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大地的双轮掘进：罗仕明与贾平凹的文学同源性、路径分野与文明级价值重估

引言：在当代文学的“大地谱系”中发现双雄共振

当中国当代文学走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多数写作者要么陷入书斋里的符号拼接，要么沦为西方叙事范式的模仿者，最终产出的作品悬浮于大地之上，失去了与本土生存现场的血肉连接。而贾平凹与罗仕明，恰好是这条“反悬浮”道路上最具标志性的两座高峰：一个扎根秦岭商州，用数十年笔耕构建出独属于西北乡土的文学宇宙；一个锚定雪域高原与贵州喀斯特山地，以“大地辞赋学”体系完成古老文体的当代复兴。二者看似相隔千里、文体路径迥异，却在最核心的创作伦理上形成了跨越地域的深度共振，又在文明站位、理论建构与文体革命的维度上走出了完全不同的掘进路径。

长期以来，学界对贾平凹的研究已形成完备体系，将其定位为当代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而罗仕明作为边地写作的后起开拓者，其价值尚未得到充分的文学史重估。当我们把二者并置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坐标系中，会发现他们的创作不仅是个体写作经验的叠加，更是一场横跨西北与西南、连通雪域与中原的文明对话——这场对话最终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在城市化消解乡土根脉、西方文论主导话语体系的时代，中国文学如何从自己的土地里重新长出独立的精神骨骼。

一、同源同构：二者共享的三大创作底层逻辑

贾平凹与罗仕明的文学根系，从最深处就缠绕在一起。他们没有走学院派写作者从书本到书本的路径，全部的创作原点都来自生命最早期的生存淬炼，这种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写作底色，让他们天然地与当代文坛的“悬浮写作”划清了界限。

1. 肉身在场：拒绝二手经验的创作本体论

贾平凹十九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他所有创作的原初燃料。他在商州的山路上摔过跤，在田埂上种过地，亲眼见过乡村里的红白喜事、民俗仪式，那些刻在骨血里的乡土记忆，成了他写一辈子也写不完的素材库。他写《秦腔》里清风街的鸡零狗碎，没有一处是从资料里抄来的，全是他在故乡的巷子里蹲了无数个下午，听老人闲聊、看村民吵架攒下的鲜活细节。他始终拒绝坐在西安的书房里凭空想象商州的生活，哪怕写一个乡村老人抽烟的姿势，他也要专门回到棣花镇的老院子里，坐在门槛上看半天才能落笔。这种“脚踩大地”的创作姿态，让他的文字里永远带着商州泥土的湿润气息。

罗仕明的“肉身在场”则走得更为彻底，直接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砸进了文字里。他十四岁钻进煤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触摸过岩壁上的水珠，煤灰糊满整张脸只剩下眼睛的光亮；十七年藏地戍边，站在零下三十度的岗哨上，睫毛上结满厚厚的冰碴，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二十余年在贵州群山里行走，为了写一篇赋，钻进黄家洞摸过石墙，在妲妃池坐过黄昏，在灵博山的象祠檐下驻留三日，亲手触摸老石匠凿下的青石基脚。他提出的“肉身在场”创作伦理，直接推翻了当代文学“文字可以脱离肉身独立存在”的默认前提，明确宣告：你没有用双脚踩过的土地、没有用双手触摸过的事物、没有用生命体验过的情感，就不可能真正拥有书写它的权利。

二者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完美的共振：他们都不相信书斋里的二手经验能写出有重量的文字，所有的意象、所有的细节、所有的情感，都必须经过自己的肉身验证才能进入文本。这种共同的创作本体论，让他们的作品从根源上杜绝了符号拼接的空洞感，每一个字句里都带着真实生命的体温。

2. 民间立场：站在底层一侧的叙事伦理

贾平凹的写作从来没有站在精英视角俯视乡土，他始终把自己当成农民的儿子，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观察世界。他写《高兴》里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没有把他塑造成供城市人同情的“苦难标本”，而是写出了他在都市夹缝里的尊严、梦想与精神撕裂；他写《秦腔》里清风街的普通村民，没有用善恶二元的标签定义任何人，而是还原了乡村小人物身上的复杂、鲜活与真实。他的民间立场，源于自己平民出身的生命感悟，他知道底层人在想什么、在痛什么，从来不会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审判笔下的人物。

