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本书：童年读父母，少年读老师，成年读社会。

这话，是我三十多年前一篇发表在晚报上的六百字小文《读老师》的开头。那时正而立之年，写的是实打实的感受，如今年逾花甲拾起来再读，只觉当年的文字浅了些，薄了些，就像捡了几片零散的树叶，既没摸到树木的年轮，更没触到树木的根须。于是旧题重写，给那份最初的感念增添一点岁月的沧桑。

我读的第一本“老师”之书，在大队民校。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日子苦得紧巴巴的，能进学校读书，已经非常不错了。我的老师，是一位从公办学校贬下来的“右派”，姓毛。他一个人教三个年级的复式班，一年级的拼音、三年级的算术，挤在一块黑板上，却从没乱过章法。于我而言，他就是启蒙的全部，是暗夜里透过来的一束光。

他不只能教书，还有一身看病的本事。课后总背着个磨得发亮的旧药箱，踩着山间黄泥路，走村串户给乡亲们号脉、配药，一分钱都不收。不管谁家有人生病，如果来不及去请，只要扯开嗓子长长地喊一声，他准提着药箱赶过来。那时候年纪小，不懂啥叫善良，只觉得毛老师好，好到愿意为乡亲们跑断腿，不求半点回报。

印象最深的还有毛老师教我们珠算。加减法简单，乘除法较难，他便在“留头乘”“破头乘”“九归九除”上精心指点，“二一添作五”“四三七余二”之类的口诀念得铿锵有力。只开了一道小窗户的昏暗的土坯教室里，算盘珠噼啪作响，成了特殊而动听的音符。他说，学好珠算，将来能给生产队当会计，账目半分错不得。后来他还找了另一位老师，教我们学做队里的会计账。他指着决算表上的数字，反复强调横栏合计和竖栏总数必须严丝合缝对得上，一旦对不上，账就没做对。没多久，我们还真学会了做会计账。虽说这辈子没当上会计，毕竟具备了过去好些年里曾经用过的技能，而老师这种讲求实际注重实用的教法，对我从事职业教育常常有所启发。

“批孔”那阵子，虽然没有处处口号声，村里的气氛也有些怪异。老师按要求让我们抄报纸上的批判文字，等我们抄完放下笔，他却收起报纸，声音低沉却异常郑重：“孩子们，孔夫子是个有大学问的人，不能随便否定。”说着，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八个字，一笔一画，力透纸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说做人就得多学、多问、多思，才能有长进。

小学那本“老师”之书读得沉甸甸，到了初中，翻开的这本，始终充满温暖和阳光。我的语文老师，是位年轻姑娘，姓程，梳着当年时兴的“上海头”，笑起来很甜，眼睛亮闪闪的，像落了满眸星光。坐在她的课堂上，会不由自主地挺直腰板，打心底里想把语文学好。   

语文课让我难以忘怀的是老师的一次作文评语。题目是《劳动磨练人的意志》，写的是全班同学一起抬杉木的劳动。我在作文中重点写了两位出力最多的同学，也写了自己和其他同学同样认真干活。作文本发下来，老师的评语里有这样一句：既突出了别人，也没有放下自己不谈。

就这短短一行字，让我一下子开了窍。原来作文不是只写别人的高光时刻，自己的真诚参与、点滴付出，同样值得被看见。不用刻意藏着掖着，也不必张扬显摆，实实在在就好。这几十年里，我站中师高中中职语文讲台，批改学生作文时，这句话总会准时在心头响起。我也总这样告诉我的学生：每个人的故事都有重量，每个人的付出都该被珍视。

还有一件现在回想起来有些荒唐的事也应该提一提。我中师毕业后也成了一名老师，一次要去外地游玩，不知怎的，竟张口向老师借手表。那是块上海牌手表，在当年可是实实在在的稀罕物，抵得上她三个月的工资。我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没半点指望她答应，可她听了，眉眼都没皱一下，笑着就应了：拿去用吧，路上多小心。

接过手表时，手里沉甸甸的，心里又喜又慌。那天在旅社里，我竟差点被骗子忽悠，险些把手表输掉。幸亏当时脑子转得快，没掉进圈套。如今想起来，指尖还会阵阵发凉。我不敢往下想，要是真把这块凝聚着她心血的手表弄丢了，我该怎么面对她那双满是信任的眼睛。后来，我还曾把她家的自行车弄脏过，车闸好像也被我骑坏了，她也没说我，脸上依旧是那副温柔宽容的笑。

如果说初中小学老师赋予我品格的底色，那么中师与大学的先生们，则为我推开了通向专业与广阔世界的一扇窗。   

中等师范最难忘的是两位老师的硬功夫。地理田老师从不需要打开课本，她本身就是课本，在她口中，江河奔涌，山川巍峨，盆地平原错落有致，分毫不差，那些地名、地貌，她张口就来，仿佛祖国与世界全刻在了他的心里。物理陈老师也一样，随手在黑板上一画便是一个标准的圆，不用圆规堪比圆规，学生满心敬畏。那时候我真切懂得，专业二字从不是嘴上的空话，而是日复一日打磨出的真本事，是当老师安身立命的根本，是讲台之上最硬的底气。

到了大学，现代汉语严老教授的一份鼓励，让我至今感念。正在念大一的我，胆子有些大，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想申报一场学术讲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讲稿稚嫩得很，可老师没有半分嗤笑，也没觉得我不自量力，反而帮我审阅修改讲稿，鼓励我大胆去讲。老师的鼓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心底对学术的懵懂向往。四年后，那篇当初的讲稿，几乎原封不动地发表在了一所专科学校的学报上。捧着那本印着自己名字的刊物，我知道，若没有老师当初的包容与扶持，那点怯生生的学术萌芽，或许早就蔫了。

但真正让我读懂“格局”二字重量的，是教美学的那位黎先生。他从不止步于课堂上的理论讲授，总想着为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多搭些梯子、多铺些路。他了解到喜欢写作的同学多，便牵头发起成立了学生写作社，还力荐我做了社长。为了让我们的文字能被更多人看见，他联系省报和晚报，动用同学和朋友，硬生生为我们争来了一个专属版面。当一沓沓带着新鲜墨香的报纸送到我们手里，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和同学们的作品排在一起，那种被人托举着、推向更广阔天地的激动，我记了一辈子。后来这位作家老师在政论领域卓然成家，影响力很广，我丝毫不觉意外，知道这是实至名归。他用行动教会我的，远不止那些美学理论，更有一份师者的胸襟与格局：好的老师，从来不是把学生困在三尺讲台之内，而是要为他们打开一扇扇窗，搭建一个个舞台，让他们知道，世界远比想象中更辽阔，而自己也拥有无限可能。

如今，我自己也站了四十余年的讲台，退休后仍在民办中职学校继续着这份教书育人的事业。站得久了，看得多了，又慢慢悟透了“读老师”的另一层深意。台下那几十双清澈透亮的眼睛，何尝不是在“读”我？他们读我的学问扎不扎实，言行一不一致，为人正不正派。

前些时日，学校要求每一位老师写出自己的教学理念，我写下了学无止境、教海无涯、终身学习、站好讲台十六字。这是我读了一辈子老师这本人生大书写下的真切而实在的读后感。

（编辑审核：陈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