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一直对父亲有个内疚。

也许是遗传了父亲基因的因素吧，年老了，我也喜欢像他一样，每天晚餐时倒一杯小酒，让白日的繁杂在酒香中慢慢消融，独享生命中片刻的愉悦。每当这个时候，父亲那双充满渴求的眼神就会从杯酒中浮出，令我心生歉意。

是啊！真不该不许父亲喝酒。诚然，晚年由于父亲经常生病，特别是看到他前列腺炎发作时的痛苦表情，我们便遵照医生的交待，“为了他好”不许他喝酒。父亲当然也知道，也理解我们的这种好心，也不执意要酒了，但看着桌上的菜肴，特别是有一两道肉炒的好菜时（那时的生活还很贫困，不是每天都能有肉吃的），那渴求得到酒的眼神，简直让人不敢直视。谁知，才两年多时间，他便匆匆离开了人世。早知这样，我就应该满足他的愿望，让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能尽情地享受到他的所爱——一杯香味四溢的美酒。

父亲爱酒，酒量也不小。1962年，父亲被劳动教养结束后，便同我们在独山县城居住了一段时间。1964年，为“备战”被遣送回老家——三都县都江区上江公社白泥坡生产队当农民。那时候我在独山县农村电影队工作，每年都会利用探亲假回去看望他。亲戚们都会请我去吃饭，自然也带上父亲。饭桌上，由于我只有二、三两酒量，虽然只是低度的土酒，但喝了两三杯后便不胜酒力，于是父亲便代我喝。每餐下来，估计他喝下的酒不少于一斤，但我从未见他醉过。那时他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以此推算，他年轻时应该能有公斤级的酒量。

父亲曾向我摆谈过一件喝醉酒的糗事。1944年，他在遵义市凤岗县中学任教时，一次去陈震校长家告假去贵阳。陈校长说：“崇隅啊，昨天有人给我送来一罈好酒，你尝尝，喝一杯再走。”父亲便坐下来“尝一尝”，同校长你一杯、我一杯，我一杯、你一杯，直到把那罈酒喝光，最后两人都酩酊大醉。他在陈校长家睡了一天一夜，醒来后才昏昏沉沉地赶去贵阳。

文革期间是物质极其馈乏的年代。每次回家探亲，父子俩一起吃饭时，总喜欢聊过去吃过的美食，以此来佐餐今日的白水菜。有一次，我们谈到喝茅台酒时，父亲惬意地回忆起蔡公（父亲一个要好的朋友）的儿子送给他的二十多瓶茅台酒。他说每天都喝，连续喝了几个月，至今还记得那留在舌尖上的余香。

解放前三年，父亲到都匀省立中学任教。我们家就住在离校本部不远的一幢平房的小四合院里，院中有一个小天井。我们家住在左侧廂房，右侧廂房是敖克成老师家，后面正房是蔡公家，正门两侧住着两位工友。蔡公是都匀中学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桃李满天下，学生们常来看望他，送给他一些茅台酒。蔡公还是社会贤达，大约解放前两年去逝的，当时的灵堂设在他家正中的堂屋，大门被撤下来，面对天井。他去逝时前来吊唁的人很多，人们络绎不绝，挤满院子。蔡公和子女们都不喝酒，因此他走后，他儿子就把学生们送的茅台酒转给我父亲，于是父亲便享受了一段高质量的口福。那堆满床底下的空酒瓶，我至今还依稀记得。

父亲因为喝酒出过大事。早些年因为是孤儿，父亲十几岁便到贵阳流浪，恰巧遇到当时的军阀毛光翔开办的“区长训练所”招生。他去报考，竟然被录取了。三个月的训练班结业后，便被派到都江县二区任区长。当地的团练对他很不服气，认为他没有能力坐区长的位置，对他处处刁难。当时他刚十八岁，个头矮小。团练属于地方势力，县里也有背景，加上个子高大，身强力壮，在这种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父亲受的气可想而知。当区长约八、九个月后，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气，就走上了极端，在酒喝多了的一个夜晚，趁团练不备时抡起锄头向团练砸去。团练当场倒下。他认为团练被打死了，连夜逃出区公所，跑去贵阳流浪。后来才知道那团练没死，只是受伤昏迷而已。

父亲之所以被送去劳动教养，喝酒也是一个理由，一条“罪状”。1946年，父亲应聘到省立都匀中学任教，由黔北的凤岗县转到黔南的都匀县。1951年又由都匀县调到平塘县，与同去的几个老师－起恢复平塘县中学。1958年因“历史反革命”和“内右”被开除公职，被送至中八农场劳动教养。1979年“拨乱反正”期间，我到平塘县为他申请平反时，看到当年处理他的档案，其中一条说是“肃反”期间，因为对“肃反不满”在家中喝酒发牢骚。的确，肃反时他每天晚上都一边喝酒一边叨念。从他的唠叨中，我才得知那是他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在凤岗中学区分部任职的事。当时江西省搞肃反的两位外调人员找到他，要调查他当年在区分部的任职情况。因为从未参加过区分部的活动，父亲不知道他的职务。在外调人员的一再追问下，父亲想到同他一起喝醉的那位陈震老师是校长，那他自己就是书记了，于是便说自己是书记。外调人员说他对组织不老实，明明只是委员硬说自己是书记，拿出两张照片给他看，叫他照着写旁证材料。那两张照片是当时凤岗中学区分部报给县委的名册，名册上他只是区分部的组训委员、执行委员兼宣传委员。事后他说：“国民党办事这么腐败，要像共产党这么组织严明，他们也不会被打败了。”

