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禄钧||闪亮的矿灯（第21章 高老头借花献佛）

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物资都是按计划统购统销，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连油盐酱醋都要凭票供应。大件的东西更难买到。如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等不是一般人想买就能买得到的。一个县级供销社，一个季度只能分到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的购买指标。乌蒙山区公路少，骑自行车的人更少。缝纫机一般家庭用不起，也买不起。只有开裁缝铺的人家才买一台缝纫机，放在哪里都是一件稀罕物，围观的人只能看，不能摸。如果青年人戴上一块手表，骑上一辆自行车，会成为人们的偶象，要多风光有多风光。当下流行娶媳妇必需的“三转一响”，即：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三转，一响就是收录音机。这些东西都是奢侈品，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为了买到这些东西给儿子娶媳妇，江浙一带来的老工人们想尽办法，托本地人帮忙，要在这里买“三转一响”寄回老家。因为，他们那里想买这些东西是非常困难的。黔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购买力弱，买得起的很少，有空子可钻。

高老头找到老乡刘老山，神秘地说：小伙，听说你舅舅是大定供销社的采购员，能不能帮忙买一台缝纫机？刘老山犹豫一会说：你买缝纫机干什么？你要娶媳妇了？老高嘿嘿一笑，说道：干什么你别管，你就说能不能帮这个忙吧。高老头并不老，只是他留着一把络腮胡子，双手抱在胸前，见人似笑非笑，一副玩世不恭，老成持重的样子，大家都称呼他：高老头。高老头很聪明，也十分有心计，嘴上不轻易说人是非，对人对事心中特别有数，属智慧型的人才。他和刘老山是大定达溪最近的老乡，刘老山当然知道老高的脾气，他一般不轻易求人，也不和谁过多往来。既然他开口，肯定有他的道理或难处。所以，刘老山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下来。他给舅舅写了一封长信，先说一大堆如何想念舅舅的话，把亲情吹热起来，再求舅舅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帮忙买一台缝纫机。舅舅从小很疼爱他，以为他来矿参加工作要拉关系，托人情，把自己的工作调整得好一些，也就想尽办法帮他买了一台上海蝴蝶牌缝纫机。但是，大定县到荷城不通公路，无法直接运过来。刘老山只好回到大定县城，把缝纫机搭在从大定到毕节的班车顶棚上，先运到毕节，卸下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再搭在去荷城的班车顶棚上，从早上七点半钟开始出发，一路走走停停，摇摇晃晃，到下午五点才到黄家山幺零久毕水岔路。他让司机停下车，自己爬上班车顶棚架子上，费力地把缝纫机卸下车，还要再背着走回矿上，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他把缝纫机交给高老头，也不过问缝纫机的去向和用途。倒像做了一件大事，全身轻松，心情愉快，好有面子。

