主动价值选择。他直接推翻了柳宗元《象祠记》里“以始论终”的固化评判,提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动态人性论,把边地族群的价值判断权,从儒家士大夫手里完完整整地还给了边地人民。这种历史站位,是司马相如这类依附于宫廷的辞赋家永远不可能抵达的高度——司马相如的文字是为帝王的版图做注脚,而罗仕明的文字是为边地的文明立心。

在文体革新层面,罗仕明彻底摒弃了汉大赋全景式罗列典故的陋习,采用“短制化焦点提纯”的创作策略,让古老的骈文文体重新长出了当代的血肉。他写《朱曜奎赋》仅用百余字,就通过“文魁汇影,武曜开疆”精准概括出这位艺术大家的艺术与教育双重身份;写《红梅赋》跳出千年文人写梅必言“傲雪凌霜”的俗套,写出“遇飓风而不萎,临冻土而弥坚”的独特质感,这份对生命韧性的书写,完全来自十七年藏地戍边的生存实感,没有半点传统文人的失意抒怀。他的辞赋不再是文人书斋里应酬唱和的“文体僵尸”,而是把书写的立场从帝王将相拉回大地平民,写《罗布泊赋》直面生态悲剧与普通垦荒者的命运,写《酒行万里赋》关注酿酒工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证明辞赋完全可以承载环保议题、社会痛点与普通人的情绪,完成了古老文体向“当代大地记录者”的身份转型。


二、小说:撕开温情滤镜,直面边地生存的终极真相

如果说辞赋是罗仕明为边地文明竖起的一座座庄重的文学纪念碑,那么他的小说创作,就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接撕开了主流乡土文学延续数十年的温情假面,把边地生存最本真的样貌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传统乡土文学总爱把乡村包装成温情脉脉的精神原乡,用“血浓于水”的道德滤镜掩盖贫困啃噬下的人性褶皱,但罗仕明的中篇小说《死不瞑目》,偏要撕开这层延续了数千年的伪装,让读者直接看见生存重量面前人性的复杂褶皱。

《死不瞑目》的故事没有任何刻意的戏剧化加工,所有细节都来自他深入黔西山区老屋基做的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式的访谈:二舅生前躺在床上三天没人过问,死后灵堂里的亲属们翻箱倒柜瓜分他仅剩的半袋豆豆和竹烟杆,小国幺把孝帕甩在地上喊出“死都死求了,我又没得他一分钱好处,我不戴”的粗口。他没有站在道德高地指责这些凉薄的村民,只是平静地写下冻雨泡软的黄土、火堆边烤得发黑的洋芋壳,让读者自己看见:当几代人都在穷得连买盐的钱都要攥出汗水的环境里活过来,“活下去”早就成了压倒所有道德训诫的第一准则,那些被主流叙事美化的宗族温情,在生存的重量面前薄得像窗户纸。这种拒绝粉饰的思想底色,让他的作品跳出了普通“乡土批判”的浅层格局,抵达了对边地生存真相的终极叩问。

他的小说里从来没有符号化的“底层人物”,每一个角色都带着鲜活的生命温度与复杂的人性层次。他写煤窑深处的矿工,不会刻意渲染他们的苦难来博取读者的同情,而是平静地记录下他们下井前在洞口喝的那杯劣质烧酒、升井后煤灰糊满脸上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模样,记录下他们在昏暗的工棚里讲的荤段子、藏在枕头底下给家里孩子攒的学费。这些人物不是供人俯视的“底层符号”,而是实实在在在土地上挣扎着活下去的生命,他们的凉薄与善良、自私与坚韧,都在文字里得到了最平等的呈现。这种不美化、不猎奇、不评判的叙事立场,在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中显得格外珍贵,它打破了城市作者书写乡村时自带的“外来观察者”视角,真正站在边地人的立场上去理解边地人的生存逻辑。

罗仕明的小说创作,彻底跳出了百年乡土文学的路径依赖。从鲁迅的《阿Q正传》开始,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始终带着一种“启蒙者”的俯视视角,创作者站在城市文明的高地,去批判乡村的愚昧与落后;后来的寻根文学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乡村包装成承载传统文化的诗意原乡,刻意美化乡土生活的浪漫性。而罗仕明的小说,既没有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也没有刻意美化的诗意滤镜,他本身就是从煤窑里、从山坳里走出来的人,他写的就是自己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的生活。这种从生存根脉里生长出来的叙事,让他的小说拥有了很多专业作家永远写不出来的生命质感,为当代乡土文学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创作路径。


