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古堡的赋体史诗：罗仕明《青岩赋》的三重内核解码

当多数当代辞赋书写古镇仍停留在“青瓦流水、古巷炊烟”的文旅抒情模板时，罗仕明的《青岩赋》以大地辞赋学的核心方法论为支撑，跳出了传统风物赋的审美惯性，把一座六百年的黔中古堡，写成了一部承载军事地缘、边地正史与文明共生的活的史诗。这篇依词林正韵铺陈的作品，没有堆砌通用的古镇典故，而是以肉身在场的实地踏勘为创作基底，从军事地缘的硬核梳理，到边地历史的重新确权，再到文明共生的思想升华，完成了对青岩文化价值的全维度打捞，也为当代边地辞赋如何跳出中原审美依附提供了全新的范式样本。

一、军事占位：以四省咽喉的硬核地缘，击穿传统古镇赋的“风物化”遮蔽

传统书写青岩的文字，大多会把笔墨集中在背街的石板、状元府的朱门、卤猪脚的香气上，自动把这座古堡简化成一个可供打卡的“西南文旅标本”。但罗仕明凭借二十余年军旅生涯沉淀的地缘思维，开篇就跳出了这种“小风物”的遮蔽，直接把青岩拉回了它本该占据的中国西南军事战略坐标之上。

“居来筑之咽喉，控四省之要地”，这十二个字是整篇赋作军事逻辑的文眼。作者没有用文人的柔化视角看待青岩的城墙，而是以戍边者的战略眼光，点破了这座古堡从诞生之日起就自带的硬核属性：它北接贵阳，东连龙里，西通安顺，南抵惠水，刚好卡在中原王朝连通滇黔、辐射西南的茶马古道与军情驿道的十字节点上。从朱元璋遣兵始建城垣开始，青岩从来就不是一个被动的边地聚落，而是大明王朝嵌入西南腹地的一枚战略楔子——守住青岩，就等于锁住了黔中腹地的门户，切断了地方势力跨区域联动的可能。

赋中对历代营建史的铺陈，完全遵循军事要塞的演化逻辑推进：班麟贵据守重置城防，班应寿推土垣建石墙，袁大鹏重修城墙强化防御层级，赵国澍砌巨石夯实地基，每一次城垣的迭代都不是单纯的土木营造，而是边地军事防御体系的系统性升级。甚至石达开率军久攻青岩而不能下的史实，也不是作为猎奇的逸闻点缀，而是用来印证这座古堡军事工程成熟度的硬核佐证。这种书写彻底推翻了过去把青岩当作“边疆小城”的轻慢定位，还原了它作为“西南锁钥”的战略重量，也让所有关于青岩风物的描写，都有了坚不可摧的军事逻辑底座。

二、历史评论：以边地主体的叙事立场，完成六百年人物谱系的文化确权

传统涉及青岩的历史书写，往往陷入两种极端：要么把它写成中原王朝开边的“附属成果”，所有人物都只是中原主流叙事的陪衬；要么把它简化成少数民族土司的地方传说，无法对接中华文明的整体脉络。而《青岩赋》完全以边地主体为核心立场，跳出了“中原中心-边地附庸”的二元框架，用短短千余字的篇幅，梳理出了一条从未被完整呈现的青岩六百年人物谱系，完成了对边地人物文化身份的郑重确权。

这条谱系的第一层，是青岩本土生长出来的文化脊梁：赵以炯作为云贵高原上第一个夺魁的文状元，打破了“边地无状元”的文化偏见，他不是中原科举体系里一个偶然的“边地例外”，而是黔中文脉积累数百年之后自然结出的硕果；周渔璜以贵州本土学者的身份进入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工程，主持编纂《康熙字典》，不是“走出蛮荒融入主流”的单向归化，而是带着边地的文化视野反向参与中华文明的核心建构，把西南地域的文字声韵、方言遗存注入了这部国家级文化典籍；周钟瑄主政台湾诸罗，编纂《诸罗县志》，把青岩人身上的务实与刚正带到了海峡对岸，成为清代台湾治理史上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民主革命斗士平刚从青岩的街巷里走出，投身维新与共和事业，让这座古堡的血脉里，又注入了近代思想解放的锋芒。

