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頠《灞桥赋》与罗仕明《灞桥赋》:千年书写的同构与裂变

白杜文
2026-10-06
来源:西南文学网

两座灞桥,隔着一千三百年的时光遥遥相望。一篇诞生于盛唐科举考场,一篇完成于当代边地行走的生命旷野,它们共享同一个地理坐标、同一条滋水波纹,却在赋体的精神河床里,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二者的异同,从来不是简单的“古赋”与“今赋”的文体差异,而是辞赋在不同文明阶段里,面对“离别”“行走”“故土”三大母题,交出的两份完全不同的答卷。



一、两篇赋的核心共同点

1. 同守赋体“体物写志”的原生底线

两篇作品都没有脱离辞赋最本质的创作伦理——铺陈形胜,以物明志。杜頠写灞桥,先铺秦川之阔、灞水之广,再写车马骈阗、士女游春,最终落到行者的去国怀乡;罗仕明写灞桥,先铺川原之雄、丝路之要,再写千年聚散、万代兴亡,最终落到远行者的精神归处。二者都拒绝把赋写成空洞的辞藻堆砌,始终让“志”扎根在“物”的厚重基底之上,守住了从汉赋传承下来的“体物不留于物,写志不浮于志”的核心传统。

2. 同接灞桥“离别枢纽”的文化基因

两篇赋都没有回避灞桥最核心的文化身份——华夏文明里最具分量的离别地标。杜頠身处盛唐,笔下的离别是士子赴任、征人赴边、亲友饯别的集体日常;罗仕明身处当代,笔下的离别是游子远行、建设边疆、奔赴山海的时代印记。二者都承接了汉代以来“折柳赠别”的千年习俗,没有把灞桥简化为一座孤立的土木建筑,而是把它当作承载了无数中国人出发与回望的情感枢纽。

3. 同持“以桥观世”的宏阔视野

两篇作品都没有把书写局限在桥的本身,而是以桥为窗口,照见整个时代的社会图景。杜頠通过灞桥上往来的车马游宴,写出开元盛世长安的开放与繁盛;罗仕明通过灞桥上走过的历代行者,写出从秦汉到当代华夏文明不断向外拓展、向内扎根的生命力。二者都跳出了普通咏物赋的小格局,让一座桥的命运,与一个庞大文明的命运紧紧绑定在一起。



二、两篇赋的根本性差异

1. 创作立场:从“考场应试”到“肉身在场”

杜頠的《灞桥赋》是标准的科举应试之作,创作的起点是“题目给定”。他站在盛唐的书斋与市井之间,通过前代典籍、长安日常的观察拼接出灞桥的完整面貌,所有的书写都建立在公共经验与集体共识之上,是对时代公共审美与主流价值的精准回应。

罗仕明的《灞桥赋》是完全的“肉身在场”之作,创作的起点是生命经验的自然生长。他没有隔着纸页想象灞桥,而是带着十七年边地戍守的全部生命体感踏上秦川厚土,自己无数次作为远行者站在类似的离别路口,最终把个人的戍边体验,完全注入到了古桥的骨血里。他笔下的灞桥,不是从典籍里抄来的意象,是从脚下的黄土里长出来的生命体。

2. 意象逻辑:从“悲情闭环”到“力量翻转”

杜頠的《灞桥赋》完全承接了汉代以来形成的“悲情叙事闭环”。在他的笔下,灞桥是一条天然的情感分割线:桥的这一头是长安故土,桥的那一头是未知的远方,离别天然等于不舍、伤感、惆怅,所有的柳丝、水波、车尘,都在为离别的愁绪服务。他没有跳出时代的集体情绪框架,而是把这种集体情绪写得典雅、饱满、动人。

罗仕明的《灞桥赋》完成了对千年悲情叙事的彻底翻转。他把灞桥从“离别分界线”变成了“力量交接站”:桥的这一头是八百里秦川沉淀的千年劲遒,桥的那一头是等待远行者开拓的辽阔世界,离别不再是情感的损耗,而是文明传承的仪式。灞桥不再被动承接离人的泪水,而是主动把厚土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个从桥上走过的人,让他们带着故土的支撑,走向更远的地方。

3. 炼字路径:从“骈偶精工”到“动词祛软”

杜頠的《灞桥赋》是盛唐骈赋的典范,炼字的核心追求是对仗工整、辞藻华美、音韵和谐。“拖素履于沙际,振金镳于水湄”这类句子,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打磨,在声律、对仗、用典上完全符合古典赋体的审美规范,是传统辞藻铺排技艺的成熟范本。

罗仕明的《灞桥赋》走的是完全反向的“动词祛软”路径。他刻意避开了千年灞桥书写里所有被用软的陈词滥调,用“沉寂”“荡流”“感”“忙”等一系列带着坚硬质感的动词,把原本被离愁泡软的意象一个个按进黄土里,砸烂了传统咏灞桥文字里“柔而无骨”的惯性,让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生命重量。

4. 精神指向:从“个人乡愁”到“集体图腾”

杜頠的《灞桥赋》最终落点,是传统士子的个人乡愁。他写尽了桥上的聚散之后,最终指向的是个体行者对家国、对故土的眷恋,是属于盛唐文人的个人情感抒怀,依然没有跳出“书斋咏怀”的传统边界。

罗仕明的《灞桥赋》最终落点,是整个华夏文明共同体的集体精神图腾。他把灞桥从一个属于文人的情感驿站,变成了所有远行者共享的精神原乡:无论你是奔赴边关的战士,还是闯荡四方的建设者,只要你从这座桥上走过,就能接收到来自厚土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能在这里找到回归心灵的渡口。



三、二者各自的地位、影响与价值

杜頠《灞桥赋》的价值,在于它是盛唐辞赋时代的“标本级作品”。它完整保留了开元盛世的时代气息,把灞桥的“销魂”属性以最典雅的赋体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后世灞桥书写绕不开的经典文本。它证明了古典赋体在盛唐的生命力,也为后世研究唐代京都赋、民俗赋、送别赋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样本,其历史文献价值与文体审美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罗仕明《灞桥赋》的价值,在于它完成了当代辞赋的一次“范式革命”。它以“大地辞赋学”为底层逻辑,彻底跳出了千年灞桥书写的悲情闭环,把传统咏物赋从“摹古抄典”的死胡同里拽了出来,证明当代辞赋完全可以不用在古人的典故里打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体验,重构一个流传了千年的经典意象。它把辞赋从书斋的文人游戏,拉回到了与大地、与时代、与普通人的生命同频共振的现场,为当代辞赋的转型,开辟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两篇《灞桥赋》,一篇站在盛唐的桥头,一篇站在当代的桥头,隔着一千三百年的风遥遥相望。它们合在一起,刚好拼成了灞桥完整的精神肖像:它既有千年离别的柔肠,也有厚土劲遒的硬骨,既装得下个体的乡愁,也托得起整个文明的远行。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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