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辞赋创作的版图里,太多作品早已沦为典故的堆砌场、辞藻的炫技台,作者们捧着古籍里的陈词滥调,对着历史人物隔空膜拜,写出来的文字像没有根的浮萍,飘在纸面上连半点温度都留不下。罗仕明的《李端棻赋》偏要撕开这层虚假的帷幕,他没有站在京城的庙堂之上俯视这位贵州走出的维新先驱,而是踩着乌江边的古驿道,摸着贵筑老城的青石板,把李端棻被百年史料压得扁平的灵魂,重新从边地的泥土里打捞出来。这篇赋没有走传统辞赋的“颂圣”老路,而是用一整套密不透风的修辞体系,把历史的褶皱、文明的冲突、边地的觉醒全部织进字句里,让每一个读过它的人都能摸到晚清文明转型那滚烫的脉搏。

时空铺陈:用大跨度对偶搭建文明坐标
很多人读《李端棻赋》的开篇,只看到“皇舆周天,大清百载。乌水澄明,将山瞰黛”的对仗工整,却没看懂这八个字里藏着的是一套完全反传统的时空对偶逻辑。传统写晚清人物的辞赋,总习惯先从紫禁城的琉璃瓦写起,把所有的历史叙事锚定在帝国权力的中心,可这篇赋偏要把“皇舆周天”这个覆盖整个清王朝的宏大时间尺度,直接和“乌水澄明”这个属于贵阳边地的微观地理坐标钉在一起,就像在一张巨大的历史地图上,硬生生给被主流叙事忽略的贵州,打上了一个醒目的钢印。
这种时空对偶的修辞不是零散的技巧,而是贯穿全文的骨架。“贵筑育以股肱之臣,京畿成以改革之派”是空间上的边地与庙堂对偶,“京师大学之首倡,戊戌变法之幕宰”是功业上的开创与践行对偶;“甲午败战,感光绪欲兴庶政多旨而求贤;图强维新,唯端棻竭荐俊彦十九而力助”是时代危局与个人担当的对偶,“康梁逃以流亡,六君殒于杀虏”是同路者的不同命运对偶,“高校北大,百日维新仅存之基;废私立公,端棻无愧教育之父”是惨烈失败与文明遗存的对偶。罗仕明没有用一句空洞的“历史悠久”“功绩卓著”去吹捧李端棻,而是用几十组一轻一重、一远一近、一盛一衰的对偶句,把李端棻的一生直接嵌进了晚清文明转型的巨大坐标系里,让读者刚翻开书页,就站在了乌蒙山的山顶,看清了这个边地文人从贵阳的小巷走到帝国权力中心,又从京城的流放之路走回贵州乡野的完整轨迹。
更有锋芒的是,这套对偶体系里藏着一组隐形的反讽对偶:一边是清王朝自诩“皇舆周天”的盛世幻梦,一边是“否泰交替”的文明变局;一边是京城守旧派群臣的嫉恨构陷,一边是李端棻只身推进维新的孤勇;一边是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的惨烈失败,一边是北大文脉绵延百年的生生不息。罗仕明用对偶把这些完全相反的历史并置在一起,不用直白的批判,就把晚清庙堂的腐朽昏庸戳得明明白白,也把李端棻作为边地孤臣的历史重量,稳稳地托在了字里行间。