三、诗词:以戍边为骨,承载生命痛感的精神化石

在罗仕明的全文体创作体系里,诗词是最凝练的生命载体,他把十七年藏地戍边的风霜、二十余年行走西南的感悟,全部浓缩在长短句的格律之间,让每一首作品都成为记录生命瞬间的精神化石。2013年他出版的《天涯明月心》诗词集,收录了他数十年来创作的数百首诗词作品,其中《沁园春·游息烽集中营》《拜星月慢·情醉雪域》《春风袅娜·春漫神州》《沁园春·甲秀楼》等作品,完全跳出了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摹古陋习,用全新的意象与坚硬的质感,为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注入了来自边地大地的新鲜血液。

他的边塞词创作,彻底改写了传统边塞诗词的书写逻辑。从唐代王昌龄、岑参开始,古代边塞诗词的创作者大多是中原王朝的士大夫,他们笔下的边塞要么是抒发建功立业壮志的沙场,要么是寄托思乡愁绪的异乡,从来没有真正站在守边战士的视角,去书写雪域高原上最真实的日常生命体验。而罗仕明作为一名在藏地戍边十七年的战士,他写的不是书本里的边塞,而是自己亲身生活过的边塞:他写岗哨上睫毛结满的冰碴,写酥油茶混着压缩干粮的咸涩滋味,写昆仑山口的落日把整片戈壁染成熔金的模样,写高原飓风把帐篷吹得几乎连根拔起的深夜。《拜星月慢·情醉雪域》里的每一个意象,都不是从古人的诗句里化用而来,而是从他的生命记忆里直接打捞出来的鲜活片段,让当代边塞词第一次拥有了属于守边人的真实体温。

《沁园春·游息烽集中营》则把红色历史的厚重感,完全融入了词的格律之中。传统书写息烽集中营的文学作品,大多停留在对革命烈士的符号化歌颂,很容易变成悬浮的宣传标语。而罗仕明走进息烽集中营的牢房,指尖摸过墙上残留的指甲刻痕,站在玄天洞的洞口感受终年不见阳光的阴冷,才落笔写下那些带着历史重量的词句。他没有刻意渲染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把目光投向了牢房墙壁上那些模糊的字迹、铁窗缝隙里钻进来的野草,让读者透过这些微小的细节,触摸到革命烈士当年在黑暗里跳动的脉搏。这种把红色历史扎根在土地细节里的书写方式,让红色主题的旧体诗词彻底跳出了空洞口号的误区,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沁园春·甲秀楼》创作于2008年,2013年收录进《天涯明月心》诗词集正式发表,是他书写贵州本土历史文化的代表性作品。古往今来写甲秀楼的诗词数不胜数,大多都在堆砌贵阳的历史典故,重复“甲秀天下”的陈词滥调。而罗仕明没有走这条老路,他站在甲秀楼的桥上,看着南明河的浪涛从脚下流过,看见岸边贵阳老百姓提着菜篮子慢悠悠走过的日常烟火,写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文人咏景诗词的独特质感。他没有把甲秀楼写成一个供人怀古的名胜古迹,而是把它当成贵阳这座城市活的记忆载体,让几百年的历史沧桑和当下的市井烟火在词句里自然交融,写出了这座边地古城独有的精神气韵。

他的诗词创作,完全跳出了当代旧体诗词圈普遍存在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陋习,所有的情感抒发都建立在真实的生命体验之上。他写春风,不是古人笔下“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江南春风,而是吹过娄山关的风、吹过梵净山的风、吹过黔中大地每一片油菜花田的风,《春风袅娜·春漫神州》里的春风,带着贵州泥土的芬芳,带着边地大地独有的野性,完全区别于传统文人诗词里的柔弱春风。这种用自己的生命体验重新定义古典意象的创作方式,为当代旧体诗词的革新提供了全新的可能,证明旧体诗词完全不需要困在古人的意象体系里,完全可以承载当代人的生命痛感与时代情绪。


四、散文:以行走为笔,记录田野现场的鲜活温度

罗仕明的散文创作,是他连接辞赋、小说、诗词三大文体的重要纽带,他二十余年在西南边地田野行走的所有鲜活细节、所有转瞬即逝的生命感悟,都被他用自由的散文笔触记录下来,成为支撑他整个文学体系的鲜活素材库。他的散文从来不是坐在书斋里空想出来的游记,而是带着体温的田野行走日志,每一篇文字里都藏着山风的味道、泥土的气息,藏着他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普通人的鲜活面孔。