又过一段时间，高老头请刘老山喝酒，说是感谢他帮忙买缝纫机。刘老山高高兴兴地来到高老头的单身宿舍。他走进屋时，只见小方桌上摆着花生米、豆腐干、炒鸡蛋、豌豆角炒肉片等几个菜和一瓶苞谷烧酒。高老头不在宿舍里，他就自己先坐下仔细看看菜，估算一下，这桌酒席不超过十二三块钱。刘老山有一手好厨艺，老乡朋友婚丧嫁娶都要请他去掌勺下厨，有时还帮朋友买菜烧菜待客，熟悉菜市场的行情。看着看着，他伸出两个手指头，挟两颗花生米放在嘴里，正想打开酒瓶闻一闻，花生米在嘴里还没嚼碎吞下去，就听见高老头说话的声音由远而近。高老头走进宿舍，后面跟着组织科王科长。王科长是江苏人，来支援“三线建设”分到黄家山煤矿，才两三年就升为组织科长。全矿工人转干、入党和提拔都归他管。高老头在采煤二区因病休假两年，回来调到行政科上班。由于工作中表现突出，入党转干后又调到组织科，得到王科长的赏识重用，正是得意之时。而王科长回到江苏老家，也受到乡亲们的夸赞，认为他在荷城大有作为，有本事，当上科长肯定能买到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这些奢侈品。都来求他帮忙。王科长碍于面子答应了。回来，他再找高老头帮忙，要买一台缝纫机。高老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就托刘老山帮忙买了这台缝纫机。谁知道王科长又提出还要买一辆自行车。高老头无奈只好请刘老山喝酒，也把王科长请来当面谈买自行车的事。王科长走进来，哈哈哈地笑着，伸出手握住刘老山的手，一再表示感谢，并夸他是个很能干的年轻人，将来前途无量。刘老山历来不求上进，也不落后，是个中间派人物。那年他在的掘进四区时，年轻人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雄鹰突击队，他却说腰痛无力，申请去老年队挖水沟。什么升官发财，入党入团，出人头地的事，他躲得远远的，从来不往这些方面想。因此，很少得到领导的表扬和夸奖。今天，他看到王科长如此高看自己，他两手颤抖，激动得差点落下眼泪。要知道山东人和江苏人在黄家山煤矿都是实权派的人物，本地人基本都是在井下生产第一线。尤其是大定县农村招来的这批工人，没见过世面，不知道组织科长是多大的官，所以就像高山仰止一样看待王科长。当时，有人在付井罐笼的铁柱上写道：山东矿党委，徐州的工资科，贵州挖煤匠。由此可以看出山东人、江苏人特别是江苏徐州人在矿上的分量。酒过三巡，高老头端起酒杯，当着王科长的面，又对刘老杉说：小伙，王科长还要买一辆自行车，再帮一次忙吧。王科长笑容满面地也赶紧举起酒杯，乒的碰一下刘老山手里的杯子，也说：小刘啊，我有一个侄儿子要娶媳妇，但姑娘提出要一辆自行车，你再帮我一次忙，用得着我的时候，吱一声。刘老山个头不高，说话幽默，秉性耿直。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他见王科长的杯子已经碰响了自己手中的酒杯，觉得脸上有光，没有往深处想，硬着头皮又答应了。回到宿舍，他躺上床冷静想一下，刘老山后悔死了。刚托舅舅买了一台缝纫机，怎么好开口又要买一辆自行车？再说，全县缝纫机和自行车的指标少得可怜，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盯着，多不容易。但已经答应了王科长，又无法改口把话收回来，怎么办？都是好喝这一口小酒惹的麻烦啊！不，是中了高老头这家伙借花献佛之计。

过半年多，刘老山推着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来到矿上，亲手交给王科长。王科长高兴，高老头更高兴，少不了又请刘老山和王科长一起喝酒。这次刘老山再三推辞，提心吊胆，怕再上当。喝了三杯，借口坐一天班车累了，吃完饭，赶紧回到自己的宿舍躺下。心想，还好，今天跑得快，王科长没有来得及再提出新的要求，要是提出再买一台缝纫机或一块手表什么的，那不要命了，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真不知道如何收场？再说这辆自行车自己费尽周折不算，舅舅都是背着领导，麻起胆子，担着好大的风险才买到的。

刘老山社会关系较广，还有一个八叔在省中医学院当院长。他擅长治疗肿瘤。后来成为本省第一个国医大师，享誉海内外。矿长和书记亦有所闻。刘老山带着他们来到省城中医学院找到他八叔，为领导们诊治痼疾。刘老山鞍前马后地为领导们奔波，有求必应。但从没有想过借此良机，巴结领导，找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或升一官半职，或者调换一个好工种。两年后，刘老山调到机电科，又是两年后他要调到地方企业工作。这时，他才知道别人求自己容易，自己求别人有多艰难。他拿着商调函先找到局长签字，再找矿长签字。矿长不签，他提醒矿长说：你的头昏病好了吗？矿长恍然大悟，马上拿出笔，蹲在办公大楼门口就签了。他又去分管副矿长签字，副矿长同样不签，他又提着两瓶董酒到副矿家去。副矿长签了，机电科长又不签字。他才想起来机电科长的老婆在收发室上班，正好在同乡解达山的手下工作。他把商调函交给达山，达山再把商调函交给机电科长的老婆，说道：你去找机电的王科长签字，什么时候签完，什么时候再回来上班。机电科长知道这是他的软肋，当天乖乖把字签了。

事隔多年后，刘老山才知道，当年组织科的王科长帮助过多少人入党转干，矿长书记也提拔过多少人？但自己却一点光都没有沾着。当初有多少人巴结这些领导都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要是当初有人提醒一下，至少也得弄个科长主任什么的干干，也过一回官瘾。至今想起来，他都觉得自己太傻了，太亏了。当然，刘老山在黄家山煤矿没有什么发展，但调到地方企业后，经过几番奋斗也小有成就。

