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沅湘行吟到大地赋心：罗仕明与屈原的辞赋精神谱系及当代文化指引

两千三百年前，屈原沿着沅湘流域的荒草泽畔行吟，把楚地的巫风、香草的幽芳、家国的悲愤全部熔铸进“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二十余篇屈赋里，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由个体生命完全托举起文体重量的伟大革命。两千三百年后，辞赋家罗仕明带着十七年藏地戍边的风霜，以双脚丈量边地山河，提出“肉身在场·边地主体·文体返祖”的大地辞赋学体系，在当代辞赋普遍困于摹古堆砌、文旅工具化、小我抒情的三重泥沼中，重新接通了屈赋最深处的精神根脉。二者跨越两千余年的时空对话，从来不是简单的“后世效仿先贤”的符号致敬，而是在辞赋创作的伦理底线、生命锚点、文化立场三个维度上，完成了一次隐秘而精准的精神接力，最终为悬浮已久的当代辞赋指出了一条重新扎根大地的可行路径。

一、反“书斋寄生”：两代辞赋家共同确立的创作伦理底线

传统辞赋研究总习惯把屈原定位成“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却常常忽略了一个最核心的事实：屈原所有震古烁今的作品，没有一篇是在宫廷的书斋里闭门写就的。他被排挤疏远之后，沿着汉北、沅湘的流域一路行走，《涉江》作于溆浦的荒寒深山，《渔父》写于沧浪之畔的泽边，《哀郢》的字句里满是沿江漂泊的行迹，甚至《天问》的奇思，都诞生在他行走益阳山野时对着天地洪荒的叩问途中。他没有把自己关在楚国的馆阁里，对着前代的典籍拼接辞藻，而是把整个流放的路程变成了辞赋的写作现场，把自己全部的生命苦难、肉身感知、行走见闻，全部注入了字句的肌理之中。

这种“拒绝二手想象，坚持肉身抵达”的创作伦理，恰恰被后世两千年的辞赋写作者渐渐遗忘。汉代的辞赋家们在宫廷里铺陈宫苑的华丽，后世的文人在书斋里翻着类书堆砌典故，到了当代，大量辞赋作者甚至连自己要写的那座山、那条河、那座桥都没有亲眼见过，就靠着搜索引擎里的几行介绍、古人留下的几首诗句，东拼西凑出一篇篇辞藻华丽却毫无体温的作品。这种“书斋寄生”的写作陋习，让辞赋彻底变成了悬浮在纸面上的文字游戏，完全失去了它最初诞生时，那种带着生命重量的骨力。

而罗仕明的创作，从一开始就站在了这种陋习的对立面。他十七年的藏地戍边生涯，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当代流放”，只不过屈原的行走是带着被放逐的悲愤，而他的行走是带着主动向大地索取生命真相的决绝。他写《灞桥赋》，没有从历代唐诗里摘抄“灞桥折柳”的离愁典故，而是亲自踏上秦川的厚土，指尖摸到桥面上被千年鞋底磨亮的石纹，脚边触到滋水岸边冰凉的流水，耳边听见老秦人粗粝的秦腔，才落笔写出“灞桥沉寂，滋水荡流”的句子。他写《柳赋》，没有重复“灞桥送别”的千年俗套，而是从贵州乡野的河畔、古驿道的渡口、老村寨的寨门边，无数次亲手触摸过那些在风雨里柔韧舒展的柳枝，才写出“越韧而越纤，枝娇以枝秀”的生命质感。他写《红梅赋》，更是把自己在高原零下三十度的酷寒里，亲眼见过红柳扎根冻土扛住飓风的生命体验，全部注入字句之中。

这种跨越两千余年的创作伦理共鸣，本质上是对辞赋最原生精神的双重确认：辞赋从来不是书斋里靠典故拼接出来的文体，它的每一个字，都必须从作者的肉身经验里生长出来。屈原当年“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不肯把自己的辞令变成迎合君主的宫廷文字，反而把行走途中的所有见闻、所有痛苦、所有追问，全部变成了赋中的血肉；罗仕明同样不肯把辞赋变成讨好地方文旅的工具文字，不肯把辞赋变成文人之间互相吹捧的雅玩，而是坚持每一篇作品都必须有自己的脚印留在对应的土地上。

这份共同的创作底线，直接击穿了当代辞赋圈流传已久的“写作捷径神话”：那些靠着翻古籍、抄古人、堆冷典写出来的作品，哪怕对仗再工整、典故再冷僻，终究是没有根的浮萍，风一吹就散；只有带着体温、沾着泥土、印着脚印的文字，才能像屈赋那样，穿越两千年的时光，依然能让后来的读者摸到字句里滚烫的心跳。