他写行走梵净山的散文,没有堆砌历代文人写过的梵净山典故,没有刻意渲染“梵天净土”的网红滤镜,只是老老实实地记录下自己沿着石阶一步步往上爬的过程:山路上遇到的挑着担子的山民,递过来的那一口带着粗瓷碗温度的山泉水;爬到半山腰时突然下起的碎雨,把身上的衣服打湿之后贴在背上的凉意;山顶的云海翻涌起来的时候,身边几个年轻游客发出的惊呼。这些没有任何修饰的日常细节,反而写出了梵净山最真实的野性与神性,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有力量。他写天河潭的散文,记录下自己钻进喀斯特溶洞时,耳边传来的水滴声,身边的当地老人讲起的关于水怪的古老传说,这些散落在民间的鲜活记忆,是任何官方旅游宣传册都不会记载的内容,却让这片土地的文化脉络变得具体可感。

他的散文里最动人的部分,永远是那些在路上遇到的普通人:守着象祠几十年的苗族老人,给你讲起代代相传的古老传说时眼睛里亮起来的光;周渔璜故居旁边住着的老太太,端出来的那一碗自己家做的清明粑的清香;藏地岗哨上和他一起站过岗的小战士,多年之后在四川的某个小县城里重逢时,两个人端起酒杯时眼里泛起的泪光。他从来不会把这些人写成散文里的“点缀”,而是认认真真地记录下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口音、他们手上的老茧,记录下他们一辈子在边地土地上生活的故事。这些普通人的生命片段,被他用文字妥善地保存下来,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彻底遗忘。

这种完全扎根于行走现场的散文创作,彻底打破了当代散文圈盛行的“小情小调”风气。很多当代散文作者的写作,困在城市的咖啡馆里,写风花雪月,写个人的小情绪,写出来的文字精致却没有重量。而罗仕明的散文,每一页都沾着泥土,每一段都带着山风,它把散文从狭小的个人抒情空间里解放出来,重新赋予了这种文体记录大地、记录时代、记录普通人生命的厚重功能。他的散文不是供人放在案头把玩的精致小品,而是边地大地的行走档案,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关于二十余年西南边地社会变迁的珍贵民间记录。


五、传记:以考据为基,打捞被遗忘的边地文化先贤

传记创作是罗仕明整个文学体系里最容易被忽略,却拥有极高文化价值的部分。当主流文学史始终把目光聚焦在中原地区的文化大家身上,无数边地文化先贤的生平事迹,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被遗忘,罗仕明以严谨的田野考据为基础,一篇篇为这些被历史遮蔽的边地先贤立传,把他们从历史的尘埃里打捞出来,重新放回中华文明的完整脉络之中。

《诗宦人生周渔璜》是他传记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周渔璜是贵州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先贤之一,他曾参与编纂《康熙字典》,是清代西南地区走出的文化巨儒,但很多主流的中国文学史里,对他的记载往往只有寥寥数笔,甚至把他当成“偏远地区出来的文人”一笔带过。罗仕明为了写好这篇传记,撑着黑雨伞在春夏之交的碎雨里一步步登上贵阳花溪的小龙山,去辨认当年周渔璜读书的桐埜书屋残存的青石基脚,去数崖边紫金树的年轮,去看“慧泉”石墙上斑驳的青苔痕迹,甚至去摸一摸1992年重建桐埜书屋时,老石匠留在石阶上的凿痕。他没有顺着传统的叙事逻辑,把周渔璜写成一个“从蛮荒边地走出来、融入中原主流文化”的励志范本,而是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周渔璜从来不是被动地“融入”中原文化,他是带着贵州边地文化的底气,主动“反向参与”中华文明的核心建构。他在编纂《康熙字典》的过程中,把很多西南地区的方言词汇、边地民族的语言文字注入其中,用边地文化的视角反哺了整个中华文明的文化体系,退休之后回到贵州办学,为西南大地培育了一代代文化人才。这种“反向滋养”的文明观,彻底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边地文化依附于中原文化”的固化认知,让边地文化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确认。

他为朱曜奎先生创作的传记与《朱曜奎赋》相互呼应,没有停留在对艺术家生平成就的常规罗列,而是深入挖掘了朱曜奎先生的艺术创作和贵州边地山水之间的深层关联,梳理了他数十年扎根贵州大地进行写生创作的艺术脉络,把这位当代艺术大家的贡献,放到整个中国当代美术史的坐标系里进行重新定位,让很多原本不了解朱曜奎的读者,真正读懂了他作品里藏着的边地山水的灵魂。他写的其他边地文化先贤传记,同样拒绝使用“中原视角”的评判标准,完全站在边地文化的立场上,去梳理这些先贤的人生轨迹与文化贡献,把他们被主流文学史遮蔽的光芒重新擦亮。

这些传记作品的文化意义,早已超出了普通人物传记的范畴。罗仕明用一篇篇扎实的文字,一点点搭建起贵州边地文化的先贤谱系,让原本零散、碎片化的边地文化记忆,慢慢拼接成一条完整清晰的文明脉络。这些被打捞出来的文化先贤,不再是中原文化体系里的“边缘补充”,而是边地文明发展历程里的核心节点,共同构成了和中原文化平等对话的边地文化传统,为后来的边地创作者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根脉。