他清楚地记得，刚调到地方商业系统，领导要安排他在机关，专门负责安全教育和安全检查工作，表示今后用得着他。可他表示还是下去当机电工人，干些实打实的事情好。这时全民经商的浪潮席卷全国，乘着这股春风，他约了两个好友，每人出资三万元到玉舍三岔沟开一个小煤矿，月产量一万吨，扣除成本，每吨能赚到二十元。正好他的表弟也开了个冶炼厂，专门冶炼铅锌，需要用煤炭。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小煤矿的煤炭供应冶炼厂，冶炼厂卖了铅锌付煤款。一年多下来，由于表弟不懂业务和技术，购进的铅锌矿含量不足，冶炼厂亏了，倒闭关门了。表弟对刘老山说:表哥啊，我欠你的煤款一分都付不起，自己连烟钱了都没有。此后，再也没见过表弟。有人说他是捲款跑了。刘老山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一辈子相信朋友，却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相信他。商场如战场，战场是兵不厌诈的地方啊！常言道：商场无父子。在商品经济社会，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明白了，为时己晚。正如弘一法师说的：鱼那么信任水，水却煮了鱼。

经过这次教训，刘老山不再去想那些发大财的美梦，而是踏踏实实地上班。这时，他居住的小区被开辟为全市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买水果和卖水果的客商，天天在小区出出进进，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不足之处就是附近没有旅馆客栈，到了晚上，客商们有的跑到客车站、火车站旅馆去住，有的干脆带着被子在车上睡觉，有的用塑料布往地上一铺，脱下鞋子当枕头，就在水果摊边上睡觉看守。每逢雷雨交加的夜里，这些客商只好头顶着塑料布，站在屋檐下瑟瑟发抖到天亮。刘老山头脑灵活，一眼看出商机，马上把自己的宿舍腾出来，放上几张上下铺铁床，铺上被褥，在门上挂出一块纸板，上面写着:刘老山客栈。他站在楼上再吆喝一声：老山客栈开业了，欢迎大家晚上来住宿！头一天晚上，客栈就住满人，净收入二十五元。营业十天后，他尝到甜头，又把其他人闲置的五间宿舍连买带租整合过来，共有二十五个床位，收入从每天二十五元增加到一百二十五元。

一天傍晚，山东老板发来一火车皮苹果，老板是两个一老一少的女人。她们把苹果卸运到水果批发市场后，天已经黑了。为了看守苹果，她们就打地铺睡在苹果堆旁边。但夜里下起雨，雨里还夹着冰雹，她们实在受不了，找到刘老山求他找一个住宿的地方。此时，所有的房间和床位都住满了人。而且都是男人，不可能把她们安排到男人的房间里。刘老山只好对她们说：真的没有房间，没有床位了。只有自己在楼梯下的拐角搭有一间小屋，放一张床，一张小沙发挤得满滿的。如果不嫌弃只有住在里面，房钱给不给都没有关系。女老板看见雨越下越大，越来越冷，顾不了那么多，就钻进去爬上床睡了。刘老山站屋外冷得上牙磕下牙，又跺脚又唱歌，想以此打发冷夜寒风。到下半夜，实在支撑不住。他轻轻钻进屋里，想摸到沙发上裹着棉大衣睡会儿。两个女人听到响动声惊醒起来，一把拉开电灯，大声呼救：来人啦，有坏人！刘老山赶快告诉她们别喊，自己是进来躲一会儿，没有恶意。两个女老板半信半疑，干脆坐在床上，老的那个女人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两眼目不转睛地瞪着他；小的那个女人把衣服和裤子用绳子拴了一圈又一圈，一副惊恐不安的模样，三人对坐着，你看着我，我盯着你，一直挨到天亮。

刘老山脑洞大开，他联系外省来的批发商，帮助他们从火车站取货、提货、送货到水果批发市场，并负责夜间帮他们值班看守。每一个火车皮总费用在八百元左右。老板们放心，不再担惊受怕，他也赚得盆满钵滿。特别是冬季，有的客商要发二十多个水果车皮，他带领几个民工卸货、运送和夜间看守，忙得不可开交。几年间，收入大幅度增加，腰包鼓起来了。正好两个孩子上大学期间需要花钱，等孩子们毕业分配工作，水果批发市场搬迁到双水城郊去了。他也度过了艰难岁月，走上小康。

