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平||关于贵州学派的思考

简言之，多元文化资源是学派生长的土壤，学人共同体是学派的枝干，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才是学派的灵魂。

二、历史上知名的学派

回望中国学术史，历代学派各有精神底色，梳理其兴衰脉络，可为我们理解学派形成的内在规律提供参照。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奠定中华文明思想源头。儒家以仁、礼为核心，孔子开宗，孟子、荀子接续，重人伦、倡入世，塑造传统社会价值根基；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老子、庄子阐发无为逍遥的生命智慧，深刻浸润后世士人的精神世界；墨家倡导兼爱、非攻、尚贤，拥有严密的团体组织，重视社会实践；法家重法治、耕战之术，服务中央集权治理。诸子学派，各立宗旨，相互辩难，开启中国思想史上最富活力的时代。

降至宋明，理学大兴。程朱理学主张格物穷理，以天理为本体，深刻影响元明清数百年的教育制度与科举体系；陆王心学另辟蹊径，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强调内心体认与实践。王阳明龙场悟道，便是心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与此同时，地域学派蓬勃兴起：湖湘学派由胡安国、胡宏奠基，张栻发扬光大，主张经世致用，不尚空疏义理，崇尚知行互证，塑造千年湘士风骨；浙东学派以黄宗羲、万斯同等人为代表，深耕史学，关注典章制度与地方民生，提倡史学经世；桐城派由方苞、刘大櫆、姚鼐一脉传承，建立系统的古文理论，统领清代文坛两百余年；泰州学派为王门后学，王艮开创，将心学推向民间，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是极具平民色彩的思想流派。

审视这些成功的地域学派，可以发现共通之处：大多依托书院讲学，有宗师引领，弟子薪火相传；确立明确的治学宗旨，持续产出高质量著作；学派内部切磋砥砺，外部与其他学派论辩交流；思想突破地域边界，持续影响时代。一个学派的成型，往往需要上百年的积淀，绝非短期造势便可成就。

三、学派存在的意义

学派的价值，不只局限于学术内部的理论研讨，更关乎一个区域文化主体性的确立。

第一，凝聚学人共识，形成稳定学术传统。分散各地的学者，研究方向容易碎片化。学派提供共同的问题域，引导学人围绕共通的文化母题深耕，把个体零散的研究汇聚成体系化成果，避免研究工作各自为战。

第二，提炼地域精神，构建文化主体性。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精神。学派能够从历史、文献、民俗之中提炼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精神特质，阐释地方文化的源流、特质与当代价值，使本土研究者从文化记录者，转变为思想阐释者。湖湘文化“经世济民”，浙东史学“以史明道”，皆是学派提炼地域精神的典范。

第三，搭建学术对话平台，提升区域文化话语权。拥有学派，便拥有稳定的学术身份，能够和国内其他学术群体平等对话，将区域经验上升为普遍性思考，让地方文化走出大山，进入全国学术视野。

第四，接续文脉，启迪后学。学派自带学术谱系，前辈的治学理念、研究方法、精神追求可以传递后辈，代代接续培育本土人才，让地方文化研究薪火不绝。

当然，学派不等于封闭的小圈子。真正成熟的学派，一定开放包容，兼容不同观点，鼓励内部思辨，摒弃门户之见，在坚守根本的同时保持思想活力。

四、贵州为什么建省六百余年来没有自己的学派？

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正式建省，至今六百余年。贵州山川阻隔，民族众多，文化资源丰厚，却始终未能形成完整稳定、获得全国学界公认的本土学派，背后有着多重深层历史原因。

其一，地理交通制约，文教起步晚，长期处于文化边缘地带。贵州地处西南喀斯特山地，山高谷深，交通闭塞。在建省之前，长期实行羁縻、土司治理，汉式儒学教育零星散落。当中原地区书院讲学兴盛、学派迭起之时，贵州尚在推进移民开发、兴办科举。文教基础薄弱，难以持续培养大规模的本土学人队伍。

其二，社会动荡频繁，学术传承屡遭中断。明清两代，贵州多次发生战乱与改土归流；近代又历经军阀混战、全面抗战、社会变革。学术成长需要安定环境与长期积累，战乱往往摧毁书院、离散学人、损毁典籍。沙滩文化盛极一时，随即遭遇时局动荡，传承迅速中断。黔中王门是明代王门后学重要分支，以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为代表，是贵州本土最早的心学群体，但王阳明本人并非贵州本土学者，心学理论源头不在黔地。黔中王门虽有本土学人体系，但受限于地域闭塞，未能形成全国性影响力，后世传承亦日渐衰微，未能发展为独立完整的贵州本土学派。

其三，族群多元，文化形态分散，难以凝聚统一的思想内核。贵州是多民族共生之地，汉、苗、布依、彝、水等众多民族文化并存共生。文化形态丰富，地域差异巨大：黔北有沙滩文脉，黔中有阳明心学遗存，黔南有水书，安顺有屯堡，黔西南留存南明文化。多元共生是巨大优势，但客观上很难凝练一套贯通全境、统一完整的核心学术主张。

其四，人才持续外流，本土学术共同体难以维系。长期以来，贵州优秀士子学成之后，多赴江南、中原等地为官治学。本土缺少足够的学术机构、藏书条件与常态化交流平台，难以留住学人。学者离散，缺少稳定聚集、讲学论辩的阵地，无法形成持续稳定的师承谱系。

其五，传统学术多为移植承接，本土原创思想建构不足。历史上贵州学术大多承接中原传来的理学、心学、朴学，本土学人更多是外来思想的继承者、传播者，而非思想体系的原创建构者。沙滩文化的郑珍、莫友芝学术成就极高，但治学范式仍属于清代朴学体系，没有创立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

