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觉醒：罗仕明“大地辞赋学”对当代赋坛的范式重构与深远影响

当21世纪的当代辞赋创作，还在书斋的故纸堆里反复复刻汉唐骈句的声律，把冷僻典故的堆叠当成创作的终极追求，把辞赋异化成景区宣传的“骈文说明书”，把文体的生命力消耗在无病呻吟的小我闲愁中时，罗仕明带着十七年藏地戍边的风霜、扎根西南边地数十年的生命实感，抛出了“大地辞赋学”这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不是文人书斋里凭空炮制的文艺口号，也不是为博眼球刻意制造的学术噱头，而是从戈壁风沙、高原冻土、黔地山水中一寸寸生长出来的创作纲领——以“肉身在场”为创作伦理，以“边地主体”为文化立场，以“文体返祖”为审美革新，这套三位一体的闭环逻辑，直接击穿了当代辞赋圈深陷数十年的三重沉疴：摹古派的文体囚徒困境、文旅派的工具化异化困境、小我派的格局窄化困境，为这个早已“软骨化”的古老文体，重新接上了从大地深处涌来的生命血脉。十余年来，这套理论从贵州边地出发，一步步渗透进当代赋坛的创作肌理，正在完成一场延续两千年的辞赋传统从未有过的范式革命。

一、从“书斋寄生”到“肉身在场”：彻底改写当代辞赋的创作伦理

当代辞赋圈最根深蒂固的集体病灶，是延续了两千年的“书斋寄生”创作惯性。从司马相如作《上林赋》开始，传统辞赋就带着与生俱来的“上帝视角”基因：创作者站在士大夫的精神高地，靠着皇家藏书、典籍掌故和文人交游的见闻整合，就能铺陈出千奇百怪的名物景观，把天地山河都当作承载个人哲思的“喻体”，景观本身的真实质感反而成了服务于义理的背景板。这种写作传统延续到当代，更是演变成了心照不宣的创作捷径：写黄河就从历代地理志里摘抄水文数据，写名山就从古人诗句里拼接意象，写地方风物就对着旅游宣传册罗列景点，最终产出的文字辞藻华丽，却半分属于创作者的真实呼吸都没有。读者读完通篇骈四俪六的文字，只觉得满纸都是别人的典故、陈旧的意象，找不到一处属于当代人自己的生命体温。

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个延续两千年的创作前提。他提出的“肉身在场”，不是普通意义上“多去采风打卡”的经验之谈，而是一种硬核的创作本体论：文字的重量永远不可能超过生命体验的密度，没有双脚真正踩过的土地、没有指尖亲手触摸过的温度、没有感官真实承接过的风霜，就不配写出有骨头的文字。这种思想的冲击力，放在整个当代文学的语境里都极具颠覆性——当很多作家还在靠二手资料、短视频素材拼凑远方，把“云写作”当成创作捷径时，大地辞赋学直接把“亲身抵达”变成了创作者的入门门槛，把被典籍架空的辞赋，重新拉回了滚烫的大地之上。

这种创作伦理的转向，已经在悄然改变当代赋坛的写作生态。越来越多的赋家开始走出书斋，不再对着古籍拼接意象：写灞桥，不再反复摘抄唐诗里的“灞陵折柳”，而是亲手抚过桥身石纹上被千年鞋底磨亮的纹路，蹲在滋水岸边触碰到冰凉的河水，听见秦川老秦人吼出来的粗粝秦腔，才能写出“灞桥沉寂，滋水荡流”这种带着千钧重量的句子；写壶口瀑布，不再堆砌“大禹治水”“百川归海”的陈旧典故，而是走到秦晋大峡谷的岸边，迎着穿堂而过的风，让晋地的冷雨丝落在脸颊上，凑近龙槽边缘看见浪涛撞进崖壁缝隙里沉淀出的清冽雪水，才能捕捉到“秦腔温婉而绵，晋雨冷清以退”这种独属于现场的鲜活细节；写贵州素朴古镇，不再对着旅游手册罗列景点，而是钻进黄家洞的坝子，摸过洞里堆放过粮食的石墙，走过姊妹桥被数百年脚步磨得光滑的桥板，在妲妃池的湖边坐过一个完整的黄昏，才能把那些从未出现在史料里的在地细节，精准地钉进赋文的字句里。