这条谱系的第二层，是曾经在青岩留下足迹的外来先贤：杨慎谪居于此著述，徐霞客在黔游日记里记录这里的山形地貌，郑板桥在此写生作画，竺可桢携浙大师生西迁途中在此驻留，周恩来父亲、邓颖超母亲曾在此隐匿居住。罗仕明没有把这些人物写成“外来的文化施舍者”，而是把他们的行迹纳入青岩的文化脉络之中——不是他们“照亮了边地”，而是青岩这座古堡，以自己的包容与厚重，接纳并安放了这些不同时代的灵魂，让不同方向的文明线索在这里完成交汇。

更具突破性的是，赋作没有回避青岩本土的土司谱系，从班麟贵到班应寿，这些曾经被传统正史边缘化的布依族土司，不再是“地方豪强”的模糊标签，而是作为青岩城真正的奠基者，被郑重写入了边地文明的传承序列里。这种书写彻底打破了过去边地历史“依附中原定义”的惯性，宣告青岩六百年的文明史，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脉络里完全独立、自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思想高度：以五教并存的文明样本，重构边地中国的共生叙事

多数古镇赋写到风物与人物便戛然而止，很难再往文明共生的思想层面掘进，但《青岩赋》却在铺陈完所有历史细节之后，把笔触伸向了一个极少有人触碰的核心命题：在多民族、多文化、多信仰交织的西南边地，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实现真正的安定与共生？

罗仕明给出的答案，就是青岩这座古堡用六百年岁月活出来的样本：“五教并存而安定，万人纷至而侃聊”。在这里，儒、道、佛、天主教、基督教五大信仰体系，没有发生激烈的文明冲突，反而沿着古堡依山就势的街巷自然分布，八庙五阁九寺与教堂相邻而立，不同信仰的信徒擦肩而过，依然可以在同一条背街上买一块米糕，在同一个市井里分享苗家的酒与汉家的辣。这种共生不是后世刻意打造的文旅表演，而是从明代建城开始，就在军户、土司、移民、少数民族民众长期共处的日常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文明生态。

赋中写“福禄寿禧，渔读耕樵。龙凤狮象，院墙门桥。叹葫芦石榴葵花，多福多子；惊牡丹祥云如意，来喜来朝”，这些散落于建筑细节里的符号，既有汉文化的吉祥意象，也有少数民族的图腾表达，不同文化的审美偏好，在青岩的石墙与木雕上完成了毫无违和的融合。更具深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办代办信局诞生在青岩，比官办邮政还早八年——这个细节绝非无关紧要的点缀，它恰恰印证了这座边地古堡的文明开放度：早在晚清时期，这里的民众就已经自发建立起连通外部世界的信息网络，这种对多元事物的接纳能力，正是青岩文明共生特质的最好注脚。

罗仕明没有用宏大的“文明融合”概念去空泛抒情，而是把这种思想高度落到了最具体的生活细节里：苗王酒的烈，鸡辣椒的香，状元蹄的糯，簸箕画的拙，不同民族的日常滋味与审美创造，共同拼成了青岩最鲜活的生命肌理。这种书写跳出了“边地文化就是奇异风情”的他者化叙事，证明边地中国从来不是文明的“边缘洼地”，反而在长期的多元共处中，生长出了更具包容性、更具生命力的共生文明形态。

当最后一句“燃情之镇，焉能不火；古朴之城，怎可不红”落在纸上，《青岩赋》完成的早已不是一篇普通古镇赋的创作，而是一次边地文化的郑重发言。罗仕明以大地辞赋学的“肉身在场”为锚点，把自己在青岩街巷里踏勘过的石板路、触摸过的老石墙，全部转化成了文字的重量，让这座六百年的古堡，终于摆脱了“西南小众景点”的标签，露出了它作为西南军事锁钥、边地文明活化石的真正面目。这篇赋作的价值，从来不止于为青岩增加了一篇骈文作品，更在于它为所有边地历史文化地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书写可能：不用攀附中原的审美标准，不用套用通用的文旅模板，只要站在边地主体的立场上，打捞那些被遮蔽的军事细节、被忽略的历史人物、被误读的文明特质，就能让古老的辞赋文体，在边地的大地上长出全新的骨骼与血肉。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