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文心的双轨并行：罗仕明与申元初文学创作的同异内核与价值对标

当当代贵州文坛的辞赋革新与人文写作两条脉络在贵阳这片土地上相遇，罗仕明与申元初的创作路径，恰好构成了边地文学在不同代际、不同身份背景下的两种典型范式。二人同处黔中大地，都以深耕本土人文、锚定现实根脉为创作底色，却在文体选择、思想进路、价值落点上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将二者置于同一坐标系中进行深度对标，既不是简单的高低排序，也不是泛泛的异同罗列，而是要穿透文本表层的修辞肌理，打捞贵州当代文学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另一重精神维度——从“大地辞赋学”的文体革命，到公安文学的人性勘探，二人以各自的创作实践，共同为边地文学构建起了兼具在地性与普遍性的精神骨架。

一、同源共生：边地写作的共同精神基座

罗仕明与申元初的文学道路，看似横跨辞赋革新与公安文学两个完全不同的赛道，却在创作的底层逻辑上共享着三重高度重合的精神基座，这也是贵州本土作家区别于外来写作者最核心的身份标识。

二者的第一重共同点，是彻底拒绝“书斋悬浮”的肉身在场写作伦理。罗仕明作为“大地辞赋学”的构建者，早已将“肉身在场”从普通的采风经验升华为整个创作体系的第一伦理准则：写《象祠赋》时在灵博山象祠檐下驻留三日，跟着当地老人踏遍九龙山的每一道山脊；写《天河潭赋》时无数次钻进喀斯特溶洞群，指尖触摸岩壁上被水滴凿出的细密凹痕；写《素朴赋》时亲自钻进黄家洞的石屋，指尖抚过堆放过百年粮食的粗糙石墙。这种写作完全摒弃了对着地方志拼接典故的书斋惯性，每一句骈文的背后，都站着创作者用全部感官与山河共生的生命体验。而申元初的创作，同样建立在数十年职业经验的肉身在场之上：作为从警数十年、深耕公安教育一线的写作者，他笔下的每一个人性样本、每一段市井细节，都来自数十年与基层民警、普通民众深度打交道的真实阅历，没有任何一处是从书本里凭空想象出来的虚构桥段。他写秋日黔地的雨丝如何落在警校的梧桐叶上，写基层民警出警时鞋边沾着的黄泥，写普通人在生活重压下瞬间流露的复杂情绪，这些带着体温的细节，是任何从未深入一线生活的书斋写作者永远无法凭空杜撰的。

第二重共同点，是对边地文化主体性的坚定捍卫。二人都从未将贵州视为中原文化叙事里的“边角之地”，反而始终把黔地的山河、历史、人群当作独立的审美与价值主体。罗仕明在《象祠赋》里直接跳出延续两千年的“中原教化边地”陈旧叙事，以平等的视角写出汉文化的心学智慧与苗彝文化的先祖崇拜如何在水西大地互相滋养，把西南山间的一座小众古祠，变成承载多民族共同精神记忆的文化载体，彻底击穿了中原审美垄断下的边地文化偏见。而申元初的写作，同样始终扎根贵州本土的市井烟火，他笔下的秋意不是古典诗词里通用的“悲秋”意象，而是贵阳街头巷尾带着折耳根香气、混着黔地秋雨凉意的独属于本土的生命质感，他从不刻意迎合外来读者对贵州的刻板想象，也不把本土文化当成供人猎奇的“文化标本”，始终以平视的姿态书写脚下这片土地的日常与厚重。