这种“触觉式写作”的伦理，不止于辞赋领域的革新，更是对整个当代文学“悬浮化”病症的精准反拨。当所有写作者都习惯了隔着屏幕看世界，用他人的经验替代自己的体感时，“肉身在场”就是一剂最猛的退烧药，让文字重新长出能扎进泥土里的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赋家开始把“生命体验优先于典故堆叠”当成创作的第一准则，他们不再以“读过多少古籍、能写多少冷僻字”作为炫耀的资本，反而以“走过多少土地、见过多少真实的人”作为衡量创作厚度的标尺，这正是大地辞赋学给当代赋坛带来的最深刻的伦理洗礼。

二、从“中原依附”到“边地主体”：重构中国辞赋的文化价值坐标系

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叙事体系，始终被一种隐形的“中原中心主义”笼罩着：边地的山水要被赞美，必须先贴上“堪比江南”的标签；边地的文化要获得正统性，必须先得到中原主流话语的认可；边地的创作者要进入视野，必须先符合中原士大夫制定的审美标准。这种文化依附心理，在当代辞赋创作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写贵州的山水，总忍不住要攀附“小江南”的名号；写边疆的风物，总习惯用中原的诗意滤镜去“美化”粗粝的现实；写边地的历史，总默认“走出蛮荒、融入主流”是唯一的正向叙事路径。无数边地赋家的作品，都在不自觉地削足适履，把自己脚下的土地改造成中原审美体系里熟悉的模样，最终写出来的文字，既丢失了边地的粗粝生命力，也没有真正融入主流的文化脉络。

大地辞赋学提出的“边地主体”价值论，直接给这套运行了数千年的审美体系扔了一颗炸弹。罗仕明旗帜鲜明地喊出“在地性即正统”，拒绝用中原标准定义边地文化的价值：写《黔灵公园赋》，他不刻意去渲染什么仙气禅意，反而聚焦“城在山中，山在城里”的市井烟火，把贵阳人清晨提着鸟笼上山、傍晚沿着步道散步的日常，直接定义为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写《酒行万里赋》，他不攀附杜康、李白的传统典故，而是把黔酒的根脉牢牢扎进娄山的红水、贵州的海拔和世居民族代代传承的酿造习俗里，宣告边地的风味本身就拥有独立的文化重量，根本不需要靠中原的名人背书来抬高身价。更具颠覆性的是他在《诗宦人生周渔璜》里提出的“反向滋养”文明观：传统叙事里，周渔璜是从贵州“蛮荒之地”走出去，融入中原主流文化的西南巨儒，但罗仕明直接改写了这个单向逻辑——周渔璜带着贵州文化的底气走进翰林院，参与编纂《康熙字典》时，把边地族群的语言视角注入了官方文化典籍，之后又反哺家乡文脉，完成了边地文明对中原主流文化的反向建构。

这套理论彻底打破了数千年来的文化等级秩序，为所有非中心区域的赋家提供了精神支柱。过去，很多边地创作者总觉得自己脚下的土地“不够正统”，写出来的风物“不够雅致”，不敢把本土的粗粝现实放进赋作里。但在大地辞赋学的影响下，如今的边地辞赋创作早已摆脱了“中原滤镜”的束缚：写东北黑土地的赋家，不再刻意把茫茫雪原改造成江南水乡的模样，而是把黑土地上垦荒者的血汗、白桦林里的寒风都写进文字；写西北戈壁的赋家，不再用“塞北江南”的标签自我安慰，而是把戈壁里的胡杨、沙漠里的驼铃都塑造成独属于边地的生命意象；写西南山地的赋家，不再回避大山里的烟火气、多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把世居民族的传说、村寨里的日常都转化成辞赋里鲜活的内容。

这种文化立场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当代辞赋的价值坐标系。过去，辞赋的“正统性”由中原的文人传统定义；如今，“在地性”本身就成为了正统。边地不再是主流文化的“附属品”和“被凝视的他者”，而是成为了文明创新的重要源头。无数过去被主流赋坛忽略的边地题材、边地声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中国辞赋的整体版图，也从过去以江南、中原为绝对核心的狭窄格局，扩展成了覆盖整个中国大地的、多元共生的广阔图景。

