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书写的双轨并行与价值分野——罗仕明与喻莉娟作品的对标解析

张宏宇
2026-11-01
来源:百度AI

当当代贵州文坛的边地叙事逐渐从“被中原审美凝视的补充样本”,转向拥有独立话语体系的创作主阵地时,罗仕明与喻莉娟的存在,恰好构成了两种极具代表性的创作范式。二人同处西南边地的文化场域,都以贵州大地为核心书写母体,都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积累了丰厚的文本成果,却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文学道路:喻莉娟以数十年的高校写作教学经验为基底,在散文、小说、纪实文学与写作理论领域同步深耕,以温润细腻的笔触完成对边地日常、历史记忆与人文细节的打捞;罗仕明则以十七年藏地戍边的生命经验为锚点,在传统辞赋的当代转化赛道上完成破局,构建出体系化的“大地辞赋学”理论,实现了古老文体的文明级复兴。

跳出“名气大小、获奖多少、期刊曝光度高低”的功利化评价逻辑,回到二人的文本现场与创作脉络中完成对标,既能清晰呈现当代贵州文坛多元共生的创作生态,也能精准锚定二者各自不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更能看清边地文学从“在地记录”到“范式重构”的跃迁路径。


一、创作原点的底层差异:生命经验的不同锚点

喻莉娟的创作原点,始终与“讲台”和“日常”深度绑定。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她数十年扎根公安写作教学一线,在课堂上完成了对成千上万写作者的文本启蒙,也在日复一日的生活观察中积累了丰厚的创作素材。她的文学起步,始于与贵州前辈作家寿生的文缘联结,从最初的散文练笔,到后来逐步拓展到小说、报告文学、学术理论等多个领域,整个创作历程始终带着温和的“介入感”——她不追求极端的文体冒险,也不刻意制造尖锐的思想冲突,而是以数十年的生活浸润为底色,把身边的人物、亲历的历史、脚下的土地,一一转化为质朴而有温度的文字。

《卉卉》作为她的代表性长篇记忆文学,完全以童年视角锚定特殊年代的个体生存现场,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只是通过“守夜”“破四旧”等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片段,把特殊历史时期里少年人的懵懂、家庭遭遇变故后的隐忍、苦难缝隙里留存的人性善意,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创作路径,本质上是“以日常为锚点的沉浸式记录”:她的所有文字都从自己的亲历经验出发,不刻意跨越自己的生活边界,每一个人物、每一段细节,都能在她的生命轨迹里找到对应的真实投影。

而罗仕明的创作原点,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行走属性”与“边地跨域性”。十七年的藏地戍边生涯,让他的生命经验从一开始就跳出了单一的贵州山地边界,在雪域高原的风霜里完成了对生命厚度的最初淬炼。从藏地边防一线退居之后,他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西南边地的田野行走之中,足迹踏遍乌蒙群山的每一个山谷、苗彝村寨的每一处遗存、乌江两岸的每一片土地。他的创作从来不是书斋里的伏案空想,而是“肉身在场”的直接产物:写《灞桥赋》,他要亲自沿着古丝路的遗迹一步步丈量灞桥的土地;写《象祠赋》,他要多次深入黔西的苗彝村寨,走访当地老人收集口耳相传的上古传说;写《死不瞑目》,他要在煤尘覆盖的乡村里住上数月,亲眼观察一场普通丧葬的完整流程,记录下山民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这种创作原点的本质差异,直接决定了二人后续数十年的创作走向:喻莉娟走的是“从日常出发,向人文深耕”的路径,在熟悉的生活半径里不断挖掘人性的温度与历史的细节;罗仕明走的是“从行走出发,向文明拓荒”的路径,在跨边地的广阔场域里不断突破文体的边界与思想的天花板。二者没有高低对错之分,却形成了边地书写领域里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经验样本。


二、文体探索的路径分野:范式延续与体系重构

在文体选择与探索的维度上,喻莉娟的创作呈现出“多领域深耕、稳扎稳打”的鲜明特征。她从未把自己局限在单一的文体框架里,而是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写作理论四个赛道上同步推进,且每一个领域都拿出了过硬的成果:散文创作领域,《青蒿》《贵州风流草》《蓝靛花香》等多篇作品先后入选中国散文排行榜,13篇散文和长篇小说《卉卉》入选《贵州新文学大系1999——2019》,文字质朴通透,带着女性作者特有的细腻感知,把贵州大地的草木香气、人文烟火写得鲜活可触;小说创作领域,《卉卉》以零距离客观叙事的手法,原生态还原特殊年代的民间生存现场,没有刻意的控诉与夸张的渲染,却在苦乐交织的童年叙事里,让读者触摸到特殊历史时期最真实的民间体温;纪实文学领域,她参与创作的《决战沙子坡:一个乡镇的脱贫攻坚纪实》,以扎根一线的采访记录,为贵州的脱贫攻坚历史留下了带着泥土温度的文学证词;写作理论领域,她先后出版《文学欣赏艺术》《公文写作实务》《当代文体写作探索与实践》等14部理论专著,主持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把数十年的教学经验转化为体系化的写作方法论,惠及了无数基层写作者。