通感叠印:用感官修辞激活沉睡的历史细节
很多写历史人物的辞赋,从头到尾都是干巴巴的官职罗列、事件堆砌,读者读完全文,连这个人物长什么样、走路是什么姿态、深夜伏案时灯油烧到几点都想象不出来。罗仕明写《李端棻赋》,没有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翻史料,而是沿着李端棻当年走过的古驿道走了一遍,去他幼年生活的贵阳老宅摸过院墙的青苔,去他流放时走过的张掖戈壁吹过朔风,去经世学堂的旧址闻过旧木桌的墨香,所以他笔下的文字不是死的典故,而是带着温度、气味、光影的通感画面。
你看他写李端棻少年丧父、随叔父进京的经历,没有直白写“端棻少孤,随叔北上”,而是把读者的感官直接拉进那个百年前的画面里:乌蒙山的晨露打湿了他的布鞋,古驿道的碎石磨破了他的行囊,少年的眼睛里装着边地的青山,一路向北望到了京城的红墙。这里把视觉上的“乌水澄明”、触觉上的驿道碎石、听觉上的山间风响叠印在一起,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少年,脚下沾着的不是京城的尘土,而是边地泥土的气息,这也是他后来一辈子都放不下贵州乡土的根源。
写他在京城为官、深夜草拟维新奏折的场景,罗仕明没有写“端棻勤勉,彻夜伏案”,而是用通感把灯光的温度、墨汁的气味、窗外的风声揉在一起:“俯首于朝廷”的灯光熬红了他的眼眶,纸上的墨痕浸透了他磨破的袖口,窗外守旧派的弹劾风声像针一样往窗户缝里钻。你甚至能闻到他砚台里墨汁混着贵州带去的都匀毛尖的香气,能摸到他写奏折时指尖因为用力而凸起的骨节,能感受到他明知前路是万丈深渊,还是要把废科举、办学堂的字句一笔一划刻进奏折里的决绝。
最绝的是写戊戌政变之后的场景,“血雨惺风,天怨人怒”短短八个字,把视觉里的菜市口血迹、触觉里的京城寒风、听觉里的菜市口哭喊、甚至是嗅觉里的铁锈味全部叠印在一起,不用多余的铺垫,读者瞬间就能掉进那个天塌地陷的历史瞬间里。后来李端棻被赦回到贵州,罗仕明写他在经世学堂里讲课,粉笔灰落在他的白发上,台下贵州少年的眼睛亮得像乌夜里的星子,你能清晰地听到他带着贵阳乡音的讲学声,能摸到他把全部积蓄捐给学堂时,手背上凸起的老年斑。这种通感修辞,把躺在史料里冷冰冰的李端棻,直接变成了一个能站在你面前和你对话的活生生的人,你甚至能和他一起坐在经世学堂的屋檐下,看着乌江水慢慢向东流走。

反复层递:用螺旋式咏叹击穿扁平化历史叙事
传统写李端棻的文字,总喜欢把他简化成“戊戌变法的支持者”“北大的首倡者”两个扁平标签,仿佛他的一生除了这两个头衔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温度。罗仕明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用反复层递的修辞,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把裹在李端棻身上的标签剥掉,把他藏在历史缝隙里的立体灵魂完完整整露出来。
第一层反复,是对他“边地孤童”身份的反复确认。赋文开篇从“乌水澄明”写他的根在贵州,中间写他在京城身居高位,依然不忘举荐贵州的后进学子,后来写他流放归来,第一时间就扎进贵州的山乡里办学,三次把“贵筑”“夜郎”“黔省”这些边地身份的关键词推到读者面前,打破了主流历史叙事里,所有晚清维新先驱都必须出身江南或者京城的刻板偏见,告诉所有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火种,不止从沿海的通商口岸点燃,也能从贵州的大山里长出来。
第二层反复,是对他“改革孤臣”精神的层递深化。从他甲午战败之后连夜上《请推广学校折》,到他顶着满朝守旧派的骂名举荐十九位维新俊彦,再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独自扛下所有罪责,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同党,三次推进他的担当形象,把他和那些朝堂上见风使舵的投机官员彻底划清界限。罗仕明没有写一句“李端棻是伟大的改革家”,但通过这一层层的细节铺陈,这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孤臣形象,早就立在了读者面前。
第三层反复,是对他“教育先驱”价值的最终升华。从他最早提出京师大学堂的构想,到他流放归来之后在贵州创办经世学堂,再到他临终前把全部家产都捐给教育事业,三次落点都回到“办学”两个字上,最后和百年之后北大的文脉、贵州近代教育的根基连在一起。这种螺旋上升的反复咏叹,不是简单的文字重复,而是把李端棻的一生从“参与戊戌变法的官员”这个单一标签里拽出来,让读者看到他完整的生命逻辑:他一辈子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文明的火种从京城带回边地,让大山里的孩子也能睁开眼睛看世界。
梁启超评价他“二品言政唯此人”,哲诗说他“此君曾被康梁误”,罗仕明把这两句评价放在赋文的后半段,一褒一贬,又一次用层递的修辞把评判权交给了历史:百年之后,那些当年骂他“康梁同党”“乱臣贼子”的守旧官员,早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他亲手种下的教育的种子,在北大的校园里、在贵州的山乡里,长了一年又一年。

