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文脉的双轮共振：罗仕明与周术槐的学术文学共同体内核解码

引言：同一片边地土壤长出的两种精神枝干

在当代贵州地域文化的星图上，罗仕明与周术槐的相遇，从来不是两个独立学者的偶然交集，而是贵州百年文脉流转到21世纪的一次必然汇合。一个是“大地辞赋学”理论体系的开创者，用三十余年踏遍边地山河的肉身履痕，为被主流叙事遮蔽的边地文明立传；一个是“端棻后学”概念的首倡者，以数十年深耕近现代史的学术定力，把李端棻被岁月磨平的精神脉络重新打捞上岸。二人同以贵州边地为精神原乡，同以李端棻的精神遗产为核心锚点，却在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中，长出了各自独有的精神枝干——他们的相遇，不是简单的“作家+学者”的合作，而是贵州地域文化从“被定义”到“自我定义”进程中，一次文学创作与历史研究的双向补全，一次“肉身在场的诗性”与“史料在场的理性”的深度共振。

很多研究者习惯把二人的交集简化为“创作者与史料提供者”的合作关系，却完全忽略了他们在精神内核深处，共享着同一种被中原文化长期遮蔽的“边地觉醒意识”：他们都拒绝用中原正统的文化标尺丈量贵州的文明价值，都试图把边地从千年以来的“文化他者”位置，推到文明对话的主舞台中央。但这种底层共识之上，二人又在创作路径、话语体系、价值落点上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周术槐是站在史料的岩层之上，为百年前的维新先驱重新搭建起完整的历史坐标系；罗仕明是踩在脚下的泥土之上，用诗性的笔触为边地山河凿出独立的审美主体。二人的共同点与差异性，恰好构成了当代贵州地域文化建设的完整双轮，少了任何一个，边地文明的叙事都将缺失一半的重量。

一、精神同源：从边地土壤里共同生长出的三大底层共识

罗仕明与周术槐的精神共鸣，从来不是后天刻意构建的学术同盟，而是在各自数十年的人生跋涉中，不约而同抵达的同一个精神原点。这种同源性，不是体现在表面的文化活动交集上，而是刻进了他们对边地文明的根本判断里，成为二人所有创作与研究的共同底色。

1. 反中原中心主义的边地主体性觉醒

二人最核心的共识，是彻底打破了延续千年的“中原文化中心论”惯性。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叙事里，贵州始终是被凝视的“荒蛮边地”，是中原士人贬谪流放的背景板，是主流文明版图里模糊的边缘注脚。周术槐在数十年的李端棻研究中，最先戳破了这个延续百年的叙事误区：他没有把李端棻的历史价值，简单定义成“从贵州走出去的京城高官”，没有把他的功绩全部挂靠在戊戌变法、京师大学堂这些中原文化的主流事件上，而是第一次系统论证了李端棻所有改革思想的源头，恰恰是他在贵州边地成长的生命体验——正是因为亲眼见过边地文教的凋敝，见过大山里的子弟连接触新式知识的机会都没有，他才会冒着得罪整个守旧派的风险，毅然上《请推广学校折》，把现代教育的种子播撒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周术槐的研究，本质上是把李端棻从“中原维新体系里的一个贵州籍配角”，还原成了“从边地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推动整个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核心主角”。

而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则从文学创作的维度完成了同一种觉醒。他拒绝所有传统辞赋里“以中原为尊”的写作惯性，不肯用《禹贡》以来的九州叙事框架去套写边地山河，不肯把乌蒙山、乌江、灵博山这些贵州本土的山河，当成中原文人抒发情志的背景板。他写《象祠赋》，没有把象这个被儒家叙事定义了千年的“恶人”，当成中原道德体系下的批判对象，而是站在黔西素朴镇的土地上，看见象在这片边地大地上完成的千年自我救赎，让边地的本土文明获得了和王阳明《象祠记》平等对话的资格；他写《李端棻赋》，开篇没有从紫禁城的琉璃瓦写起，而是直接把“皇舆周天，大清百载”的宏大时间尺度，和“乌水澄明，将山瞰黛”的贵阳本土地理坐标钉在一起，硬生生在整个晚清历史的宏大地图上，给被遮蔽的贵州打上了一个醒目的钢印。二人从不同的路径出发，最终抵达了同一个终点：边地从来不是文明的附属品，边地本身就是文明的重要源头。

