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空赋界新河床：罗仕明大地辞赋学的体系建构与价值重估

当代辞赋创作走过数十年发展历程，始终未能真正跳出传统范式的惯性束缚：要么以复刻汉唐骈句为能事，把作品写成用典密集的古籍摘抄，完全脱离当代人的生命感知；要么沦为地方文旅的宣传附庸，所有文字都围绕景点介绍、历史掌故罗列展开，丧失了独立的思想品格；要么困在文人小我的闲情叙事里，通篇堆砌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彻底丢掉了传统辞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精神格局。当整个赋界都在这三重困境里反复打转时，罗仕明带着十七年藏地戍边的风霜、二十余年扎根边地的生命沉淀，在贵州高原的山山水水之间，凿出了一条完全独立的创作路径，最终构建起“大地辞赋学”这一套从创作本体、历史哲学、文明认知到文体革新的完整理论闭环。这套体系绝非零散的创作经验总结，而是一次针对当代辞赋底层逻辑的系统性重构，唯有穿透文字的表层肌理逐层解码，才能真正读懂它为何能在浮躁的时代里，为古老的辞赋文体注入沉甸甸的当代生命力。

本体论重构：以“肉身在场”完成创作伦理的底层革命

大地辞赋学最具颠覆性的创建，首先是从创作的最原点，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书斋寄生”传统，确立了“肉身在场”的硬核写作伦理。这绝非普通意义上“创作者要多去采风”的经验倡导，而是一场针对当代文学普遍存在的“软骨病”的根本性伦理革命。

从汉代司马相如作《上林赋》开始，传统辞赋就带着与生俱来的书斋基因：司马相如穷尽天下奇珍异宝的名物罗列，靠的是皇家藏书与文人交游的见闻整合，他本人根本不可能走遍上林苑的每一寸土地；明代薛瑄作《黄河赋》，从巴颜喀拉山源头铺陈到东海入海口，空间跨度数千里，通篇却找不到一处属于个人肉身体验的鲜活细节。这类经典赋作的共同特质，是“以俯瞰视角写万物”：作者站在士大夫的精神高地，把天地山河、历史兴衰都当作承载个人哲思的“喻体”，景观本身的质感反而成了服务于义理的背景板。到了当代，不少辞赋创作者依然延续着这条路径：写黄河就从历代地理志里摘抄水文数据，写名山就从古人诗句里拼接意象，最终产出的作品更像一篇用骈文包装的“景点说明书”，读者读完只觉得辞藻华丽，却感受不到一丝属于创作者的真实呼吸。

罗仕明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个延续两千年的创作前提。他的所有赋作的第一块基石，永远是“我在场”——不是作为一个观光客的打卡式在场，而是作为一个在极端环境里长期生活、用全部感官与山河共生的人的深度在场。十七年的藏地戍边岁月，让他见过高原上能把帐篷连根拔起的飓风，见过冻土上在零下三十度依然不肯弯折的红柳，见过昆仑山口的落日把整片戈壁染成熔金的模样，这些体验是任何书斋里的想象都不可能生成的。写《壶口瀑布赋》时，他不是站在景区的观景台上远远眺望，而是走到了秦晋大峡谷的岸边，迎着穿堂而过的风，听见陕西岸畔飘来的秦腔顺着浪涛声传过来，感受到山西侧的雨丝带着吕梁山的凉意落在脸颊上，甚至凑近龙槽边缘，看见浪涛撞进崖壁缝隙里沉淀出的那一抹清冽雪水。所以他笔下的壶口，没有历代黄河赋里写滥了的“大禹治水”“百川归海”的宏大叙事，反而留下了“秦腔温婉而绵，晋雨冷清以退”这种独属于肉身体验的句子——没有真正站在那个风口的人，永远写不出这样的细节。

这种“触觉式写作”的伦理，在他的贵州本土题材创作中体现得更为极致。他写《素朴赋》，不是对着旅游宣传册罗列景点，而是亲自钻进黄家洞的坝子，摸过洞里堆放过粮食的石墙，走过姊妹桥被数百年脚步磨得光滑的桥板，在妲妃池的湖边坐过一个完整的黄昏，才敢写下“黄家洞宽敞如坝，姊妹桥矮高若虹”的句子——这些细节没有在任何公开资料里出现过，只有真正走到那里的人，才能把它们精准地钉进赋文的字句里。他写《诗宦人生周渔璜》，不是坐在贵阳的书房里翻《贵阳府志》，而是撑着黑雨伞在春夏之交的碎雨里一步步登上小龙山，去辨认当年私塾残存的青石基脚，去数崖边紫金树的年轮，去看“慧泉”石墙上斑驳的青苔痕迹，甚至去摸一摸1992年重建桐埜书屋时，老石匠留在石阶上的凿痕。这种把个人生命体验完全砸进文字里的写作方式，从根源上治愈了当代辞赋的“软骨病”，让每一句骈文都拥有了能砸进泥土里的重量。

