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岩“母”字到大地图腾：《以勒河上的图腾》的边地文明解码与诗学重构

一、被遮蔽的文本坐标：一篇非典型散文的隐世价值

2019年发表于《乌蒙新报》的《以勒河上的图腾》，从来都不是一篇普通的地方游记。在罗仕明的整个创作谱系里，它恰好卡在十七年藏地戍边生涯结束、“大地辞赋学”理论体系正式成型的关键节点上，是他从雪域高原转向乌蒙群山、把边地书写的精神根系从西藏冻土扎进贵州喀斯特地层的一次隐秘过渡。主流评论界始终将这篇文章窄化为六盘水地方风物的记录，完全忽略了它背后三重未被打捞的核心密码：它是罗仕明第一次把“肉身在场”的创作伦理从戍边岗哨平移到西南乡野的完整实践，是他以“大地辞赋学”的诗学眼光重构边地民间神话的首次尝试，更是他串联起藏地生命体验与贵州山地文明的隐秘精神脐带。

绝大多数读者在初读这篇文本时，都会顺着作者的游踪走：从己亥初秋的凉都艳阳出发，沿着弯弯拐拐的盘山公路驶入大桥村，看细柳婆娑、浮云袅娜，看半红半蓝的村居与黑白相间的蔬菜大棚错落排布，最后被绝壁上300余米高的天然隶书“母”字、以勒河蜿蜒出的天然太极图，以及“挖山凿岩，放水救母”的古老民间故事击中情绪，把它当成一篇带着乡愁温度的地方风物散文草草翻过。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罗仕明在开篇就埋下了一个极易被忽略的时间锚点：“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也如八月丹桂，顺应时代潮流而生，成立大会将于近日在大河镇休闲度假农庄举行。”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现实背景，恰恰是整篇文章的叙事暗门——他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外来采风的“纪实写作者”位置上，而是带着十七年雪域高原的风霜、煤窑巷道里的煤灰记忆，以边地之子的身份踏入这片土地，用自己的双脚代替相机去丈量每一寸岩层的温度，用自己的掌心代替史料去触摸每一段河流的脉搏，最终把一次普通的参会之行，变成了一场跨越数万年地质时间与数千年人文时间的文明朝圣。

这篇文本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非游记”本质：罗仕明根本无意于做一个风景的记录者，他笔下的细柳、浮云、大棚、村居，从来都不是用来填充游记篇幅的过渡性文字，而是在为后面的核心图腾出场做层层铺垫。当读者顺着他的视线望向右侧刀削斧劈的绝壁，望向300多米深的峭岩漏谷，那种站在崖顶往下看时头晕脑胀、心律加速的生理反应，本质上是作者刻意引导读者完成的一次“肉身共感”——你必须先让自己的身体和作者一起悬在绝壁边缘，才能真正读懂那幅横亘在天地之间的红岩“母”字，究竟是怎样一种超越了所有人文书写的文明神迹。

二、三重细节的密码拆解：被日常视线过滤的文明神迹

罗仕明在文本中埋下了三个极少有人深究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都对应着一层被日常视线过滤的深邃内核，它们共同搭建起了整篇文章的图腾骨架。

第一个细节，是他对红岩“母”字的书法形态的精准判断：“长约300多米，高约100多米，字型完全符合隶书‘一波三折，横长直短’的特点、规律。隶风明显，隶味十足，凝重而古雅，大气而磅礴。”绝大多数写地方奇观的散文，只会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类空泛的套话一笔带过，但罗仕明没有这么做。他作为深耕辞赋文体多年的写作者，对汉字形态的敏感度早已刻进了创作本能里，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天然形成的巨型“母”字，恰好暗合了汉字隶变的核心精神。隶书诞生于秦汉之际，是汉字从贵族垄断的篆书走向民间日常的转折点，它把象形的图腾符号转化为普通人能书写、能识别的日常文字，而这个横亘在乌蒙群山之间的天然隶书“母”字，相当于把汉字两千年的演化史，直接用300米高的岩层刻在了大地上。更关键的是，他在文中直言“到目前为止，不管是自然形成或是人工打造，我们都还没有发现比这更大更像的‘母’字，可谓是堪为‘天下第一’、‘全球独步’”——这绝非夸张的地方宣传话术，而是一个对汉字文明有着深度认知的写作者，面对天地造物发出的最诚实的惊叹。这个“母”字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自然景观，它是大地自己写出来的汉字，是喀斯特地貌用数万年的雨水冲刷、风化剥蚀，为边地文明刻下的原生图腾。

