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贵全||1961年的年夜饭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5年了。那是2001年1月22日，除夕夜的前一天。母亲在经过二十多天的医治无效后，我们才决定把母亲从医院接回家里。不料，刚接到我家不久，母亲就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大家哭成一团，连劝的人在这种情形下也痛哭起来，满屋的哭声，搅得我心里好乱。但是我是长子，必须硬挺起来，安排母亲的后事。

灵堂就设在我家一楼，大家都说我母亲辛苦了一辈子，应该给她撰写一幅挽联，而且说这幅挽联应该由我来撰，我沉思了一下，就撰写了“本想是枯树发芽又见一年好光景；谁知道慈母归西只听满屋悲鸣声”的挽联。

第二天是除夕，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忙着过节，大街上非常热闹，人们穿梭似的来来往往，欢声笑语更增添了节日的气氛。有好几个亲朋好友还是来到我家，他们安慰我，并且问要他们做些什么。我想，除夕夜正是每一个家庭辛劳了一年的团圆夜，我怎么能打扰人家呢，于是就婉言谢绝，只提出大年初一以后请大家来帮帮忙，送母亲最后一程。

天还没黑下来，过年的氛围早就笼罩着这小小的县城。街上的行人少了，各家各户的灯亮了，鞭炮声此起彼伏，就像要把这座小城一颠一簸的晃荡在这节日的浪潮里。终究一年到头，无论日子怎么样，人们总希望来年过上好日子，希望是每个家庭，每个人为之奋斗的动力。

我做了几个菜，在母亲的灵堂安了一张桌子，叫大家坐下来吃饭。我特意拿出一瓶家中最好的酒，给每个人倒上一小杯。我端起酒杯，走到祭桌前，刚想说点什么话，突然看见我给母亲撰写的对联，心里一阵阵酸楚，我立刻跪了下来，磕了一个头，谁知一抬头，看见了母亲的遗像，在满脸沧桑的脸上，是那样的坚毅，是那样的慈祥，我喉管一硬，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眼泪夺眶而出，忍不住一遍一遍地呼喊着：“妈，妈妈……”顷刻之间，大家哭在了一起，谁也喝不下手中那杯酒。

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了1961年的那顿年夜饭。 那些年代，我们的母亲几乎都是一样的为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吃尽了苦头，落下了一身疾病，她们来到世间简直就是受苦受罪。那时的物资十分困乏，买什么东西都是凭票供应，买布要布票，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烟要烟票，买酒要酒票……反正好多生活必需用品都要票，而且所有这些凭票供应的物资都有定数，仅仅只够维持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

母亲们对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必须精打细算，稍不留意，就会出现难以弥补的欠缺。因为大家都一样的困难，任何亲戚朋友谁也帮不了你。

特别是1960年至1962年这三年，大家的日子过得更是难上加难。半饥半饱，单衣过冬，一双解放鞋前一年的十月份买，穿到第二年三四月份穿烂了，打着光脚走到这一年的十月再穿新鞋。

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一直隐藏着的被母亲一顿痛打的事展现在我的脑际，这是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铭心刻骨的挨母亲打。

1961年的三十夜那天一早，母亲很早就出门排队买春节供应的东西。那时我已经十岁，我的下面有一个七岁的弟弟、一个五岁的弟弟，还有一个三岁的妹妹。我起的比较早，母亲叮嘱我照看好弟弟妹妹，等她回来。

大约十点过钟的时候，母亲右手弯挎着提篮，里面装的是过年的东西，左手提着一块肉回来了。母亲放下东西，拿出三毛钱，叫我带两个弟弟去剪头过年。剪头的地方不远，从我家住的院坝出去，右手转弯，就到了东门城墙脚剪头的地方，刚好没人，一到就得剪头。师傅的手艺很娴熟，不一会我们三弟兄剪完头就回到了家。

母亲给我们各自煮了一碗面，告诉我们，今天是三十夜，过年了，晚上吃肉吃米饭。我们高兴的跳起来，大声喊着：“过年了，我们要吃肉吃米饭了。”

要知道，那时吃面条吃米饭都不容易。我们中午吃了面条，晚上还要吃米饭，吃肉，这是真正的过年呀！

吃完面条，母亲洗好碗筷，就把买来的肉放在菜板上，把火钳放在火里烧红烙肉。那红红的火钳烙在猪皮上，冒起一股股青烟，发出 “吱吱吱吱……”的声音，屋里弥漫着猪皮烧糊的味道，我们使劲用鼻子吸进那烧糊的气味，听着猪皮发出的声音，觉得好香好美。我们四个孩子围绕在母亲的身边，睁大眼睛看着母亲烙肉。

母亲买回来的是春节供应过年的猪肉，加上父亲，我们一家六口人，每人半斤，总共只有三斤肉，而且那块肉的肥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膘，也只有一手指厚，但是我们都很满足，毕竟过年吃上了肉。母亲把肉洗好，放在铁锅里，加了好多水煮，母亲说，这样汤就多一些，煮些菜，就是油菜了，初一还可以吃油菜。母亲还要出去买点东西，就叫我和弟弟妹妹在家，注意煮猪肉的水，差不多就把锅抬起来，她回来后就做年夜饭。