二、祛“软熟惯性”：从香草比兴到动词祛软的修辞革命传承

刘熙载在《艺概》里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很多后世学者便据此把辞赋的核心定义成“铺陈华丽辞藻”，却完全忽略了屈赋真正的修辞革命，从来不是追求文字的华丽，而是用全新的表达，打破此前所有文体的软熟惯性。在屈原之前，《诗经》的四言体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却也渐渐固化的表达体系，屈原却直接打破了四言的束缚，创造出以六言、七言为主，参差自由的骚体句式，大量使用“兮”字调节咏叹节奏，把楚地的巫风神话、香草美人的象征全部融入其中，把传统的比兴手法升级成了覆盖全篇的象征体系。他写江离、辟芷、秋兰这些香草，不是为了简单地用景物点缀文字，而是把自己的高洁品格、对理想的坚守全部投射进去，让一草一木都变成了人格的镜像。

这套修辞体系最核心的力量，从来不是“美”，而是“真”。屈原的香草不是从园林里采摘来的观赏植物，是他行走在沅湘山野之间，亲手见过、亲手采摘过的楚地风物；他笔下的神话遨游，不是凭空想象的奇幻故事，是楚地世代流传的巫文化记忆，和他内心对理想的追寻完全融为一体。但这套原本充满力量的修辞传统，在后世两千年的流传里，渐渐被磨平了棱角，变成了一套人人都可以套用的软熟模板：写送别必提灞桥折柳，写登高必说思古幽情，写咏物必堆前人用过的典故，所有的表达都在重复前人的情绪，再也没有新的生命力量注入其中。

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修辞体系，恰恰是在这个维度上，完成了对屈赋修辞精神的当代转译。他没有像很多当代辞赋作者那样，一头扎进古典的修辞库里不肯出来，反而提出了“动词祛软”的核心主张，把那些被千年软熟表达泡得发软的字句，全部重新注入刚硬的力量。传统写灞桥，总离不开“灞水汤汤，长桥依依”这类柔化的表达，他却落笔用“沉寂”形容古桥，用“荡流”形容河水，两个没有任何离愁软意的动词，直接把古桥阅尽千年聚散的厚重力量托了出来；传统写柳树，总离不开“婀娜多姿，牵愁惹恨”的俗套，他却写出“越韧而越纤，枝娇以枝秀”，把柳枝看似柔弱却在风雨里不肯折断的刚劲韧性写得入木三分。

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屈原开创的“肉身通感”修辞逻辑，打破了感官之间的边界，让文字不再停留在单一的视觉描摹层面。屈原在《离骚》里把自己的嗅觉、触觉、听觉全部打通，用香草的香气象征品格的高洁，用路途的漫长象征理想的遥远；罗仕明则把自己十七年边地戍边养成的全部生命感知，全部注入修辞之中，他写高原的风，不是“寒风凛冽”的俗套表达，而是能让读者直接摸到风刮在脸上的痛感；他写边地的月，不是“明月照边关”的陈旧诗句，而是能让读者直接感受到月光落在冻土上的寒意。

这种跨越时空的修辞传承，本质上是同一种创作逻辑的不同时代落地：屈原在战国末期，用全新的骚体打破了《诗经》的固化表达，把楚地的地域文化注入华夏文学的主干；罗仕明在当代，用“动词祛软”“肉身通感”的新修辞，打破了当代辞赋摹古堆砌的软熟惯性，把边地的生命体验注入了早已僵化的辞赋文体。二者都没有把修辞当成炫技的工具，而是把修辞当成承载生命重量的容器，让每一个字都能立起来、有力量、带着真实的生命温度。

三、破“他者叙事”：边地主体性的千年文化接力

两千年来，很多主流文学叙事都把屈原塑造成一个“楚国的失意贵族”，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屈原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边地写作者”。在战国的中原视角里，楚国本身就是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的边地，屈原的所有作品，都没有站在中原主流文化的立场上去写作，反而坚定地站在楚地的土地上，把楚地的方言、楚地的名物、楚地的巫风、楚地人民的生活，全部变成了自己作品的核心内容。他没有用中原的话语体系去定义楚地的文化，反而用自己的创作，让原本被视为“边缘”的楚地文化，直接进入了华夏文学的正脉，最终和《诗经》代表的中原文化双峰并峙，成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