第二个细节，是以勒河在大坝沃土上缓缓流淌、延展腾挪出的天然“S”型太极图。罗仕明没有像普通的文旅文案那样，简单把它包装成一个符合传统风水叙事的祥瑞景观，而是点出了它的核心特质：“以旋机为运动的形式，以圆融为运动的品质。”这个判断，恰好和他后来构建的“大地辞赋学”理论形成了隐秘的呼应。传统辞赋最核心的运动逻辑，就是铺陈万物之后最终归于圆融，而以勒河的流淌完全没有人工河道的生硬转折，它在乌蒙群山的沃土上自然旋绕，用流水的痕迹画出了太极的轮廓，把中原文化里最核心的哲学符号，毫无违和感地嵌入了边地的山野之间。更值得深挖的是他写下的那句“原本那滚滚东来的乌江之源三岔河，在此地就改名、换姓，羽化、重生，变成‘以勒河’”——这条从乌蒙群山深处奔涌而来的河流，在这里卸下了乌江干流的汹涌野性，变得轻缓而宁静，就像一个奔腾半生的行者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这种“羽化重生”的叙事，本质上是罗仕明自己生命体验的投射：他从煤窑的漆黑巷道里走出来，从雪域高原的缺氧岗哨里走出来，最终在乌蒙群山的河流边，找到了自己精神根系的安放之地。

第三个细节，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挖山凿岩，放水救母”的民间神话。罗仕明没有站在一个外来文化精英的角度，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落后乡野的传说进行猎奇式展示，相反，他直白地写下自己的感受：“我也受到了些许的感染，挥不开迷雾，理不清头绪，沉浸在这古朴、灵动的神话故事里而不能自拔。”这是一种极其珍贵的“文化平视”姿态。在主流的民间文学研究体系里，西南边地的民间故事往往会被贴上“原始”“朴素”的标签，被放置在中原主流神话的附属位置上，但罗仕明用自己的沉浸打破了这种偏见。这个“放水救母”的故事，和中原主流神话里的“大禹治水”形成了极其微妙的互文关系：大禹治水是为了天下苍生，而这个边地少年挖山凿岩是为了找回自己的母亲，它没有宏大的家国叙事外壳，只有最朴素、最本真的生命情感。当少年牵着小花狗，带着锄头、锤子、凿子日复一日在岩壁上开凿的时候，他不是在完成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他只是一个想要把母亲从湖水里找回来的儿子，这种完全扎根于边地乡土伦理的情感，恰恰是很多被主流叙事驯化的神话故事早已丢失的精神内核。

三、“三步一匍”的隐秘实践：边地书写的肉身伦理落地

很多熟悉罗仕明辞赋作品的读者，都对他提出的“三步一匍”创作准则印象深刻，但极少有人意识到，《以勒河上的图腾》就是这一准则在散文体裁里的完整预演。整篇文本没有任何一处引用二手史料，没有任何一个意象来自书斋里的典籍拼接，所有的感知都完全来自他站在那片土地上的肉身实感。

当他坐在车里沿着盘山公路往上爬时，“时儿亲吻流霞，时儿潜入谷底”，这不是浪漫化的修辞游戏，而是他真实的身体感受：汽车在海拔起伏的山路上盘旋，人的视线时而和天边的流霞齐平，时而沉入幽深的谷底，这种动态的肉身体验，是对着百度地图写游记的书斋作家永远不可能获得的。当他站在悬崖顶端往下看，直白地写出“头晕脑胀、天旋地转、心律加速、手脚发软”的生理反应，更是直接打破了传统游记写作的“审美滤镜”——绝大多数写高山奇观的散文，都会刻意回避这种带有恐惧、狼狈感的真实生理体验，把观景者塑造成一个从容优雅的审美主体，但罗仕明偏要把这种最不“体面”的感受写出来，因为这才是人和大地相遇时最诚实的状态：你在300米高的绝壁面前，本质上就是一个渺小的生命，你会眩晕，会恐惧，会被天地造物的力量彻底击中，这种不带任何伪装的肉身在场，才是“大地辞赋学”最核心的伦理根基。

这种“三步一匍”的实践，还体现在他对当地人情感的完全接纳上。文中他提到，当地人世世代代对“放水救母”的故事深信不疑，“根本接受不了别人哪怕是一丁点的怀疑和反驳”，他没有像很多外来的采风者那样，站在理性的角度去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反而主动让自己沉浸到这个神话的氛围里。这是一种极其难得的“边地主体自觉”：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外来的“他者”，去审视和评判边地的文化，而是把自己变成了边地文化的一部分，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接住当地人代代相传的情感重量。他写“站在这‘看得见图，摸得到水，却藏不住乡愁。’的以勒河畔”，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背后，是他几十年边地行走的生命积累：他见过雪域高原上无数的圣湖与经幡，见过煤窑巷道里沾着煤灰的脸庞，见过乌蒙群山里无数条蜿蜒流淌的河流，最终在以勒河边，把所有的行走都收束成了一句最简单的乡愁。