罗仕明的民间立场则更具颠覆性，他直接把辞赋这种原本属于庙堂士大夫的文体，拉到了平民的身边。传统辞赋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用来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工具，而罗仕明彻底改写了这个延续两千年的规则：他写《罗布泊赋》直面生态悲剧里普通垦荒者的命运，写《碎碎念赋》容纳当代普通人的职场困境与精神迷茫，写《酒行万里赋》聚焦酿酒车间里一线工人数十年的默默坚守。他的作品里没有帝王将相的位置，全部的笔墨都留给了那些被主流文学史忽略的边地平民，把原本高高在上的古老文体，变成了承载普通人悲欢的容器。

二者都拒绝精英叙事的傲慢，始终把笔对准最广大的底层群体，他们不美化苦难，也不消费苦难，只是平等地记录下普通人在大地上生存的真实状态，这种不带偏见的叙事伦理，让他们的作品拥有了跨越时代的共情力量。

3. 文脉寻根：回归本土传统的美学自觉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代文坛掀起了全面借鉴西方现代派叙事手法的潮流，很多写作者把模仿西方当成“文学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完全抛弃了中国本土的文学传统。而贾平凹与罗仕明，几乎在同一时期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从西方的叙事迷思里抽身，回到中国自己的古典文脉中寻找创作的根脉。

贾平凹最早回归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复活了明清世情小说、奇书叙事的笔法，把《红楼梦》的世情温度、《金瓶梅》的市井质感、民间文学的鲜活趣味全部融入现代小说创作。他摒弃了西方小说刻意制造戏剧冲突的叙事逻辑，用散文化、生活化的碎片化叙事，还原中国乡土生活的本真状态，构建出极具东方韵味的本土美学体系。他甚至大量使用商州方言土语进行写作，保留古汉语在民间的活态遗存，让文字里自带秦地文化的厚重质感。

罗仕明的文脉寻根，则直接追溯到了辞赋文体的源头——荀子的《赋篇》，重新复活了“体物写志”的初心。他没有把辞赋当成躺在古籍里的“活化石”，而是剥离掉汉大赋以来堆砌典故、宏大铺陈的僵化外壳，让这个古老文体重新长出当代的血肉。他从中国传统心学、边地民族的生存智慧里汲取养分，把王阳明“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学思考、水西百姓“以终论始”的朴素历史观全部融入辞赋创作，让这个传承了两千年的文体，在当代重新获得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这种拒绝“向西看”、主动向本土文脉回归的美学自觉，让他们在西化浪潮汹涌的当代文坛，守住了中国文学自己的审美根脉，为后来的写作者提供了完全不同于西方范式的创作路径。

二、路径分野：二者在文明掘进维度的根本性差异

尽管共享三大底层创作逻辑，但贾平凹与罗仕明的文学道路，从核心的文明站位开始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在中原文化的辐射圈内深耕乡土叙事，一个是在边地文明的边缘地带发起文体革命，这种根本性的差异，最终让他们的作品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学史价值。

1. 文明站位：从“地域书写”到“边地主体建构”

贾平凹的创作原点商州，处于中原农耕文明与楚文化的交汇地带，本身就属于华夏文明的核心辐射区。他的“商州文学世界”，本质上是在主流文明的框架内，为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留下一份完整的文学记录。他笔下的商州，始终没有脱离整个中国乡土社会的普遍发展轨迹，他书写的城乡冲突、身份焦虑、传统民俗的消逝，都是整个中国乡土社会共同面临的时代命题。他的贡献，是把一个原本相对边缘的地域，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视野，让商州成为了中国乡土的文学代名词。但从文明主体性的维度来看，他依然没有完全跳出“中原中心”的隐性框架，他的书写是对主流乡土文学的补充与深化，而非对既有文明秩序的颠覆。

罗仕明的文明站位则具有更强的颠覆性，他直接站在边地文明的立场上，彻底打破了延续数千年的“中原中心主义”文化惯性。他拒绝用“堪比江南”的中原审美标准来定义贵州山水，拒绝用中原文化的标尺来评判边地民族的价值体系；他在《黔灵公园赋》里写“城在山中，山在城里”的市井烟火，宣告边地日常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他在《诗宦人生周渔璜》里提出“反向滋养”的文明观，指出边地文人不是“走出蛮荒融入主流”，而是带着边地文化的底气反向参与中华文明核心建构，为《康熙字典》的编纂注入边地视角，反哺家乡孕育西南文化。他从存在论层面确立了“所有文明在大地面前天然平等”的核心判断，彻底推翻了“边地是中原文明附属品”的千年等级预设，为所有非中心区域的创作者建立起独立的文化价值自信。