母亲出门后，我和弟弟妹妹眼扣扣地看着锅里的肉，闻着锅里散发出来的气味，心里美滋滋的，闭着眼睛，使劲地用鼻子去吸那气味。我们议论着，想像着今天晚上的年夜饭，一定要吃得饱饱的。

平时我们都没有吃饱，到吃饭时，母亲要用饭瓢把饭舀松，再舀到碗里，碗有大有小，是按当时供应的指标定的，然后用筷子顺着碗口平平的刮过去，这样每个人得到的饭就符合自己供应的指标，不会超量。但是我们都是在长身体的关键时期，不仅需要吃饱，还需要营养。粮食、油肉都是定量，油肉吃得少，肚子里很慌，就想多吃点饭，饭也是定量的，自然老觉得肚子里空空的。

过年了，平时节约一点点，加之春节多多少少增加了一点供应配额，一年到头总算能吃上饱饭。

母亲告诉我，肉煮得好不好，用筷子插肉皮，轻松的插进猪皮里，肉就煮好了，可以抬锅。我试了几次，筷子插不进去，等到筷子插进去时，我抬起了锅，把锅放在灶台上，等锅里的水冷了，我就把肉夹到了菜板上。

我和弟弟妹妹们看这菜板上的肉，每个人好像都有自己的心事。我记得是小的那个弟弟给我讲：“哥，你给我们每个人切一小片，尝尝味道嘛。”其实我也想尝尝肉的味道，只是不好带这个头，听弟弟一说，我动心了，开门看了看，外面没人，于是我就拿着菜刀切一小片，分成四小块，每人一块。我们拿着那一小片肉，在一个小碗里倒了一点点酱油，蘸着酱油放进嘴里，好香啊！那味道真的好香好香，那是我至今都还记得猪肉香。

每个人吃完自己手中的的那一小块，还张开嘴巴，伸出舌头舔舔拇指和食指上的酱油，那酱油留下的印迹，也很香呀！

过了一会，还不见母亲回来，我的胆子有点大了，我实在忍不住，拿起菜刀，切下四片肉，每人分得一片，弟妹们很高兴，拿着肉往酱油碗里一蘸，一下子就送进嘴里。

我还是有点担心母亲回来，又开门看了看，不放心，就跑出门在马路边左右看了看，没见母亲的身影，我赶紧回到家里,又切了四片，这一次比第二次切的还要厚一些，分到弟妹们手中，大家太高兴了，蘸着酱油吃得好香好香。

小的那个弟弟虽然只有五岁，但是胆子有点大，而且仿佛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他说，“哥哥，管他的，再给我们切点肉。”

我横下心来，一连切了好几次肉，但都是薄薄的、小小的，放在酱油碗里，又倒了一点酱油，用筷子拌了拌，大家就开始吃起来。那个香味简直太美了，而且拇指和食指上的酱油都舔得干干净净。我看见菜板上的肉少了很多，有些心虚，又有些怕。我就说：“不准再吃了，今天过年。”看着装酱油的碗，大家都留恋不舍，我就往酱油碗里倒了一瓢煮肉的汤，叫大家每人喝一口，从小到大开始，小妹先喝。

突然母亲推开了门，看见我们在喝汤，放下手中买的东西，转身看见了菜板上的肉，一下子发起火来：“你们看，这个年还过不过！”她扯着我的耳朵，指着菜板上的肉，“你看你看，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今天是过年啊！”我一看，菜板上的肉差不多只剩一半了。

原来我们虽然想着是过年，但是一不小心，三斤肉被我们吃了差不多一半。母亲知道，我是大的，一定是我妄所欲为，带着弟妹们吃的。

这时我的背上挨了一棍子，母亲发疯似的拿着一根竹条子，往我身上乱打，我被打得大声哭叫：“妈，我错了，我错了！救命啊，救命啊……”可是不管我怎么叫喊，母亲打我的竹条子还是没停下了。

我嘶声力竭的呼喊，惊动了邻居，他们跑到我家，一边劝我母亲，一边护着我。

他们问清情况后，都说，孩子还小，不懂事，万一打出事来，后悔都来不及。吃都吃了，又吐不出来。再说，这些日子，不要说孩子嘴馋，就是我们大人的嘴也馋。这日子真的不好过。不要打了，孩子都认错了，快做饭过年。我们也很忙。

他们看见我母亲的火气慢慢消下去，陆陆续续离开了我家。

母亲突然弯下腰，紧紧地抱住我的头，哽咽着哭起来：“儿啊，我不该打你，不该下这样的死手打你。我是没有办法，这是过年，这是过年啊！又不是不拿给你们吃，到吃年夜饭时，就是我不吃也要给你们吃。”

我分明感觉到母亲的泪水滴在了我的头上。

母亲捧起我的脸，眼睛看着我，噙着泪花：“打痛没有，打到哪里了？”