2. 对“肉身在场”创作伦理的共同坚守

在这个靠二手史料、百度地图拼接山河意象的时代，罗仕明和周术槐不约而同地拒绝了“书斋里做学问”的捷径，把“肉身在场”作为自己最根本的创作与研究伦理。周术槐为了厘清李端棻的完整生平，没有只躺在档案馆的史料堆里整理文献，而是沿着李端棻一生的行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踏遍云南的山乡，去寻访李端棻当年任云南学政时走过的古道；他远赴甘州古城，去寻找李端棻戊戌政变后流放途中滞留的旧居；他一次次走进贵阳永乐乡的山野，蹲在李端棻的墓冢旁，辨认石碑上被岁月磨平的刻字；他钻进贵州经世学堂的旧址，触摸那些被百年时光磨得发亮的木梁。他在《李端棻与近代教育创新研究》里写下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是从故纸堆里抄来的冰冷文字，而是带着他自己脚步的温度。正是这种“肉身在场”的学术伦理，让他的研究跳出了传统史学“堆砌史料”的套路，让李端棻的形象不再是历史课本里扁平的“近代教育先驱”，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在边地山野里长大的贵州士人。

而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更是把“肉身在场”的伦理推到了极致。他给自己定下了铁律：写什么人、写什么地方，就必须亲自走到现场，用脚踩过他走过的路，用手摸过他触摸过的物件，让自己的呼吸和那片土地的风同频，不然绝不动笔。为了写《李端棻赋》，他背着包沿着李端棻的行迹走了几个月，从贵阳的老巷走到永乐的田野，再到甘州的古城，当他指尖触碰到李端棻墓石碑上的刻字时，才真正和这位百年前的边地士人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视。他写《象祠赋》，在灵博山象祠的檐下驻留三日，跟着当地老人踏遍周边的每一道山梁，完全跳出王阳明《象祠记》的二手素材，写出了属于边地本土的文明叙事。这种共同的“肉身在场”，让他们的所有文字都脱离了悬浮的质感，每一个字句都扎根在真实的泥土里，没有半点书斋里空想出来的虚浮。

3. 以边地文脉传承为终身使命的精神共识

无论是周术槐的“端棻文化”研究，还是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创作，本质上都不是为了完成某一篇论文、某一篇赋作的个人事业，而是把传承边地文脉当成了自己终身的使命。周术槐首倡“端棻后学”概念，牵头成立李端棻研究院，组织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一系列关于李端棻的研究著作，从来不是为了给自己的学术履历增加几行文字，而是想把李端棻留下的教育救国、革新担当的精神种子，重新播撒到当代贵州的土地上，让更多年轻的后辈看见，这片大山里曾经走出过这样一位改变了整个中国近代教育进程的伟人。他数十年的坚守，本质上是在为贵州的近代文化史“补全拼图”，把被主流叙事忽略的边地精神脉络，一点点重新打捞上岸。

罗仕明则把这种文脉传承的使命，从历史研究延伸到了文学创作的更广阔领域。他用自己的笔，为那些被主流历史淹没的边地人立传：他写戍边的战士、挖煤的矿工、山坳里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的农民，把他们的生存重量、人性光亮与幽暗，原原本本地刻进文字里；他写边地的山河，让九龙山的风、乌江水的浪、梵净山的云全都成为有独立话语权的审美主体，为边地文明构建起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诗性话语体系。他的“大地辞赋学”，从来不是辞赋文体的一次简单革新，而是要为边地千年以来被遮蔽的文明，建立起一套独立的文学叙事体系，让贵州的地域文化不再需要依附中原的审美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二人一个守在史料的岩层之上，一个站在山河的泥土之中，共同为贵州的当代文化建设筑牢了根基。