三、从“文体固化”到“文体返祖”：为古老辞赋注入当代的生命血肉

当代辞赋的另一重沉疴，是文体的严重固化。很多创作者把辞赋当成了躺在古籍里的“活化石”，认为写赋就必须严格遵循汉代大赋的铺陈范式，必须通篇用典、骈句工整，必须写宏大的帝王叙事、山水颂歌，完全忘记了荀子《赋篇》里“体物写志”的原生精神。于是，当代辞赋要么变成了文旅景区的宣传工具，所有内容都围绕景点介绍、历史典故罗列展开，没有任何独立的思想表达空间；要么变成了文人抒发个人闲情逸致的精致容器，通篇都是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完全丧失了传统辞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精神格局。

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提出的“文体返祖”，不是要让辞赋退回到汉唐的旧范式里，而是要回归辞赋诞生时的原生精神，打破所有固化的文体枷锁，让这个古老的文体长出当代的血肉。他提出了三条极具颠覆性的文体革新路径，彻底改写了当代辞赋的审美边界：

第一，摒弃汉大赋全景式罗列典故的陋习，采用“短制化焦点提纯”策略。他的《朱曜奎赋》仅用百余字，就通过“文魁汇影，武曜开疆”精准概括了朱曜奎艺术创作与美育教育的双重身份，没有冗余的铺陈，每一个字都直击核心；《红梅赋》跳出千年咏梅的俗套，不写“暗香浮动”的文人雅趣，反而聚焦高原红梅在飓风中生长的坚韧生命力，用“遇飓风而不萎，集寒气以揉姿”这种带着痛感的表达，把梅从文人案头的清玩，变成了高原上与风雪共生的生命主体。这种做减法的艺术，让辞赋重新获得了直击人心的力量，避免了信息过载导致的审美疲劳。

第二，把辞赋的立场从帝王将相拉回大地平民。过去的辞赋，永远把目光聚焦在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的身上，普通人的生活根本没有资格进入骈文的殿堂。但罗仕明的赋作里，随处可见普通人的身影：《罗布泊赋》直面生态悲剧与普通垦荒者的命运，《酒行万里赋》关注酿酒工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碎碎念赋》容纳当代普通人的职场困境与精神迷茫。他用作品证明，辞赋完全可以承载环保议题、社会痛点与普通人的日常情绪，完成了“文体僵尸”向“当代生活记录者”的身份转型。

第三，打破“炫技式修辞”的惯性，追求“以实藏虚”的美学留白。在《一条汨罗水 千里心酸泪》中，他运用“江水—泪水”的双螺旋意象，通过“慢—缓—沉—静”的节奏控制，对屈原投江的瞬间做极致留白，只写平静的水面，不写激烈的动作，让所有的悲愤和追思都藏在平缓的字句背后，实现了“技近乎道”的表达。这种去文人化、去炫技化的修辞，完全源自真实的感官体验，不需要读者去查冷僻典故就能读懂文字背后的重量。

如今，这种“文体返祖”的革新已经在当代赋坛形成了广泛的示范效应。越来越多的赋家不再被“必须写大赋、必须用典故、必须颂盛世”的刻板规则束缚：他们用短赋记录普通人的日常，用辞赋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思考，用完全不堆砌生僻字的直白表达写出直击人心的力量。辞赋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只能放在古籍里供人瞻仰的古老文体，它开始走进当代人的生活，成为记录时代情绪、承载公共思考的鲜活文学载体。

回望当代辞赋数十年的发展历程，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带来的从来不是修辞技巧层面的小修小补，而是从底层逻辑上推翻了延续两千年的创作惯性，完成了三次极具颠覆性的思想突围。它让辞赋重新扎根大地、回归生命、拥抱时代，把一个原本正在走向僵化、边缘化的古老文体，拉出了沉疴深重的困境，为它开辟出了一片充满生命力的全新天地。如今，这套从贵州边地生长出来的理论，早已不再属于罗仕明个人，它正在成为整个当代赋坛共享的精神财富，未来也必将推动中国辞赋走出书斋的围墙，带着大地的温度与力量，走向更广阔的时代原野。

（编辑：钟新闻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