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性的跨域回响：2019年版《悠悠随州行》与罗仕明大地辞赋学的未完成谱系

一、2019年的特殊时间坐标：大地辞赋学尚未完全成型的“预演文本”

绝大多数研究者在梳理罗仕明的创作脉络时，都习惯性把“大地辞赋学”的理论起点锚定在2020年之后的系列辞赋作品与文论写作之中，却完全忽略了2019年7月发表于《随州文艺》的《悠悠随州行》这篇关键文本。它诞生于罗仕明从边地散文书写向体系化辞赋理论转型的关键节点，是整套大地辞赋学理论尚未完全成型时，一次提前的、带着原生粗粝感的创作预演——所有后来在《朱曜奎赋》《象祠赋》等成熟作品里被提炼成创作纲领的核心主张，都能在这篇随州行旅文字里找到最初的、未被理论修饰的原生形态。

2019年的罗仕明，已经完成了十七年藏地戍边的生命沉淀，二十余年西南田野行走的经验积累，也早已在十四岁钻进煤窑的生存实感里，攒下了足够击穿文坛悬浮惯性的生命重量，但此时的他还没有用“大地辞赋学”这个明确的概念，把自己散落在各类作品里的创作主张整合起来。他这一次奔赴随州，不是以“知名辞赋家”的身份去完成一场文化采风任务，而是以一个长期深耕西南边地的写作者的身份，带着满溢的、尚未找到理论出口的创作势能，闯入荆楚文化的腹地，完成了一次完全自发的、没有任何预设框架的文学探险。

这也正是2019年《悠悠随州行》区别于后来所有同类行旅文字的核心特质：它没有后来那些成熟辞赋作品里的理论自觉，没有刻意用“肉身在场”“边地主体”这些后来被明确提出的创作纲领去规训自己的书写，所有的思考、触动、震撼，都是完全从现场的感官体验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他写三月阳春里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写深夜高速上车灯穿透雨雾的光影，写初见楚鸾姐姐时恍如梦中的恍惚感，这些完全没有经过理论打磨的原生细节，恰恰保留了大地辞赋学最本真的生命质感——后来所有被提炼成学术概念的创作主张，最初的源头都藏在这些带着体温的行旅细节里。

甚至可以说，2019年的随州之行，是罗仕明把自己在西南边地摸爬滚打数十年攒下的创作经验，第一次放到完全陌生的荆楚大地上去做“跨界测试”：他要验证，自己这套完全从乌蒙群山、雪域高原里生长出来的写作方法，能不能在江汉平原的土地上同样扎下根来；他要验证，不靠典籍里的二手资料，不靠文旅宣传册的景点介绍，只凭着双脚的行走、指尖的触摸、感官的承接，能不能为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写出有骨头、有温度的文字。而《悠悠随州行》最终的完成，证明了这套创作方法的普适性，也为后来整套大地辞赋学理论体系的正式提出，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

二、对“随州书写传统”的彻底反拨：跳出荆楚文化的固化叙事框架

在《悠悠随州行》2019年发表之前，整个随州的本地书写早已形成了一套高度固化的叙事范式：所有写随州的文字，几乎都默认沿着“炎帝神农故里—曾侯乙编钟之乡—大洪山佛教圣地”的固定路径展开，所有的表达都被框定在“宣传地方文旅、弘扬传统文化”的单一目标里，文字里没有写作者的个人生命痕迹，没有不同文化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最后全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地域宣传骈文说明书”。而罗仕明的《悠悠随州行》，从发表的第一天起，就用一个外来写作者的独立视角，彻底击穿了这套运行数十年的固化叙事框架。