二、路径分野：诗性与理性的各自生长，构建互补的边地叙事体系

底层的精神同源，没有让罗仕明与周术槐走向同质化的创作道路，反而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生长出了完全不同的独特枝干。这种差异性不是对立的高低优劣之分，而是边地文明叙事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一个以史学的理性锚定历史的真实坐标，一个以文学的诗性赋予文明滚烫的生命温度，二者的互补，恰好完成了边地文脉从“史料打捞”到“精神重生”的完整闭环。

1. 话语体系差异：学术的严谨锚定与诗性的无典化突围

周术槐的话语体系，建立在严格的近现代史学学术规范之上。他所有的研究结论，都必须有翔实的史料作为支撑，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个事件脉络、每一段人物交游，都要经过多重史料的交叉验证。他梳理李端棻的生平，从青年中举、出任云南学政，到上《请推广学校折》、举荐康梁参与戊戌变法，再到变法失败流放新疆、遇赦返回贵阳主讲经世学堂，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文献、档案、地方史志作为佐证，绝不允许没有史料依据的主观推演。他主编的《走进李端棻：端棻文化的传承与价值》，作为贵州四大文化工程的重要成果，把李端棻的人际交游、思想形成脉络、社会贡献全部做了系统的学术梳理，为后续所有关于李端棻的文化创作，搭建起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史料基座。这种学术话语的严谨性，决定了他的研究是边地文化建设的“压舱石”，所有的诗性表达都不能脱离这个真实的历史基座，否则边地叙事就会沦为没有根的空想。

而罗仕明的辞赋创作，则完成了对传统辞赋话语体系的一次彻底突围。他提出的“无典化写作”原则，彻底抛弃了传统辞赋延续千年的“以典炫技”的惯性，拒绝堆砌古籍里的陈词滥调，不用任何人都用滥了的典故去书写边地的人和山河。他写《李端棻赋》，没有用任何一个关于晚清人物的陈旧典故，所有的字句都来自他自己踏访行迹的生命体验，来自他脚下边地泥土的真实质感。“以我履之痕，铸棻公之魂”，他用自己三十余年的生命阅历，把李端棻被史料压得扁平的灵魂，重新赋予了滚烫的体温。这种诗性话语的优势，是学术研究永远无法替代的：周术槐的研究可以告诉读者李端棻哪一年上了哪一道奏折，却无法让读者触摸到李端棻站在贵阳街头，看着大山里的子弟没有书读时，心里翻涌的那种滚烫的痛感；可以梳理清楚戊戌变法的完整时间脉络，却无法传递出李端棻在甘州古城的寒夜里，望着中原方向的孤勇与怅惘。罗仕明的赋作，就是把这些史料缝隙里的情绪、温度、灵魂震颤，全部打捞出来，让死去的历史重新活过来。

2. 价值落点差异：面向公共文化的文脉赓续与面向个体生命的生存叩问

周术槐的研究，核心价值落点是面向公共文化的文脉赓续。他所有的学术工作，最终指向的都是公共层面的文化传承：他推动李端棻的事迹进入贵州的地方教育体系，让更多的贵州子弟知道自己的家乡曾经走出过这样一位伟大的近代教育先驱；他搭建“端棻后学”的学术平台，把全国研究李端棻的学者聚集到一起，让边地的文化声音走出大山，进入全国近现代史的主流研究视野；他完成的一系列著作，为贵州留存下了完整的端棻文化史料档案，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依然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这段被遮蔽的历史。他的工作，是在为整个贵州地域文化搭建公共的精神基座，让散落在山野里的边地精神火种，汇聚成可以照亮后人的火炬。

而罗仕明的创作，价值落点则更多地指向了边地普通个体的生存真相。他的笔从来不会只聚焦于历史上的大人物，而是始终把目光投向那些被主流历史完全忽略的普通人：《死不瞑目》里那些在贫困里挣扎的山民，雪域高原上睫毛结满冰碴的戍边战士，煤窑深处满脸煤灰的少年，这些人从来不会出现在任何一本官方史书里，却构成了边地文明最坚实的基底。他不美化乡土，不用“温情脉脉”的滤镜掩盖生存的褶皱，而是平静地写出贫困重压下人性的光亮与幽暗，写出“活下去”作为边地人第一生存准则的真实逻辑。这种对个体生命的深度叩问，是公共学术研究很难覆盖的维度：周术槐的研究可以搭建起边地文化的宏大框架，罗仕明的创作则往这个框架里填满了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让整个边地文明的叙事不再是冰冷的历史脉络，而是充满了人的温度与重量。