历史观革新：以“人性流动”击穿非黑即白的叙事囚笼

大地辞赋学的思想深度，最集中地体现在《象祠赋》这篇作品里。很多人初读这篇赋作，只把它当成一篇边地古祠的常规咏史赋作，却没有意识到罗仕明在这千余字的辞章里，埋下了击穿中国传统主流叙事底层逻辑的思想炸弹，完成了一次对传统历史哲学的范式革新。

自《尚书》定下“象以傲为德”的基调之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儒家叙事体系给象打造了一座密不透风的道德囚笼：他必须是天生的恶人，必须是“傲慢不孝、屡害兄长”的反面典型，他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服务于“大舜以德化人”的圣人叙事，没有任何自我转变的空间。后世的文人学者，哪怕是写下《象祠记》的王阳明，也依然没有跳出这个框架，他的核心逻辑依然是“象被舜的德行感化而弃恶从善”，本质上还是把象当成了圣人光芒下的陪衬。而柳宗元当年之所以要拆毁象祠，更是秉持着“以始论终”的评判逻辑：一个人早年做过恶，他一辈子都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不配拥有被百姓祭祀的资格。

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在这里完成了一次极具颠覆性的思想突破。他拒绝用人生某一个阶段的行为，给整个人的一生下终极判决，提出了“动态人性论”的核心观点：人性是一条流动的河，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题，那些曾经满身戾气的人，完全可以在岁月的流转里长出柔软的良善，活成被一方百姓世代感念的守护者。在《象祠赋》的叙事里，象不再是舜的德行光环下的“工具人”，不再是用来烘托圣人伟大的反面陪衬，他有自己完整的情绪转变轨迹：被封到千里之外的有庳之后，他没有带着被赦免的愧疚浑浑噩噩度日，反而被舜跨越血缘恩怨的包容深深触动，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护佑脚下的部族，“救族护民于水火，操兵策马以劲遒”，带着山里的百姓抵御外敌、开垦荒地，把原本荒僻的边地，治理成了安居乐业的家园。

最具颠覆性的一笔，是赋作里特意点出的“象创象棋之功，排兵布阵以用。上兵为谋，诛心熟懂”。这个被主流叙事刻意抹去的细节，直接把象的“改过”从被动的“被感化”，变成了主动的“创造性转化”：他把自己曾经用来争斗、算计的军事智慧，转化成了棋盘上的非暴力推演，用游戏化的方式替代现实里的杀伐，把自己后半生的全部力量，都用来传递“止戈为武”的善念。这份对人性灰度的接纳，直接戳中了当代人的精神痛点：我们从小到大，都活在各种标签的绑架里，一次考试失利就被贴上“差生”的烙印，一次职场失误就被打上“不靠谱”的标签，甚至年轻时一时冲动犯下的错，会被身边人反复提起，逼得自己用一辈子的时间自我惩罚。而《象祠赋》却直白地告诉我们：你不需要为几年前说错的一句话反复内耗，不需要为年轻时的莽撞永远自我否定，更不需要活在“完美人设”的牢笼里。那些你以为洗不掉的“黑历史”，完全可以在往后的岁月里，转化成你理解他人、护佑他人的生命厚度。

更重要的是，罗仕明还通过这篇赋作，消解了延续千年的“中原教化边地”的文明傲慢。他指出，水西百姓世代祭祀象，并非被动接受中原儒家的道德教化，而是基于自身生存体验的主动选择：象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安宁与富足，百姓就用最朴素的方式纪念他，这是边地族群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根本不需要中原文人来定义对错。这种“以终论始”的朴素智慧，是对固化阶层与偏见体系的有力反击，强调了个体通过后天努力重塑命运的可能性，也为所有边缘族群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文明观破局：以“边地主体”打破中原审美的垄断枷锁

在传统的中国文学叙事体系里，边地文化始终处于被凝视、被定义的边缘地位。写贵州山水，总要加上一句“堪比江南”才能证明其价值；写边地人物，总要强调其“走出蛮荒、融入主流”才算得上成功。这种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论”，让无数边地创作者陷入了文化依附的困境，始终不敢直面脚下土地本身的价值。而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最核心的文化立场，就是彻底打破这种“文化依附”心理，建立起独立的“边地主体性”，提出了“在地性即正统”的核心主张。

他拒绝用中原的审美标准来衡量边地的一切。在《黔灵公园赋》中，他不写传统山水赋里常见的仙气禅意，反而聚焦“城在山中，山在城里”的市井烟火，写晨练的老人、卖花溪牛肉粉的小摊、林间穿梭的猕猴，宣告边地日常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根本不需要用江南的园林意境来为自己背书。在《酒行万里赋》中，他不攀附杜康、李白的传统酒文化典故，而是将黔酒的根脉牢牢扎进娄山的红土地里，强调其独特的风味完全源于贵州的海拔、气候与世居民族的千年习俗，从根本上确立了黔酒文化的独立身份，不再是中原酒文化的附属品。