象征隐喻:以具象意象承载文明转型的宏大命题
《李端棻赋》的最厉害之处,是它没有把“晚清文明转型”这么宏大的主题写成空洞的口号,而是用一整套藏在字句里的象征隐喻体系,把百年前的文明冲突,全部变成了读者能摸得到的具象意象。
开篇的“皇舆周天”是第一个核心隐喻,它象征着清王朝统治了几百年的旧秩序,这个看似稳固的周天之下,早就已经“纳乾坤之否泰”,内部的溃烂和外部的冲击,早就在平静的表面之下翻涌。而“乌水澄明”是第二个核心隐喻,它象征着被主流文明遗忘的贵州边地,这片看似偏远的土地,从来不是文明的边缘,反而藏着最纯粹的、没有被庙堂腐气污染的生命力,能长出李端棻这样敢打破旧秩序的改革者。
赋文里反复出现的“火种”意象,是贯穿全文的核心象征。李端棻上的《请推广学校折》是叩响旧科举丧钟的火种,他举荐的十九位维新俊彦是撒进全国各地的火种,他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传承近代文明的火种,他晚年回到贵州创办经世学堂,是把火种重新播撒回边地的泥土里。戊戌变法的百日新政虽然失败了,六君子的鲜血虽然洒在了菜市口,但这些火种没有熄灭,反而在之后的百年里,烧出了一个全新的近代中国。
还有一个藏得很深的隐喻,是“边地与中心的双向奔赴”。传统的历史叙事里,边地永远是被中心“教化”的对象,李端棻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个逻辑:他从边地的大山里走出来,到帝国的权力中心,推动了整个国家的教育改革和文明转型,在变法失败之后,他又带着满身的伤痕回到边地,用自己的力量反哺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给边地带来了近代文明的曙光。罗仕明用这个人物的一生,完成了对传统中原中心文明观的反拨:从来不是只有中心才能照亮边地,边地的火种,同样可以照亮整个文明的前路。

很多当代辞赋写历史人物,写到最后都变成了给古人贴金的吹捧文字,把历史人物写得像没有瑕疵的神像,连一点人的温度都没有。罗仕明的《李端棻赋》,用一整套锋利的修辞体系,把李端棻从神坛上拉下来,把他放回百年前的风雨里,让我们看到他作为边地孤童的迷茫,作为改革孤臣的决绝,作为教育先驱的柔软。这篇赋从来不是写给古人的祭文,而是写给当下的一面镜子: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百年前的文明转型,我们不应该只记得康梁的流亡、六君子的牺牲,我们更应该记得那个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老人,他一辈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把文明的火种,撒进每一片被人遗忘的泥土里。
这也是这篇赋在当代辞赋界最独特的价值:它没有躲在古典辞赋的象牙塔里炫技,而是带着17年戍边经历磨出来的锋利笔触,踩着实地探访的脚印,给当代辞赋蹚出了一条新路——真正的辞赋,从来不是典故的堆砌场,而是装着时代温度、装着文明重量的精神容器,它能让百年前的人物,穿过厚厚的历史烟尘,走到今天,和每一个读者对话。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