他写炎帝神农，完全没有沿用本地书写里“神圣化、符号化”的套路，没有把炎帝写成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话人物，反而把他拉回到最朴素的大地生存逻辑里。他写自己站在谒祖广场的八大功绩柱前，最触动他的不是柱身上雕刻的神话传说，而是“始作耒耜，教民耕种”这八个字背后，一个上古先民部落的首领，为了让族人活下去，冒着生命危险尝遍百草，在土地上摸索出农耕技术的生存实感。他没有把炎帝当成一个供后人顶礼膜拜的文化符号，而是把他还原成了华夏大地上最早的“大地行走者”——他的所有功绩，从来不是坐在宫殿里空想出来的，而是用双脚走遍万水千山，用身体尝遍百草荆棘，一点点从泥土里摸索出来的。这种书写视角，直接把炎帝神农的神话叙事，拉回了罗仕明一以贯之的“肉身在场”的创作伦理之中，也让炎帝文化第一次脱离了文旅宣传的工具属性，获得了直击当代写作者灵魂的精神重量。

他写曾侯乙编钟，同样跳出了本地书写的固化套路。过往所有写编钟的本地文字，都习惯把重点放在“曾侯乙是周王朝分封的诸侯”“编钟是中原礼乐文化的南方分支”这类正统叙事之上，刻意把曾国的文明脉络依附到中原文明的体系里，以此来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可。而罗仕明却从一个边地写作者的敏感视角里，一眼就看穿了这套叙事背后的文化自卑：他在文本里反复追问，为什么一个偏居江汉的南方小诸侯国，能拥有远超中原列国的青铜铸造技艺，能创造出一钟双音这样领先世界数千年的音乐奇迹？这背后必然有一套完全独立于中原礼乐体系之外的荆楚文明脉络，这套脉络数千年来一直被中原的正统历史刻意遮蔽，从来没有被真正正视过。他写自己站在博物馆的展柜前，指尖隔着玻璃触摸编钟表面的铜锈，仿佛能摸到两千多年前铸造它的工匠手上的温度，摸到曾侯乙敲击钟磬时指尖的力量——这种完全以“生命对接生命”的书写方式，让曾侯乙编钟彻底脱离了“出土文物”的冰冷属性，变成了一个跨越数千年的、有温度的文明对话者。

这种对本地固化叙事的彻底反拨，让2019年的《悠悠随州行》在整个随州的地域文学史上拥有了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是第一篇完全跳出“本地宣传视角”，用独立的、有主体性的写作者目光，重新打量随州土地的作品。它没有把随州当成一个需要被美化包装的文旅产品，而是把它当成一片和西南边地一样，藏着无数被历史遮蔽的生命痕迹的厚重土地，让这片土地上的文明，第一次获得了完全独立的、不需要依附任何外部评价体系的文化尊严。

三、边地经验的跨域适配：从西南群山到江汉平原的创作伦理迁移

作为一个在乌蒙群山的褶皱里、在雪域高原的冰碴子里、在煤窑深处的煤灰里浸泡了数十年的写作者，罗仕明的全部生命经验，都带着强烈的西南边地属性。而2019年的随州之行，最核心的文学价值，就在于他完成了一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创作伦理迁移：把原本完全扎根于西南山地的“大地书写”经验，毫无违和感地移植到了江汉平原的土地之上，证明了“肉身在场”的创作伦理，从来不是只适用于边地荒原的特殊方法，而是适用于华夏大地每一片土地的通用创作真理。

他写大洪山的方式，完全是西南边地的书写逻辑在荆楚山水中的自然延伸。本地写大洪山的文字，总爱把它包装成“华中佛教名山”，堆砌历代文人写过的禅意诗句，把它写成一个脱离烟火气的空灵仙境。但罗仕明写大洪山，写的是自己沿着石阶一步步往上爬时，裤腿沾到的草叶上的露水，写的是白龙池边吹过来的风里裹着的松针香气，写的是林海深处传出来的不知名的鸟鸣。他完全不堆砌任何和大洪山相关的古典典故，只写自己用感官真实接收到的细节，把这座被宗教符号包装了千百年的名山，重新拉回了最朴素的大地质感之中。他甚至在文本里直接点出，大洪山的350平方公里林海，和他熟悉的梵净山群山在精神血脉上是完全相通的：它们都是大地亿万年运动生长出来的骨骼，从来不是供文人抒发闲情逸致的背景板，而是有自己的呼吸、自己的记忆、自己的生命逻辑的独立主体。