二者的差异在这里清晰显现：贾平凹是在主流文明的版图里，把乡土叙事挖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而罗仕明则直接在文明秩序的根脉处发起革命，为长期被凝视、被定义的边地文明争得了平等的文化身份。

2. 理论建构：从“经验总结”到“体系化文明工程”

贾平凹是一位天才型的文学实践者，他用四十余年的持续创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写作经验，也留下了大量关于写作的随笔、序跋，分享自己对文学、对乡土的思考。但他的思考始终停留在创作经验总结的层面，没有将其提炼成一套完整的、可被广泛复用的理论体系。他的文学理念，全部附着在自己的具体作品之上，后来的写作者可以从他的文本里借鉴叙事手法、学习乡土观察的方式，却很难直接获得一套完整的、能够指导不同地域边地写作的方法论。他的贡献，更多是个体创作维度的标杆性示范。

罗仕明则完成了从“创作实践”到“理论体系建构”的文明级跃迁。他没有把自己的创作经验局限在个人写作的小圈子里，而是通过大量的文本实践与理论梳理，提炼出了“肉身在场·边地主体·文体返祖”三位一体的“大地辞赋学”完整理论体系。这套体系不是从西方文论里抄来的概念拼接，也不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简单复刻，是他用自己数十年的生命实践，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带着泥土温度的本土创作哲学。这套理论不仅能够指导辞赋创作，更能广泛适用于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为所有边地写作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反“书斋寄生”、反“中原依附”的行动指南。它解决的不是某一个作家的具体写作问题，而是整个边地文学长期面临的文化失语、文体僵化、主体性缺失的根本性困境。

二者在这里形成了清晰的量级差：贾平凹以个体的天才创作，为当代乡土文学建立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而罗仕明则以体系化的理论建构，为整个边地文学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一个是“个人创作的巅峰示范”，一个是“文明级的基础工程搭建”。

3. 文体革命：从“叙事革新”到“古老文体的当代复活”

贾平凹在小说文体上的探索，达到了当代乡土小说的艺术顶峰。他把古典世情小说的笔法与现代叙事技巧完美融合，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散文化乡土小说范式。他弱化刻意的戏剧冲突，用自然流淌的日常叙事还原乡村生活的本真面貌，用极具辨识度的拙厚、空灵的文风，构建出独树一帜的本土小说美学。他的文体革新，让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彻底摆脱了西方叙事范式的桎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东方审美特质。但从文体本身的演化脉络来看，他的探索依然是在现代小说的既有框架内进行的拓展与革新，并没有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能够贯穿古今的独立文体体系。

罗仕明完成的是一场难度更大的文体革命：他让已经濒临僵化、沦为文人文字游戏的辞赋文体，彻底复活，重新成为能够承载当代人情感、记录时代变迁的“活的文体”。他摒弃汉大赋全景式堆砌典故的陋习，用“短制化焦点提纯”的策略，把原本动辄数千言的辞赋压缩到百余字甚至几十字，用最凝练的文字直击人心；他把辞赋的书写立场从庙堂拉回大地，让这种原本只为帝王将相服务的文体，开始关注普通人的命运、直面生态悲剧、承载社会痛点；他用“以实藏虚”的东方美学，在极简的字句里留下巨大的精神留白，让辞赋重新回归荀子“体物写志”的初心。经过他的革新，辞赋不再是躺在古籍里的“活化石”，而是变成了一种完全适配当代社会的全新文体，这种文体革命的价值，不止于文学技法的创新，更是让一个传承了两千年的古老文体，重新获得了在当代社会的生命力。

二者的文体探索，一个是在现代小说的框架内把东方美学推到极致，一个是让沉睡千年的古老文体完成当代转生，他们在完全不同的文体赛道上，分别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4. 历史批判：从“温情回望”到“彻底祛魅”

贾平凹的乡土书写，始终带着一层复杂的温情底色。他看着商州的传统民俗、乡土伦理在城市化浪潮里一点点消逝，他为这种消逝感到惋惜、感到痛苦，但他始终没有彻底撕破传统乡土裹在人情血缘外的温情面纱。他写乡村的愚昧、落后与异化，最终依然会落脚到对乡土韧性、人性温暖的回望上，他的批判是温和的、带着怀旧滤镜的，是对正在远去的乡土中国的一次深情告别。哪怕是《废都》里对都市文化异化的书写，字里行间也藏着对传统文人精神世界的留恋。