多重因素叠加，造就了贵州独特的文化样貌：贵州从来不缺文化瑰宝，不缺杰出学者，却始终未能聚合为成熟的学派。

五、阳明文化、端棻文化、夜郎文化、土司文化、思州文化、水书文化、沙滩文化、民俗文化、三线文化、红色文化、屯堡文化等，是贵州学派立派的独有基石

今天探讨构建贵州学派，绝非凭空创造一套理论，而是扎根贵州已有的文化遗产，把分散的文化板块整合提炼。这一系列丰厚独特的文化资源，正是贵州学派赖以立足的独有基石。

阳明文化，是贵州最重要的思想高地。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谪居龙场，于此龙场悟道，提出知行合一，奠定心学根基，贵州也因此成为阳明心学的诞生地，催生黔中王门。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致良知，强调实践优先、良知自觉，可以成为贵州学派核心精神源头之一，坚持知与行统一，立足山地乡土、多民族现实，摒弃空疏之学。

端棻文化，以李端棻为代表。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任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最早倡议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大力倡导维新变法与新式教育，主张中西。

兼学。他身上开放求新、兴学育才、接纳外来文明的精神，代表近代贵州面向世界的文化品格。

夜郎文化，是贵州先秦本土文明的代表。赫章可乐遗址等考古遗存，展现西南古国独特的青铜文明与社会结构，证明贵州并非文化荒漠，早在中原文明鼎盛之时，西南大地便孕育独立的文明形态，是构建贵州文化自信的上古源头。

土司文化，以播州杨氏、思州田氏等土司遗存为代表。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央王朝治理多民族山地社会的制度实践，记录中原王朝与西南族群长期互动融合的历史经验。遵义海龙屯，是播州杨氏土司的核心城堡，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土司文明的实物见证。

思州文化，古思州田氏绵延八百余年，是黔东最早开发的区域，“先有思州，后有贵州”。思州、思南二田氏土司的争端，直接促成永乐十一年贵州建省，开启黔东儒学传播，为贵州建省奠定基础，代表黔东文脉的源头。

水书文化，水族古老文字与典籍，属于西南少数民族原生文字系统，承载水族哲学、天文、民俗、信仰，是少数民族本土知识体系的珍贵样本，代表贵州多元民族文化的原生智慧。

沙滩文士（沙滩文化），清道光至光绪年间，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僻居遵义沙滩，著述千万言，经学、史学、文学、金石学成就冠绝一时，郑珍、莫友芝合纂《遵义府志》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代表扎根乡土、潜心著述、博通经史的朴学精神，是传统黔地学术的顶峰。

民俗文化，贵州多民族世代传承的节庆、歌舞、手工技艺、口述传统，是活态民间智慧，记录山地民族的生存方式、伦理观念、自然观，是田野研究取之不竭的资源。

红色文化，贵州是长征重要途经地，1935年遵义会议在此召开，见证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红色文化蕴含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独立自主的精神，是近现代贵州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三线文化，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大批建设者奔赴贵州深山建厂办学，将现代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带入西南腹地，蕴含为国担当、艰苦创业、开放融合的时代精神，是贵州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印记。

屯堡文化，源于明代调北征南、调北填南，江淮军民入黔，六百年传承，保留明代生活习俗，形成汉移民扎根山地、与周边民族共生的文化样本，承载移民家国情怀与地域融合的历史记忆。

从上古夜郎，到土司、思州；由明代阳明、屯堡，到清代沙滩文士；再到晚清李端棻，近现代红色、三线文化，这十余种文化板块串联起一条连续完整的贵州文脉链条。它们各有侧重，彼此勾连：既有本土原生文明，又有中原移民带来的文化；既有古代思想义理，也有近现代革命与工业文明；既包含汉学传统，也保存少数民族原生知识。

这便是贵州学派得天独厚的根基。不同于湖湘学派依托理学经世，不同于浙东学派专注史学，贵州学派的底色，是山地性、多民族、多元共生、知行并重。其核心精神，可提炼为：立足山地乡土，尊重多元族群，坚持知行合一，贯通古今，兼顾文献考据与田野实证，挖掘西南多民族共生的生存智慧，探讨边缘地域与中华文明中心长期互动的关系。

当然，构建贵州学派绝非一蹴而就。首先要搭建开放的学人共同体，文史、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学者携手共进；其次确定研究方向，系统整理乡邦文献，持续开展田野调查；常态化举办学术研讨，发表系列成果，形成良性学术对话。它拒绝封闭的门户之见，是开放包容的学术共同体，吸纳多元视角，包容不同观点。

结语

学派的诞生，从来不是行政命名或是短期宣传所能完成，它需要几代学人沉心耕耘，持续产出高质量思想成果，在长期学术交流中慢慢确立自身的学术身份。今天探讨贵州学派，本质上是一次文化自觉的尝试：把散落在黔山大地的文化碎片，串联成完整的精神谱系，从夜郎青铜、水书秘典，到阳明心学、沙滩著述，从屯堡乡愁、红色转折，到三线风骨，发掘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精神内核。

贵州六百年建省史，是一部从边缘走向融合、不断转型发展的历史。过去，贵州更多作为外来文化的接收地；未来，依托丰厚独特的文化基石，当代学人完全可以立足黔地经验，面向全国乃至世界发声，提炼山地多民族地域的思想智慧，构建开放包容、知行合一的贵州学派。这既是对历史文脉的接续，也是当代贵州学人应当承担的文化使命。

（编辑：罗仕明  沈家卿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