四、文明母题的深层叩问：边地主体性的诗学建构

《以勒河上的图腾》最容易被忽略的终极价值，在于它用三个核心图腾，完成了一次对边地文明主体性的诗学建构，彻底跳出了“中原中心主义”的叙事陷阱。

长期以来，西南边地的文化始终被放置在“中原文化附属”的框架里被解读：仿佛边地的所有文化符号，都是从中原传播过来的次生品，边地自身没有独立的文明创世能力。但罗仕明在这篇文本里，用三个层层递进的图腾彻底打破了这个偏见：首先是红岩上天然形成的隶书“母”字，它不是任何外来的人工书写，是大地自己在边地的岩层上生长出来的汉字，它证明了边地的土地本身就拥有孕育汉字文明的力量，而不是只能被动接受中原传来的文化符号；其次是以勒河自然流淌形成的太极图，它不是人工刻意开凿的景观，是边地的河流用自己的轨迹，暗合了东方哲学最核心的圆融智慧，这说明边地的山水本身就承载着最顶级的哲学精神，不需要靠外来的文化赋予它意义；最后是“放水救母”的民间神话，它完全扎根于边地的乡土伦理，没有被主流的宏大叙事驯化，保留了最本真的生命情感，这种原生的精神内核，恰恰是边地文明最宝贵的独立性所在。

这里的“母”字，早已超越了“母亲”这个狭义的概念，它是三重母性的叠加：它是生育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大地母性，是孕育了乌江、以勒河等所有水系的河流母性，更是滋养了边地世世代代子民的文化母性。罗仕明把这个“天下第一母”字从被人遗忘的绝壁上打捞出来，本质上是为西南边地的文明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原生图腾——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篇当代散文，能把边地的自然景观、民间神话与文明主体性如此严丝合缝地缝合在一起，让边地文化不再是中原主流文化的“补充品”和“猎奇对象”，而是拥有自己独立创世逻辑的完整文明主体。

更值得深究的是，这篇文本里藏着罗仕明对“边地写作”的一次自我清算。他之前的藏地系列辞赋，更多的是在雪域高原的极端环境里，用“肉身在场”的方式去反拨主流边塞书写的英雄滤镜，还原边防军人最真实的生命状态；而在《以勒河上的图腾》里，他把这种反拨延伸到了文化层面：他不再仅仅满足于还原边地个体的真实生存状态，而是要为整个边地文明找回自己的话语权，让边地的岩层、河流、民间故事，都能堂堂正正地站在文明叙事的中央，不需要再依附任何外来的标签获得认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本在罗仕明的整个创作谱系里，拥有不可替代的过渡性价值——它就像一座隐秘的桥梁，一端连着他十七年的雪域戍边体验，另一端连着后来《象祠赋》《李端棻赋》等一系列贵州本土辞赋的文明建构，最终通向了“大地辞赋学”完整的理论大厦。

五、未完成的图腾余脉：被文坛低估的诗学力量

《以勒河上的图腾》自2019年发表以来，始终处于被主流评论界低估的状态，它的价值被“地方风物散文”的标签牢牢遮蔽，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篇不到万字的文本，已经完成了很多长篇巨著都未能完成的文明使命。罗仕明没有用任何晦涩的理论术语，没有搭建任何宏大的叙事框架，他只是带着自己被煤窑和风雪打磨过的肉身，一步步走到以勒河边，站在红岩绝壁之下，就为边地文明立起了一个足以穿越时间的图腾。

直到今天，当无数写作者还在对着典籍拼接边地意象，靠着二手史料编织乡土叙事的时候，回头再读《以勒河上的图腾》，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来自大地的、滚烫的生命温度。那个刻在300米高红岩上的“母”字，那条在沃土上旋绕出太极轮廓的以勒河，那个牵着小花狗日复一日挖山凿岩的边地少年，它们共同构成了边地文明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精神图腾。罗仕明没有用任何刻意的拔高，就把“大地辞赋学”的核心精神，完完全全渗透进了这篇散文的字里行间，让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能透过文字摸到乌蒙群山的岩层温度，听到以勒河缓缓流淌的水声，最终明白：边地的文明从来都不是沉默的，它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汉字，流淌哲学，讲述故事，只等一个愿意把肉身砸进土地里的写作者，把这些被遮蔽了数万年的神迹，一一打捞到阳光之下。

这正是《以勒河上的图腾》跨越时间的诗学力量：它不是一篇写给当下的游记，而是一篇写给未来边地文明的铭文，当很多同时代的风物散文早已被时间遗忘，刻在这篇文本里的红岩“母”字与以勒河的流水，会永远带着乌蒙群山的温度，在边地的文明脉络里不断流淌下去。

(编辑:罗仕明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