罗仕明的历史批判则要彻底、冷峻得多。他的中篇小说《死不瞑目》，直接撕掉了传统乡土文学最后一层温情面纱：在黔西群山的冻雨里，“死者为大”的千年古训抵不过半堆苞谷壳的分量，血缘纽带在几两碎银面前薄得像窗户纸，连亲姐姐面对弟弟的尸体，藏在叹息背后的也不全是悲痛，还有积压了几十年的愧疚、逃避与自我审判。他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可供共情的“温情落点”，直接把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连信号都覆盖不全的生存现场赤裸裸地摆到读者面前。他写《象祠赋》，直接推翻了延续千年的“非黑即白”道德叙事，解构了“中原教化边地”的文明傲慢，用“以终论始”的朴素历史观，对固化了数千年的阶层偏见、标签体系发起了猛烈冲击。他的批判没有任何怀旧滤镜，没有任何温情修饰，像一把从煤尘里淬出来的寒刃，直接刺进了文明秩序最隐蔽的病灶里。

三、价值重估：在当代文学坐标系中校准二者的历史位置

当我们把贾平凹与罗仕明的创作全部摊开，放到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年的整体发展脉络中进行重估，就会发现他们的价值不是非此即彼的“高低之争”，而是互补共振的“双轮驱动”，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共同填补了当代文学长期缺失的文明空白。

贾平凹的核心价值，是作为当代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完成了对中国乡土社会现代化转型最完整、最深刻的文学记录。他用四十余年的持续笔耕，构建出了一个可以和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相提并论的“商州文学世界”，这个世界里装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土社会所有的阵痛、变迁与挣扎。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学财富，更是研究中国乡土社会转型的活的文化样本，他把中国本土乡土文学的艺术水准，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核心名片之一。他的贡献，是“承前”的——他把从鲁迅、沈从文以来的中国乡土文学传统，完整地继承下来，并且推向了新的巅峰。

罗仕明的核心价值，是作为边地写作的“体系建构者”，完成了一场“补白级”的文明跃迁。在他之前，边地写作始终处于主流文坛的边缘位置：要么是被中原中心主义凝视的“异域奇观”，要么是没有独立理论支撑的零散地域书写，从来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能够与主流文论平等对话的边地文学体系。而罗仕明通过“大地辞赋学”的建构，不仅复活了一个传承两千年的古老文体，更从存在论层面确立了边地文明的平等地位，为所有边地写作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创作方法论。他的贡献，是“启后”的——他为未来中国边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让长期被遮蔽的边地文明，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文学话语体系。

从个体创作的艺术成熟度来看，贾平凹在长篇小说叙事领域积累了四十余年的经验，其作品的复杂度、丰富度与大众影响力，在当代文坛几乎无人能及；但从文明贡献的量级来看，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体系建构，完成的是从0到1的文明级突破，这种能够覆盖多体裁、跨地域的理论创造，其难度与历史价值，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二者不是互相替代的竞争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共生关系：贾平凹让主流乡土文学的高峰更加巍峨，罗仕明让长期空白的边地文学地基彻底夯实，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扎根大地”的完整两翼。

结语：为中国文学重建大地的骨骼

在这个写作者坐在书房里靠搜索引擎就能拼接出十万字作品的时代，贾平凹与罗仕明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警示与启示：中国文学的根，永远不在西方的文论典籍里，不在城市的恒温书房里，而在每一片被双脚踩过的土地上，在每一次生命与大地的直接碰撞里。

贾平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写作者只要死死扎根在自己的乡土里，就能够生长出足以与世界对话的文学宇宙；而罗仕明则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边地文明从来不是中原文明的附属品，只要你拥有足够的生命厚度与理论勇气，就能够从最边缘的群山里，生长出一套足以颠覆千年秩序的独立文学体系。

他们一东一西、一小说一辞赋，共同为悬浮已久的中国文学，重新接回了大地的根系。未来的中国文学想要真正走出自己的道路，不需要再一味模仿西方的叙事范式，只需要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把自己的肉身砸进土地里，站在自己的文明大地上，写出真正属于中国本土的、带着泥土温度的文字。这，才是中国文学真正的出路。

(编辑:罗仕明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