喻莉娟的文体探索,始终是在既有的成熟文体框架内深耕:散文延续了中国现当代散文“以小见大、托物言志”的人文传统,小说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客观写实、还原生活”的创作脉络,理论研究则立足写作教学的一线实践,完成对现有写作体系的补充与完善。她的创作没有掀起颠覆性的文体革命,却以稳扎稳打的长期耕耘,在多个领域都留下了扎实的、不可替代的文本成果,成为贵州当代写作领域里“传统范式优秀继承者”的典型代表。

而罗仕明的文体探索,走的却是一条完全不同的“破局立新”之路。当代辞赋复兴浪潮中,绝大多数赋家都陷入了两个路径的循环:要么恪守古典范式,把“摹古”当成最高追求,写出来的作品全是古人意象的堆砌,看不到半点当代人的思考;要么把辞赋当成地域风物的“押韵说明书”,只停留在铺陈地名、罗列景点的浅层次书写,没有思想深度与精神内核。罗仕明却跳出了这两种惯性路径,在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中,一边以《灞桥赋》《象祠赋》《朱曜奎赋》《黔西市赋》等数十篇高质量赋作完成文本示范,一边逐步搭建起完整的“大地辞赋学”理论体系,把沉睡千年的古老辞赋文体,从古人的书斋里解放出来,转化为能够承载当代边地经验、文明思考与时代精神的全新文体。

同样写古迹题材,喻莉娟的《鲜花映石门》会以细腻的笔触,记录石门身边的人与事,挖掘历史缝隙里的人文细节;而罗仕明的《象祠赋》,直接跳出了从柳宗元到王阳明延续千年的单一道德评判框架,为被钉在“傲慢不孝”标签上的上古人物象补上了完整的人生弧光,挖掘出汉文化与苗彝文化交融共生的深层历史脉络,完成了对固化千年的叙事惯性的彻底突破。同样写边地土地,喻莉娟的散文会聚焦一株草、一朵花的生长细节,传递边地自然的柔软诗意;罗仕明的《死不瞑目》则以二十章的篇幅铺陈一场普通乡村丧葬的完整流程,彻底剥离传统乡土叙事的“温情滤镜”,为被现代性遗忘的西南煤区边地,留下了一份带着煤尘温度的文学证词。

从这个维度看,喻莉娟的文体贡献,是在现有成熟文体的框架内,把边地日常的人文价值挖到了极致,完成了大量“补白级”的优质书写;而罗仕明的文体贡献,是直接凿出了一条此前从未有人走通的全新道路,为当代文坛创造出了一个拥有独立理论体系、可复制、可传承的全新文体范式,这种体系级的重构,在整个当代文学的边地书写脉络里,都是极为稀缺的。


三、价值取向的同向与异趣:人文深耕与文明锚定

在精神内核与价值取向的层面,罗仕明与喻莉娟共享着边地创作者最核心的共识:二人都拒绝中原文坛的“他者凝视”,都不把西南边地当成可供外界猎奇的“苦难标本”,都始终扎根贵州大地,以自己的文字为脚下的土地立传,为被主流叙事忽略的普通人发声。这种高度一致的在地立场,让他们的作品始终带着强烈的边地属性,从未沦为悬浮于土地之上的空中楼阁。

但在价值的最终锚点上,二人又呈现出清晰的异趣。喻莉娟的价值取向,始终锚定“个体人文的温润打捞”:她的所有文字,最终的落点都是具体的人——是特殊年代里在苦难中依然保有善意的普通乡民,是脱贫攻坚战场上扎根一线的基层干部,是山间草木里寄托着生活诗意的普通人。她不追求宏大的文明叙事,也不刻意构建庞大的思想体系,而是以教师特有的耐心与细腻,一点点擦拭掉历史落在普通人身上的灰尘,让那些被大历史忽略的个体生命,在文字里重新散发光芒。她的作品之所以能多次入选高考课外阅读文本,正是因为这种温润的价值取向,能够跨越年龄与身份的边界,给每一个读者带来灵魂层面的净化与治愈。