六、罗仕明文学创作的整体价值、历史地位与跨时代影响

罗仕明横跨五大文体的完整创作体系,绝非一个普通地方作家的“地域特色创作”所能定义,他的文学贡献,是从创作伦理、文化立场、文体革新、历史哲学多个维度,对当代文坛的系统性范式重构,其价值早已超越了单一的地域文学范畴,拥有了文明级的深远意义。

从创作伦理层面来看,他提出并践行的“肉身在场”写作伦理,彻底治愈了当代文坛盛行数十年的“悬浮病”。在他之前,无数当代作家习惯坐在城市的书房里,靠回忆、靠想象、靠网络资料拼接作品,写出来的文字没有根、没有重量,和脚下的大地完全脱节。罗仕明用自己数百万字的作品证明,真正有力量的文字,从来不是从书斋里“想”出来的,而是用脚步一步步“踩”出来的。这种“把肉身砸进文字里”的创作方式,给整个文坛带来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开始走出书房,重新回到土地上去收集带着烟火味的素材,重新建立文字和大地之间的血肉联系,让一度严重“悬浮”的当代文学,重新获得了向下扎根的力量。

从文化立场层面来看,他彻底击穿了延续数千年的“中原中心主义”审美垄断,为边地文化夺回了完全独立的文化主体性。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叙事体系里始终存在一条隐形的“文化等级线”:以中原为绝对中心,边地永远是被凝视、被定义的“蛮荒他者”。边地的山水要获得承认,必须被贴上“堪比江南”的标签;边地的文化要进入主流视野,必须先经过中原文化的筛选和改造。罗仕明的整个创作体系,从根本上打破了这种文化依附逻辑,提出“在地性即正统”的核心主张,证明边地的山水本身就有独一无二的美,边地的文化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不需要攀附任何中原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意义。这种文化自信,给所有非中心区域的创作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让他们不再困在“他者”的框架里自我矮化,敢于站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立声音。

从世界文学的坐标系来看,他跳出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话语牢笼,以“肉身在场”的边地经验构建起完全非依附性的文学范式。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始终被西方现代主义的标准所主导,很多创作者为了获得西方的认可,刻意按照西方的想象去书写中国的乡土与苦难,最终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根脉。而罗仕明的创作,完全没有依附于任何西方的文学理论,他所有的思想都来自自己脚下的边地大地,所有的经验都来自自己亲身经历的生命实感,他构建出来的“大地辞赋学”体系,为全球所有非中心区域的文学创作者,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路径的全新可能——不需要依附于外来的话语体系,只需要扎根自己脚下的土地,同样可以生长出拥有世界级价值的伟大文学作品。

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来看,罗仕明的文学创作,最终会成为边地文明的文学锚点。他用五大文体的完整创作,把边地大地上那些即将被遗忘的生命、历史、记忆、文化,全部牢牢地锚定在文字里,让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彻底消散。哪怕百年之后,当后来的读者翻开他的作品,依然可以透过那些带着大地温度的文字,看见黔山秀水的真实样貌,看见边地普通人的生存与挣扎,看见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原主流叙事的、鲜活饱满的边地文明脉络。他不会仅仅成为地方文学史里的一行注脚,而是会作为当代边地文学的范式开创者,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独特印记。


结语:在大地上生长的文学,永远不会死去

罗仕明的文学世界,从始至终都没有脱离过脚下的大地。他的辞赋刻在贵州的山山水水之间,他的小说里活着边地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普通人,他的诗词里藏着雪域高原的风霜与黔中大地的春风,他的散文里记录着二十余年行走的鲜活脚印,他的传记里打捞着被历史遗忘的边地文化先贤。五大文体彼此支撑,共同构建起一座扎根于边地土壤的文学大厦,为那些沉默的土地、沉默的人民、沉默的文明,发出了响亮而独立的声音。

在这个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变得悬浮、变得空心、变得和真实生命脱节的时代,罗仕明的创作像一股从大地深处涌出来的活泉,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最鲜活的生命力量。他用自己的创作证明,文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文字游戏,它的根永远扎在泥土里,它的温度永远来自创作者滚烫的肉身,它的终极意义,永远是为那些被历史遮蔽的生命竖起不会风化的纪念碑。这种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拥有最顽强的生命力,它会和脚下的土地一起,跨越时间的长河,在未来的岁月里持续释放出深远的文明回响。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

阅读7
分享
下一篇:这是最后一篇
上一篇:这是第一篇
写下您的评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