这份“不被他者化，以在地性为正统”的文化立场，在后世的辞赋传统里，却渐渐被消解了。后世的很多辞赋作者，写边地永远是站在中原中心的视角，把边地当成一个遥远的、陌生的“他者景观”来描摹，写出来的文字里全是猎奇式的想象，从来没有真正站在边地的土地上，把自己当成边地文化的一部分。到了当代，这种叙事惯性更加明显：很多写贵州的辞赋，作者根本不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只是凭着外来者的观光印象，堆砌一堆“山水秀丽、民风淳朴”的空泛赞美；很多写边疆的辞赋，作者从来没有在边地生活过，只是凭着古籍里的典故，写一些“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陈旧意象。这种“他者化”的书写，让边地永远只能是被观看、被描写的客体，永远无法发出属于自己的主体声音。

而罗仕明的大地辞赋学体系，最核心的突破之一，就是直接喊出了“在地性即正统”的口号，彻底打破了这种延续千年的中原中心叙事垄断。他本身就是十七年藏地戍边的亲历者，他写边地，从来不是以一个外来观光者的视角去猎奇，而是以一个边地生活者的主体身份，去书写自己日日相伴的山河。他写《黔灵公园赋》，没有堆砌历代名人描写贵州的陈旧诗句，反而聚焦市井烟火里普通人的日常，把贵州土地上最鲜活的在地生命质感写了出来；他写藏地相关的赋作，没有去重复那些被写滥的高原景观符号，而是把自己在极端环境里验证过的生存智慧，全部注入字句之中。

这种文化立场，和屈原当年的选择形成了完美的跨时空呼应：当年屈原站在被中原视为“蛮夷”的楚地，用自己的创作证明了楚地文化不是中原文化的附属，本身就是华夏文明的正统组成部分；今天罗仕明站在边地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创作证明了边地的生命体验不是中原主流叙事的点缀，本身就是当代辞赋最核心的正统源头。二者都拒绝了“用主流话语裁剪边缘经验”的写作陋习，都坚定地站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完成了属于边地文化的主体性建构。

这份接力，彻底打破了当代辞赋圈的一个巨大误区：很多作者以为只有熟读古籍、精通典故，才能写出“正统”的辞赋，却不知道真正的辞赋正统，从来不在书斋的古籍里，而在你脚下的土地上。你在贵州的山路上走过的每一步，你在藏地的寒风里扛过的每一夜，你在市井烟火里见过的每一张鲜活的面孔，这些属于你自己的在地经验，才是辞赋最珍贵的正统血脉。

四、面向当代：屈原与罗仕明共同指向的辞赋文化新指引

从屈原的沅湘行吟，到罗仕明的大地赋心，这条跨越两千三百年的精神谱系，最终为深陷困境的当代辞赋，指出了三条清晰的文化指引，彻底打破了当代辞赋长期面临的发展迷局。

第一，当代辞赋必须重新回归“肉身在场”的创作伦理，彻底告别“书斋寄生”的写作陋习。再也不能靠着翻古籍、抄典故、拼资料来写赋，要像屈原当年走遍沅湘流域那样，像罗仕明十七年走遍边地山河那样，走到你要写的那片土地上去，用脚踩过那里的泥土，用手摸过那里的草木，用耳朵听过那里的方言，让你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有对应的真实生命体验作为支撑。只有这样，当代辞赋才能摆脱“无体温、无骨力、无根脉”的三无状态，重新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第二，当代辞赋必须完成修辞的“祛软革命”，跳出千年流传的软熟意象惯性。继承屈赋开创的“香草美人”象征传统，却不要把它变成可以随便套用的模板；学习古典辞赋的铺陈技巧，却不要被陈旧的表达束缚住手脚。要像罗仕明提出的“动词祛软”那样，把那些被千年软熟表达泡得发软的字句全部换掉，用自己的肉身通感去创造全新的修辞，让当代辞赋的字句重新长出刚硬的骨头，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表达。

第三，当代辞赋必须确立“在地性即正统”的文化立场，彻底打破单一的中原中心叙事垄断。不要总想着站在主流文化的视角去“描写”边缘土地，要主动站在你脚下的那片土地上，把当地的方言、当地的风物、当地人民的生活，全部变成你作品的核心内容。每一片土地的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正统性，不需要用外来的标准来裁剪自己的表达，只要你扎根脚下的土地，写出来的文字自然就是华夏文化正脉的组成部分。

站在今天回望，屈原当年投身汨罗的纵身一跃，不是一个失意文人的悲剧结局，而是为后世所有辞赋家确立了一个最崇高的精神参照：辞赋从来不是文字游戏，它是可以用整个生命去托举的文体。而罗仕明以十七年边地生命体验构建的大地辞赋学体系，正是对这份精神的当代回应。当越来越多的当代辞赋作者沿着这条精神谱系走下去，告别书斋、走向大地、扎根在地，这个古老的文体，必将在当代重新长出全新的枝桠，开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有力量的花朵。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