虽然我感觉到全身都痛，但我知道我错了，而且错得离谱，于是咬着牙回答：“妈，不痛，你不要生气了，我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母亲眼里的泪花打着转转，一下子像断了线的珠子落在我的脸上，她迅速把我的脸抱在她的怀里，抱得很紧很紧。我感觉到母亲的身子向筛糠一样颤抖，泪水打湿了我的头发。

我好恨自己，都十岁的人了，不能为母亲分担，为什么不能体谅母亲，为什么带着弟弟妹妹做这样的事。我的心好难受，像针扎一样的难受，这一幕永远藏在了在我的心灵深处。

母亲叫我带弟弟妹妹上街去玩一下，估计饭菜做好了就回来，不要在家挡脚绊手。那时家家的住房都不大。我们六口之家，住的是两层楼的木板盖瓦房。所谓的两层楼木板房，一楼大概20平米，碗架、水缸、柜子、写字台、砖砌的灶台、父母的床，都挤在这里。二楼是木楼板，人字形的瓦盖屋顶，最高处一米多，最低处几十厘米。我们三个男孩子就在二楼打地铺。家里多来两个人都会觉得拥挤。所以我们出去玩一下，母亲才好做事。

我想母亲的年夜饭已经做好，就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了家。开门一看，父亲已经回到家里，坐在床边看报纸。

父亲是从淮海战役受伤回来的，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是一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话不多，但很顾家，他的衣兜里从来都是像水洗的一样干净，领到手的工资一分不留的交给母亲，除非必须要用点钱，才向母亲开口要一点。他知道他那点工资很难维持这个六口之家的家庭，若不是母亲起早贪黑的去做小工，这个家是支撑不了的。

母亲叫我搬凳子，找三炷香，一对烛，一叠钱纸。她把炒好的菜端到了桌子上。总算也是六菜一汤，最叫人眼馋的是一大碗水盐菜炒肉，其余的是野葱炒豆渣、洋芋丝、烩豆米、炒红萝卜片、炒豆腐干、肉汤煮白菜，在那个年代，已经是非常非常奢侈的年夜饭。

母亲点上烛，点上香，烧起钱纸，说了许多让死去的老人保佑一家人的话，让我们都作了揖，磕了头，随即就叫我们上座吃饭。弟弟妹妹们迫不及待的坐上了凳子，筷子不约而同伸向水盐菜炒肉，简直就像饿痨子一样，狼吞虎咽的吃起来。我悄悄看了一眼母亲，她很平静的看着弟弟妹妹们吃饭，看见我没动手，她夹了一筷子水盐菜炒肉放进我的碗里：“吃啊，弟弟妹妹们都吃了，你怎么还不吃，快吃。”父亲也说：“今天怎么了，端着碗不吃菜。”显然，母亲还没把她打我的事告诉父亲。           我赶紧吃了两口饭，随便夹起除水盐菜炒肉之外的菜吃起饭来。我知道我犯了错，就应该自觉一点，也不敢再抬起头看母亲，眼睛只看着桌子。

我看见母亲的手，像荆竹条一样，手背上箐筋裸露，骨节突出，她正拿着筷子扒开水盐菜，把肉夹进弟弟妹妹、我及父亲的碗里。我的心好酸好酸，眼里噙满了泪水，不敢抬头。

母亲呀，你才三十来岁的人，怎么这手就像六七十岁、营养不良的老人的手，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我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母亲，我才惊奇地发现，母亲的脸好像很小，高高的颧骨，更显得她皮包骨头的瘦，头上已经露出了几绺白发，但是她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坚定向往的神色。

可能这是我第一次对母亲的印象这样深刻，想着刚才挨了母亲的打，我在内心直呼：打得好。该打！我也在内心里忏悔：“妈妈，请你原谅我呀，我错了，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呀！”

刚才挨打的那一幕，和母亲削廋的脸、手背上裸露的青筋、突出的骨节叠印在一起，一个在贫困中挣扎的母亲形象就这样定格在我的心里，更加让我深深地理解到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母亲。

我已经75岁的人，母亲去世后的这25年，每年的除夕夜，每当我做好饭菜，点上香和蜡烛，点燃钱纸，我都会想起母亲去世时的除夕夜，更会想起1961年的年夜饭，想起那铭心刻骨的该打，嘴里嚅嗫着“妈妈……”眼眶里噙满滚动的泪水，心里就会有一种发着热的绞肠般难受。在回忆的痛苦之中，我把母亲读得很详细，是她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与命运抗争，铸就了母爱的磁场，引领我在人生的路上顽强地一路向前。她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普通的妇女一样，用柔弱而坚韧无比的肩膀无怨无悔的撑起了一个家，一个充满着人世间最温馨、最深情、最有生命能量的家。

【作者简介】苏贵全，笔名苏耕，1951年出生于贵州黔西县。高教自学考试本科毕业，九三学社社员。原贵州省黔西师范学校退休教师。联系地址：贵州省黔西市水西公园文峰书院。

（编辑：罗仕明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