退休了，闲来无事，刘老山经常和王文俊、丁二伯搬到贵阳，三人经常在一起玩，他们都是冠心病患者，有共同语言。一次他和王文俊、丁二伯三人在一起金阳小区吃黑豆花火锅，一起喝酒聊天，大家又回想起当年从大定来到荷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刚分到工区下井的第二天，看到井下的工作环境如此恶劣，刘老山和丁二伯、高老头等几个达溪人不想干了。他们打起背包，一起来到浪坝火车站，买了火车票要回家。别的不说，起码在家种地也比在井下挖煤安全得多。火车刚要启动，同乡老工人老黄追到火车站，不由分说，爬上火车厢里，把几个人的行李从车窗口扔下火车，然后一把拉着他们的手急速下车，刚跨出车门，火车长鸣一声启动了。老黄把他们召集到火车站的月台上，围成一圈坐下来，给他们讲述自己当兵的经历。

六十年代初，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到处是枪声，到处是死尸，说不怕，那是骗人的。但要是大家都怕了，跑了，等于向敌人示弱。有一次他所在的连队交替着有序撤退，阿三们以为是怕了，胆怯了，提着尼泊尔弯刀，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叫喊着趁机冲上来，想将我军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些愚蠢的阿三哪里知道，这是我们的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妙计。待他们冲出战壕，失去掩体掩护，我军突然来一个反包围，把他们的后路堵死，围在宽阔的沙地中间。这时，战士们返身端着刺刀冲上去，吼声如雷，一阵厮杀，阿三们一个个人仰马翻，跪地求饶。有一名年轻的小战士，一个箭步冲上去，对着正在嗷嗷呼喊指挥的军官，一脚踢飞出去倒沙场上，再飞上来身骑在敌军官身上，左右开弓，一顿猛揍，将军官俘虏回来。如果当时我们要是真的害怕逃跑，那些阿三追上来，死得更快更惨。所以，在关键时刻，只有坚守阵地不退缩，敌人才不敢贸然冲上来，只有迎着敌人的子弹冲上去，才能有胜利的希望。再后来，自己转业到黄家山煤矿参加“三线建设”，同样面临生死考验。在一次夜班掘进中，自己撑着风钻打眼，突然，迎头断面的钻杆被暗河中的水压顶退出来，随之喷射出利如尖刀的水柱，冲垮了棚柱，冲塌了顶板和墙帮，整条巷道茫茫一片。我们没有慌乱逃跑，而是像在部队一样组织全班有序撤出迎头，避免了无辜的伤亡。如果当时慌乱地各自逃生，在黑暗的激流中，不知道有几人能生还。同样道理，一个年轻人如果见到眼前的困难处境，不是勇敢地逆流而上，而是逃回农村老家去，那这辈子你还能干什么？世界上哪里没有困难？没有危险？哪个人没有难处、苦处？俗话说:挖煤推豆腐，各有各的苦！那里有坐享其成的好事？只有在艰难中寻找机会，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才是男子汉的作为。否则，再回到农村老家，每天挣几个工分，一个工分一角多钱，又有多大出息？再说我们达溪原来叫打鸡阆，自古就有一句老话：打鸡阆，打鸡阆，只出苞谷和杂粮；想喝米汤除非倒床，想吃大米饭等到三十晚上。我们那里基本都是高山旱地，小时候要想吃一顿米饭都要等到秋收，背着苞谷去上坝、八堡去换大米，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煤矿井下虽然艰苦危险，但它有规律可循，只要认真向老师傅学习，留心观察，安全还是有保障的。我原在采煤三区时，有一批从开滦煤矿来的老工人，他们的爷爷的爷爷都是井下挖煤的，祖祖辈辈在煤矿井下讨生活，也没见死几个人。事在人为，休言万般皆是命；境由心造，退后一步自然宽。好好想想吧！在老黄耐心地开导下，丁二伯第一个跳起来，背上行李，沿着选煤厂铁路回到矿上。刘老山和其他人紧随其后，也跟着老黄回到工区上班。只有高老头蔫巴巴地走在最后，一边怪模怪样地嘘口哨，一边时不时地用脚踢飞铁道上的碎石，嗖的一声，飞落到浪坝塘中，激起一朵朵浪花，惊飞一群群白鹭。高老头天生爱鸟，看看空中飞翔的白鹭，他童心萌发，连蹦带跳地笑了，笑容中还带有几分童趣和狡诈。