这种文明观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是他在《诗宦人生周渔璜》里提出的“反向滋养”理论。传统叙事里，周渔璜的成功往往被描述成“贵州才子走出大山，融入中原主流文化圈”的励志故事，仿佛他的价值只有通过中原文化的认可才能得到证明。但罗仕明彻底改写了这个单向叙事：周渔璜是带着贵州文化的底气走进京城的，他在编纂《康熙字典》的过程中，把边地的方言、物产、民俗视角注入了这部国家级文化典籍，让原本只聚焦中原风物的辞书，第一次容纳了西南大地的文化细节；晚年辞官回乡之后，他又把在京城积累的文化资源带回贵州，兴办书院、整理乡邦文献，反哺家乡孕育出更多的本土人才。这个完整的闭环证明了：边地文化从来不是中原文明的附属品，而是中华文明最具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它不是被动地等待中原文明来“教化”，而是主动地参与到整个中华文明的建构过程中，为整个文明的发展提供来自边缘地带的独特活力。

这种文化立场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辞赋创作的范畴。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无数边地创作者依然在焦虑“我的作品会不会被主流看见”，依然在刻意迎合中心区域的审美趣味，而大地辞赋学相当于给所有非中心区域的创作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你脚下的土地，你亲身经历的生活，你所属的地域文化，本身就拥有不依附于任何外部标准的正统价值。你不需要把自己的家乡包装成别人熟悉的样子，只需要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把这片土地上真实的故事写出来，就是最有分量的作品。这种文化自信的建立，对于整个中国边地文学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文体学返祖：以“当代赋魂”让古老文体重获新生

辞赋这种文体，在很多当代人的认知里，已经成了躺在古籍里的“活化石”，仿佛它只能用来书写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只能堆砌华丽的辞藻与冷僻的典故，根本无法承载当代人的生活与情绪。而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在文体层面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返祖革新”：他回归荀子《赋篇》“体物写志”的初心，剥离了后世叠加在辞赋身上的种种僵化枷锁，让古老的文体长出了当代的血肉，重新拥有了直面现实、记录时代的能力。

他摒弃了汉大赋全景式罗列典故的陋习，采用“短制化焦点提纯”的创作策略。传统大赋往往动辄数千言，把所有相关的名物、典故全部铺陈出来，读者读起来疲惫不堪，最后反而记不住任何一个核心意象。而罗仕明的赋作，大多篇幅不长，却能以极简的笔墨直击人心：《朱曜奎赋》仅用百余字，就通过“文魁汇影，武曜开疆”精准概括了这位美术教育家艺术创作与边疆办学的双重人生；《红梅赋》跳出了千年以来“傲雪报春”的俗套意象，聚焦高原红柳在飓风中不肯弯折的特质，把一种植物的生命力写得震撼人心。这种做减法的艺术，使辞赋重新获得了直击人心的力量，避免了信息过载导致的审美疲劳。

更重要的是，他把辞赋的写作立场，从传统的庙堂之上，彻底拉回了大地平民的中间。传统辞赋的书写主体，大多是士大夫阶层，内容也多围绕帝王将相、皇家园林、重大典礼展开，普通平民的生活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赋文的叙事。而罗仕明的赋作里，随处可见普通人的身影：《罗布泊赋》直面生态悲剧与普通垦荒者的命运，记录那些在戈壁滩上默默奉献、最终被历史风沙掩埋的普通人；《碎碎念赋》容纳当代人的职场困境与精神迷茫，把普通人日常的焦虑与困惑，用典雅的骈文表达出来；《酒行万里赋》关注酿酒车间里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的烤酒工人，写他们布满老茧的手、被酒气熏红的脸，让这些从来没有在传统文学里留下姓名的劳动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肖像。他用创作实践证明：辞赋完全可以承载环保议题、社会痛点与普通人的日常情绪，完全可以从“文体僵尸”转型成记录当代生活的鲜活载体。

回望整个当代辞赋的发展历程，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不是一次小修小补的文体改良，而是一场从底层逻辑到价值体系的完整革命。它用“肉身在场”的写作伦理，治愈了当代文学的“软骨病”；用“动态人性”的历史观，打破了非黑即白的固化叙事；用“边地主体”的文明观，重建了边缘文化的价值自信；用“文体返祖”的革新，让古老的辞赋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这套理论体系的深邃价值，从来都不止于辞赋创作的小圈子，它更是为所有扎根边地、扎根大地的创作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精神指引：不要迷信书斋里的二手意象，不要依附别人定义的审美标准，不要被固化的标签困住脚步，把你的双脚踩进脚下的泥土里，用你的生命体验去浇筑文字，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会拥有穿越时光的重量。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