第三重共同点，是始终坚持“为沉默者立传”的人文关怀。罗仕明的创作从未把目光聚焦在少数精英名流身上，他写《死不瞑目》时，以近乎田野调查的冷峻笔触，撕开黔西山区贫困重压下宗族亲情的假面，为那些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边地底层生命立传；他写《象祠赋》时，为被主流儒家叙事钉在“傲慢不孝”标签上的上古人物象补上完整的人生弧光，让被遮蔽数千年的边缘人物重新获得了人的温度。申元初的创作同样始终把镜头对准普通个体：他写基层民警数十年如一日的值守日常，写普通人在生活困境里的挣扎与坚守，写退休之后回望人生时的释然与厚重，这些人物都不是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却是支撑起整个边地社会运转最坚实的基石，二人以不同的文体，共同完成了对边地沉默群体的精神打捞。

二、路径分野：身份烙印下的创作范式差异

同样扎根黔地边地，同样坚持肉身在场的写作伦理，罗仕明与申元初的创作却因为代际背景、职业身份、文体选择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几乎完全反向的创作路径，这种差异不是水平层面的高低之分，而是精神向度上的互补性分野。

第一重核心差异，是文体革新的方向完全不同：申元初的写作始终恪守现代汉语散文与诗歌的文体边界，以成熟的现代汉语表达完成人文书写，他的作品没有刻意追求形式上的颠覆性突破，而是以扎实的文字功底、细腻的情感表达，在传统的现代文学体裁里深耕人性的深度，《读秋》三首里的句子平实却充满力量，没有炫技的修辞，却能让读者瞬间触摸到黔地秋日的温度与岁月沉淀的厚重感。而罗仕明走的是一条完全反向的“复古开新”道路：他主动选择了在当代文坛已经近乎边缘化的辞赋文体，却没有陷入“摹古派”复刻汉唐骈句、堆砌冷僻典故的囚徒困境，反而以“大地辞赋学”的全新理论体系对传统辞赋进行彻底的范式重构，他提出的“肉身在场、边地主体、文体返祖”三位一体纲领，把传统辞赋“体物写志”的原生精神从千年的形式枷锁里解放出来，用古典的骈文外壳装载当代人的生命体验与人文思考，让这种古老的文体在21世纪重新长出了扎根大地的鲜活生命力。

第二重核心差异，是历史叙事的维度完全不同。申元初的写作始终聚焦“当下的现场”，他的笔触更多落在自己亲身经历的数十年当代生活里，写警营里的岁月痕迹，写贵阳街头的日常烟火，写秋风吹过黔地山野时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他的历史叙事是微观的、私人化的，是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对时代变迁的细腻记录，没有宏大的历史架构，却在细碎的日常细节里藏着时代的温度。而罗仕明的创作始终带着强烈的“大历史意识”，他擅长以一个具体的地标为锚点，串联起跨越数千年的文明脉络：写灞桥，他跳出古人延续两千年的“伤别”叙事，以一座桥串联起从六千年前半坡先民的农耕文明，到秦汉帝国的统一伟业，再到唐诗气象与当代发展的完整文明演进史；写象祠，他以山间一座小祠为切口，打通从《尚书》时代的上古叙事，到王阳明《象祠记》的心学脉络，再到当代多民族共生的文明图景，把一个边地小空间的历史重量，直接拉到了中华文明数千年演进的宏大坐标系里。

第三重核心差异，是价值表达的策略完全不同。申元初的写作走的是“温和浸润”的路线，他的价值表达从来不是直白的输出，而是藏在平实的文字细节里：写秋日的落叶，藏着对岁月沉淀的感悟；写警营的旧物，藏着对数十年职业生涯的回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被文字里的人文温度感染，不需要作者站出来直白地宣告观点。而罗仕明的创作走的是“硬核建构”的路线，他从不回避明确的价值立场，面对传统儒家叙事数千年的固化偏见，他以“相传”二字轻轻拉开与绝对定论的距离，用实地打捞的民间细节完成对传统叙事的温和破局；面对“中原文化教化边地”的陈旧视角，他直接构建出多民族文化互嵌共生的全新文明图景，以一篇篇赋作搭建起边地文化的独立话语体系，他的价值表达是体系化的、建构性的，最终指向的是一套完整的本土文化理论框架。