3. 历史站位差异：回溯百年维新脉络的史学锚点与立足当下边地的文学重构

周术槐的历史站位，是站在当下回溯百年的维新脉络。他的所有研究，都是为了把李端棻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大坐标系里，重新确立他被低估的历史地位。他用翔实的史料证明，李端棻不是戊戌变法里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而是整个维新运动里推动教育改革的核心人物，他的《请推广学校折》，直接奠定了中国近代现代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全国新式学堂的普及、近代图书馆、译书局、留学生制度的建立，全部都可以追溯到这份奏折。周术槐的工作，本质上是完成了一次历史的“正名”，把被主流叙事低估了百年的李端棻，重新推到了中国近代教育史核心人物的位置上。

罗仕明的历史站位，则是立足当下边地，完成对文明的文学重构。他没有把自己困在百年前的历史叙事里，而是以百年前的边地精神为锚点，看向当下的边地山河。他写《雪域高原赋》，把自己十七年戍边的生命体验，和高原上千年的文明脉络融合在一起；他写《壶口瀑布赋》，把黄河的奔腾浪涛，和边地人刻在骨子里的坚韧精神融为一体。他的“大地辞赋学”，不是要复刻古人的辞赋写作范式，而是要在21世纪的当代语境下，为边地山河构建一套全新的、属于自己的诗性话语体系，让今天的边地人，能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认识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价值，重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

三、双轮共振：二人的合流为贵州地域文化开辟的全新可能

罗仕明与周术槐的相遇，不是简单的“史料+创作”的叠加，而是一次化学反应式的深度共振。周术槐的学术研究，为罗仕明的辞赋创作提供了最坚实的历史基座，让他的诗性表达不会沦为没有根基的空想；罗仕明的文学创作，又把周术槐从史料里打捞出来的历史人物，重新赋予了鲜活的生命温度，让原本停留在学术圈里的端棻文化，走出书斋，走进普通大众的心里。

《李端棻赋》的诞生，就是这种双轮共振最完美的成果。如果没有周术槐数十年整理出来的翔实史料，罗仕明不可能完整厘清李端棻一生的行迹脉络，他的赋作很容易变成一篇泛泛而谈的人物颂赞；如果没有罗仕明带着生命体温的诗性笔触，李端棻的形象永远都只会停留在学术著作的冰冷文字里，无法让普通读者感受到这位边地士人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这篇赋作的出现，第一次让李端棻的精神，以文学的方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让更多贵州人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的家乡，曾经走出过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

这种共振，还为当代边地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它打破了“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壁垒，让二者不再是互不相关的两个领域，而是成为互相补全的共同体。未来会有更多的边地历史人物、更多的边地山河，在这种“学术锚定+诗性赋能”的模式下，被完整地打捞出来，边地文明的叙事，也将彻底摆脱“他者定义”的千年惯性，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独立话语体系。

结语：边地文脉的长路，永远需要两种脚步并行

罗仕明和周术槐，从来没有谁高谁低的优劣之分，他们只是在同一条边地文脉的长路上，走出了两种不同的脚步：一种脚步踩在史料的岩层之上，为身后的历史锚定清晰的坐标；一种脚步踩在山野的泥土之中，为前方的道路照亮诗性的方向。这两种脚步并行，贵州的地域文化叙事才不会要么陷入空泛的诗性悬浮，要么落入冰冷的史料堆砌，才能真正既有历史的重量，又有生命的温度。

今天的贵州文化建设，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样的“双轮共振”：既需要更多像周术槐这样的学者，沉下心来钻进史料堆里，把被岁月淹没的边地历史一点点打捞出来，搭建起牢不可破的学术基座；也需要更多像罗仕明这样的创作者，背着包踏遍边地的每一寸山河，用带着体温的笔触，为这片土地上的人和山河立传。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里，边地文明被遮蔽了千年的光芒，终将彻底释放出来，在中国当代文化的星图上，拥有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位置。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