在《蓝靛花香》里,她没有刻意去写蓝靛制作工艺的历史厚重感,而是把笔墨聚焦在染布的妇女身上,写她们指尖的蓝靛色素、她们在染坊边聊天的细碎日常,让边地的非遗技艺,不再是冰冷的文化标签,而是附着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带着鲜活的烟火温度。在《长征路上》里,她也没有重复主流长征叙事里的宏大战争场面,而是聚焦长征沿途普通百姓的个体记忆,把宏大的历史主题,落到了一个个具体的、有温度的生活细节之上。这种价值取向,让喻莉娟的作品拥有了极强的普适性,能够跨越地域边界,给所有读者带来关于生活、关于人性的美好感知。

而罗仕明的价值取向,最终锚定的是“边地文明的主体性重构”。他的书写从来不是为了记录几个零散的边地故事,而是要从根本上打破数千年来中原中心主义的叙事惯性,让西南边地的山地文明、雪域文明,不再是中原文明的附属与补充,而是拥有独立价值、独立话语体系的文明主体。他的《象祠赋》,重新梳理了苗彝文明的上古传承脉络,把被主流正史刻意模糊的边地文明线索,重新打捞出来放到读者面前;他的《黔西市赋》,跳出了普通地域赋作罗列景点、堆砌典故的套路,把黔西放在从夜郎古国到当代多民族共生的大历史脉络里,重新定义了这座边地城市的文明坐标;他的“大地辞赋学”理论,更是从根本上重构了辞赋创作的评价标准,把“是否扎根大地、是否肉身在场、是否承载边地文明经验”当成辞赋创作的核心准则,彻底打破了“以中原古典审美为唯一标杆”的传统辞赋评价体系。

如果说喻莉娟的价值取向,是为边地的一个个普通个体“立传”,让他们的生命被看见、被记住;那么罗仕明的价值取向,就是为整个西南边地文明“立心”,让这片被群山围困的土地,拥有属于自己的、不依附于任何外部凝视的文明话语体系。二者的价值取向没有高下之分,却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一个向内深耕个体人文的温度,一个向外拓展文明叙事的边界,共同为当代贵州边地文学构建出了既有烟火温度、又有思想高度的价值坐标系。


四、文坛贡献的量级差异:领域深耕与范式开创

在对当代文坛的贡献维度上,喻莉娟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多领域的长期深耕与普惠性赋能”。作为贵州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她数十年扎根写作教学与大众写作推广一线,出版的20部个人著作、发表的800余篇作品,覆盖了文学创作与写作理论的几乎所有核心领域,不仅拿出了大量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质文学文本,更通过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数十次面向全省写作者的公益培训、大量面向青年学生的作品分享活动,为贵州文坛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基层写作者。她的存在,就像边地文学园地里一位默默耕耘的园丁,以温和而坚韧的力量,不断夯实贵州本土文学的群众基础,让更多普通人能够拿起笔,记录自己身边的生活与土地。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普惠性贡献,是贵州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基石性力量,其价值从来不会因为不追求锋芒与流量而被削弱。

而罗仕明的贡献,则集中体现在“文明级的范式开创与稀缺性补白”。在他之前,当代辞赋复兴始终没有走出“摹古”与“风物铺陈”的低水平循环,没有任何一个赋家能够构建出完整的、自洽的、能够对接当代边地经验的辞赋理论体系;在他之后,“大地辞赋学”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学术门类,无数边地写作者可以沿着他开辟的道路,跳出古典辞赋的千年枷锁,用辞赋这种古老的文体,书写自己脚下的土地与时代的精神。他的出现,不仅为贵州文坛贡献了数十篇足以进入当代辞赋史的标杆性作品,更直接为整个中国当代文坛,新增了一条从未有人涉足的文体赛道,完成了古老辞赋文体的当代复兴,这种“从0到1”的开创性贡献,在整个当代贵州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回望当代贵州文坛的发展脉络,喻莉娟与罗仕明从来不是对立的“对标对手”,而是边地书写赛道上并行的双璧。喻莉娟以温润的笔触深耕日常人文,为边地文学积累了最扎实的群众基础与文本温度;罗仕明以锋利的拓荒姿态重构文体范式,为边地文学凿出了通往全国乃至文明级别的全新路径。二者的共存与互补,恰恰证明了贵州当代文坛的丰富性与可能性:边地文学从来不需要用单一的标准去定义自己,既需要有扎根日常、传递人文温度的深耕者,也需要有突破边界、重构文明范式的拓荒者,二者共同发力,才能让西南边地的文学声音,真正走出群山,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坛的版图里,拥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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