丁二伯回来后，调到通风工区当瓦检员。每天背着瓦检器来到井下采煤面或者掘进迎头，放炮前，放炮后和生产中途都要拿着瓦检仪器，捏几下吸气球，吸进含有二氧化碳的空气，瓦检仪器自动分析后，屏幕上显示瓦斯浓度数字。总回风巷不超过0.75%，迎头和采煤面上不超过1%，就可以正常放炮生产，这叫住：一炮三检查，是煤矿安全措施之一。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就要通知现场停止作业并撤出人员。工作倒也轻松。后来丁二伯当上通风工区密闭小队的队长，经常带着全队到废弃的迎头砌密闭墙，填实采空区，封堵煤炭自燃区域，也是忙得晕头转向，也习惯了井下环境，再不提回老家想法。再后来他调到地测科搞煤炭储量管理，一个月难得下一回井，那就更轻松了。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几十年来既无大富大贵，也无大起大落，一辈子平平安安，知足常乐。只是下班后，矿山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无聊极了，做出些傻事来。有一次他和刘老山去食堂买十五干壳饼坐在宿舍走廊上吃。这种饼细嚼很香，但吃多了，喝点水就胀肚子。他俩每人只吃了七个饼，再喝点水就胀得吃不下了。但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吃饼的江苏新工人小徐，则一个劲地咽口水，喉结不断上下滑动，看得出来，他饿了。看着小徐体单力薄，干精瘦猴的样子，刘老山对他说：小徐，我们两人只吃了十四个干壳饼。我们再买十一个加上这一个，共十二个干壳饼，你如果能坐着不动，不喝水吃得下去，算你白吃。我们还要输十元钱给你。你要是吃不下去，你倒赔二十块钱给我们，行不行？饥肠辘辘的小徐满口答应，并坐下来用饼从大腿上堆到下巴，整整十二个干壳饼。他开始狼吞虎咽，吃了一半，细嚼慢咽，吃到最后三个饼时，眼睛都撑鼓起来。但为了不输二十元钱，他忍着痛苦，好一阵才把三个干壳饼塞进喉咙。此时，他伸长脖子，扭曲着脸，想吞吞不下，想吐不敢吐出来，那样子就像刑场临死的人那般难受，刘老山和丁二伯却在旁边哈哈大笑。

第一次在矿上过春节，丁二伯和刘老山约起老黄等较近的七八个达溪老乡，在食堂各买一些菜和饭，买来几瓶散酒，端到学校后面的山梁上，烧起一堆篝火，大家围着熊熊的篝火，喝酒吃菜，回忆在家过年的情景。要是在家，这时，一家人围着桌上的腊肉香肠血豆腐，还有辣子鸡和红烧肉，先点燃三炷香，供了祖宗先人，往地下奠几滴酒，全家举起杯：过年啰，一派欢声笑语。此刻，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虽然都是老乡，但都是第一次相遇，知心话不想说出口，客套话就那么几句。三杯下去，年纪最大的王祖生老者，竟然当众用袖子遮住脸，簌簌地掉下眼泪。他的哭声引发了大家的思乡之情，好多人都跟着嘤嘤嘤地抽泣起来。王祖生年逾四十，是安置型招工来的。解放初期，他才十七岁就当上民兵连副连长，参加过土改、镇反和剿匪工作。一次在押解一个土匪的路上，遇到土匪同伙来劫人，他手持梭镖，一人杀败两名土匪，立了大功，评为剿匪英雄，戴着大红花参加过英模表彰大会。后来又是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按理他应当坚强起来，带领好这帮同乡年轻人。谁知道他比这帮年轻人还脆弱。老话说得好：舍不下娇妻做不了好汉，离不开家乡得不到世界看。他虽然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不怕死的勇气，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故土，狭隘的小农意识和感情，限制了他的心胸和眼界。

这时，天空飘起毛毛细雨，灯火辉煌的矿山，罩上一层朦朦胧胧的帷幕；一阵冷风吹来，一只孤雁哀鸣着从夜空中飞过，更增加了大家的思乡之情。一顿年夜饭，成了一场悲情的演义。

（编辑：陈友云　审核：吉庆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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