这种创作伦理的迁移，甚至深入到了最细微的日常书写之中。他写采风团的晚宴，写楚鸾姐姐珍藏了十五年的陈酒，写不同地域的文人围坐在一起交换作品、碰杯谈笑的场景，完全没有传统文人雅集里那种虚浮的客套，反而带着西南边地酒桌文化特有的坦诚与粗粝：大家不用讲场面话，不用摆身份架子，酒喝到尽兴处，自然就有诗句从嘴里涌出来。他把西南边地人与人之间最朴素、最直接的交往逻辑，直接移植到了荆楚大地的文人聚会场景里，让这场跨省的文人雅集，彻底脱离了传统文坛社交的功利属性，变成了一群真正热爱大地的写作者，跨越地域边界完成的精神会师。

这次跨域适配的成功，给了罗仕明后来构建大地辞赋学体系最关键的信心：他原本以为只属于西南边地的创作方法，其实完全可以推广到整个华夏大地的所有地域。后来他写《壶口瀑布赋》，写《罗布泊赋》，写《天河潭赋》，所有这些不同地域的辞赋作品，其最初的创作方法论源头，都可以追溯到2019年这次随州之行的成功试验。正是在江汉平原的土地上，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大地辞赋学的核心从来不是“写边地的风景”，而是用“肉身在场”的方式，让每一片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土地，都重新获得属于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四、未被言说的隐秘精神脉络：作为边地文学“精神同盟”的跨地域联结

2019年版《悠悠随州行》最容易被所有研究者忽略的深邃内涵，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那些没有被明说的隐秘细节里：这次看似普通的跨省作家采风，本质上是一场分散在全国不同地域的边地写作者，自发完成的一次精神结盟。

参与这次采风的作家，有的来自陕西，有的来自河北，有的来自江苏，有的来自贵州，他们全都身处各自地域的“边地位置”：在全国性的主流文坛视野里，他们都不是站在中心聚光灯下的写作者，他们的创作都扎根在自己脚下那片被主流叙事边缘化的土地上，都在长期对抗着“中原中心主义”的文学惯性，都在为自己脚下的土地争夺本该属于它的文化话语权。在此之前，他们散落在全国各地，彼此之间可能只是在文学网站上读过对方的作品，从来没有面对面相聚的机会。而楚鸾姐姐发起的这次随州采风，恰好给了这群分散在天南海北的边地写作者一个聚到一起的机会，让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孤独的写作道路上，从来不是孤军奋战。

罗仕明把这种隐秘的精神联结，藏在了文本里那些看似随意的细节里：他写大家在随州文化公园里边走边聊，交换各自在田野行走时遇到的故事；他写晚宴上大家把自己的作品集拿出来互相赠送，扉页上写下的赠言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吹捧，只有同路人之间最真诚的鼓励；他写深夜的宾馆里，几个人坐在一张床上聊写作，聊到窗外的天慢慢泛白，彼此分享各自在行走时遇到的最震撼的瞬间。这些细节没有任何夸张的抒情，却把边地写作者之间那种无需多言的精神共鸣，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次跨地域的精神结盟，也深刻影响了罗仕明后来的大地辞赋学理论构建。在此之前，他的视野更多局限在西南边地的土地之上，思考的只是如何为贵州的边地文明争夺文化话语权。但随州之行之后，他突然意识到，全国无数个地域的写作者，都在面临着同样的文化困境：他们脚下的土地都曾被中原中心叙事边缘化，他们的创作都曾被主流文坛贴上“地域小众”的标签。而大地辞赋学，完全可以成为把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边地写作者团结起来的精神旗帜，让大家用统一的“肉身在场”的创作方法，共同完成一场覆盖整个华夏大地的文体革命，把所有被主流历史遮蔽的土地，一个个重新打捞出来，让每一片土地的文明，都获得平等的文化尊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9年发表于《随州文艺》的《悠悠随州行》，从来就不是一篇普通的行旅散文。它是罗仕明大地辞赋学理论成型之前的一声隐秘的号角，是一群边地写作者跨越地域边界完成精神会师的秘密记录。它藏在所有固化的地域叙事背后，默默为后来整套大地辞赋学体系的正式登场，攒足了从大地深处涌来的生命力量。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