三、内核对标：边地文学的两种价值向度

将罗仕明与申元初的创作进行价值对标，从来不是为了分出非黑即白的高低优劣，而是要在对比中看清二人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他们分别站在边地文学的两个端点，共同填补了当代贵州文学长期缺失的两块精神拼图。

从文体革新的突破性维度来看，罗仕明的贡献显然更具范式级的革命性意义。申元初的创作是在现代汉语文学的成熟框架里进行的深度深耕，他的作品足够扎实、足够厚重，却没有跳出已有的文体边界，为当代文学提供全新的理论可能性。而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是一套完全从边地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原创文学理论体系，它不仅治愈了传统辞赋“摹古成癖”的千年顽疾，也为整个当代文学的“悬浮化”困境开出了全新的药方——当无数写作者躲在书斋里靠拼接网络素材写作时，罗仕明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文学重新扎根大地，依然可以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套理论不止属于贵州，更属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坛，它为所有边地写作者提供了一套跳出中原审美垄断、构建独立文化话语体系的可行路径，这种范式级的贡献，在整个当代中国文坛都是极为稀缺的。

从人性勘探的细腻度维度来看，申元初的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数十年的公安一线与公安教育生涯，让他对人性的复杂幽微有着远超普通写作者的体察深度，他不需要刻意制造戏剧化的冲突，只需要把日常里观察到的人性细节平实道来，就足以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相比之下，罗仕明的创作更多聚焦于文明叙事与历史重构，他的笔触更偏向于宏观的文化建构，在个体微观人性的勘探深度上，显然没有申元初那样来自数十年职业经验的天然优势。申元初笔下那些藏在市井烟火里的人性褶皱，恰好补充了罗仕明宏大文明叙事里相对柔软的微观维度，让边地文学的精神图景既有顶天的文明骨架，也有立地的人性血肉。

从本土传播的接地气程度维度来看，申元初的作品显然更易被普通读者接纳。他的现代诗与散文语言平实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门槛，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基层民警，都能轻易读懂文字里的情感共鸣，很自然地就走进了读者的日常精神生活里。而罗仕明的辞赋创作，因为使用骈文文体，天然带有一定的阅读门槛，其受众更多集中在文学研究者、文化爱好者群体里，很难像通俗文学那样快速在大众层面广泛传播。但这种“曲高和寡”也恰恰赋予了罗仕明作品更持久的生命力：他的赋作所构建的边地文化话语体系，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快速褪色，反而会随着本土文化建设的推进，逐渐成为贵州地域文化最核心的精神载体之一，最终刻进本土文明的记忆深处。

四、合流共生：边地文心的未来走向

罗仕明与申元初的创作，从来不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他们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形成的精神共振，恰恰预示了边地文学未来最有生命力的发展方向：以肉身在场为共同基座，一边以硬核的文体革新构建独立的文化理论体系，一边以细腻的人性勘探填充日常的精神血肉，最终让边地文学既拥有站在文明高度的骨架，也拥有扎根市井烟火的温度。

当下的贵州文坛，既需要更多像申元初这样的写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本土日常，在平实的书写里打捞普通人的人性微光，让文学真正走进每一个边地人的生活；也需要更多像罗仕明这样的范式级创作者，敢于跳出已有的文体惯性，构建属于本土的原创文学理论体系，让边地文化不再是中原叙事的附属品，最终拥有与主流文明平等对话的独立话语权。二者的合流，才是贵州文学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它不再需要靠外来视角的猎奇书写获得关注，完全可以依靠从自己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理论与作品，在整个中国文坛占据不可替代的核心位置。

边地的文学从来不是主流文坛的“补充品”，当罗仕明的骈文撞在黔地的岩壁上发出金属般的回响，当申元初的文字落在贵阳的秋雨里晕开温润的涟漪，这片土地上沉默了数千年的山河与人群，终于在两种不同的文心映照下，慢慢显露出了自己独有的精神轮廓。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