肃反结束后，组织上给父亲下的结论是：历史问题已基本交待清楚，免于刑事起诉，为此还给他作了“记行政大过和降一级工资”的处分。然而到“反右”时，因为没有右派言论，为凑够下达的“右派”人数指标，他又被定为“内右”，加上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便将他送去劳动教养。

文革结束后，因为平反时“右派”问题不存在，“历史问题”属于重复处理给予撤消，父亲又恢复了平塘中学教师的身份，离开生产队，结束了十几年的务农生涯。因为在平反前曾患过中风，加上当时年事已高（65岁），不能再继续上课，只得退休到独山来与我们生活。当时我已成家，有两个孩子，一家五口其乐融融。

其实，父亲在“平反”前两年就已年老体衰,我与爱人商量,把他接来同我们居住。妻子是个明事理又富有同情心的人，欣然同意，并用领来的奖金为父亲买了件当时算是时毛的人工棉制服。父亲穿上棉制服，一下子就摆脱了农村老大爷的气息。

那时候，我们夫妻俩每月才六十来元工资, 结婚时的债务还没还清, 又要养活两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但每逢家中有点肉食, 我们都会为父亲准备几两包谷烧白酒，见他喝酒时的惬意和满足, 我们的心也感到很舒坦。“平反”后, 父亲有了退休金, 我们一家经济上宽裕了许多,每天都为他备上白酒，晚餐时让他喝上两小杯，父亲对此很是满足。

我一直想不通，组识上怎么知道我父亲在家喝酒时发牢骚的事。当时我们家住在平塘中学的住宿房。学校旁边有个大会场，会场正面有个表演台，我们家就住在表演台后侧靠学校－侧，离学校约一两百米远，是一幢两层的木楼房。底层大门进去是过堂，左边住着上物理的李敬民老师，右侧是教导处主任晏克定一家，后面还有间残破的屋子无人住。楼上也是空堂，左右两侧是我家和李成善老师家。我们两家门对门，中间空堂是两家共用的厨房。父亲在家喝酒发牢骚时声音并不大，邻居是听不到的。除非有人到门外偷听，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我记得父亲发牢骚时说得最多的话是“国民党时老子被当成共产党关进牢房房，共产党时期又因国民党的事受审查，真是倒霉。”

父亲曾对我说过他在贵阳流浪时，参加过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读书会，在一次集体读书时被抓捕，出狱后大家商议去延安。走的那天因为有事迟到了两个钟头，他因此没有去成延安。要不，他的人生就会是另外一个版本了。

“叫我的学生来审查我，这成什么话？还那么凶！”（审查他的专案人员杨某是年前刚从平中毕业的学生）

父亲对此非常不满，感到得他的师道尊严受到了伤害。然而他怎能想到，曾经学生的几句严词厉语，与后来“文革”中学生对老师批判和斗争的残酷性简直是天壤之别。我想，这大概是他脑子里那种知识份子的自尊心在作怪罢。但严格来讲，他还算不上知识份子。毕竟只读过初中，况且还不到一年。这段短暂的学生时光也是来之不易的。

父亲是孤儿，1913年（民国二年）11月生于都江县上江街（今三都县都江镇）。幼年时父母离世，由伯父抚养长大，被送到都江小学读书，虽然勉强小学毕业，但对一个边远山区的农家子弟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后来，经由都江去都匀省中读书的一位小学同学介绍，他与都匀的王家修时常有通信往来，进而成为神交挚友。王家修是都匀普通人家的子弟，从小聪颖好学，后成为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华罗庚的关门弟子，曾是都匀中学和独山中学高中部的数理科名师。

接到王家修的邀请后，父亲离开了大伯家，离开了那偏僻闭塞的山乡，去见识外面的世界。他们见面后，王家修主张他要继续读书深造，还为他找了张叫“王崇隅”的小学毕业证书，把“王”字改为“任”字，去报考都匀省中。录取后，他的名字由“任致祚”变成了“任崇隅”。此后，这一名字一直延用终身。由于没有经济支助，读书不到一年就辍学了。他后来能当上中学语文教师，全凭自已读了不少书和社会生活中的陶冶，这其中不乏他的聪慧和好记性。

1946年，父亲到都匀中学任教时，王家修夫妇也在那里当老师。他们家住在都匀老百子桥左面，是一幢临街木楼。记得首次跟随父母到他们家时，我见到了他可怜的妻子，那情景让我有些伤感。她叫叶云松，是都匀一中高三班的立体几何老师，文革时被红卫兵打伤至残。她当时斜靠在床上，因脚痛不能下床。后来他们一家搬到学校宿舍居住，我们两家更是频繁走动。父亲离开都匀中学去平塘任教后两三年，王家修老师就被抓了，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1957年，我考进独山中学高中时，他已释放出狱，在独中任教，上我们的数学课。毕竟是数理科名师，他的课上得非常好，我们都很喜欢。“反右”期间，他被打成右派。在那种形势下，我们都装着互不相识，只是普通的师生关系。1958年3月，父亲被送进监狱，我请几天假回平塘处理家事，返回学校的那天晚上，我趁自习时以去问题目为借口来到他的房间。王家修老师当时正在备课，我站在书桌边说：“王叔叔（这是我们见面来的唯一一次这样称呼他），我父亲被抓进去了。”他没抬头，也没开口，我立即转身回教室。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在上数学课时，教导处一位教务员带着两位公安人员来敲教室门。王家修老师看到后，立刻拿起教本，二话不说走出教室，从此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白云苍狗，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后，父亲得到平反并退了休，王家修也在都匀恢复了工作。他时常抽空来独山看望父亲，而父亲也在身体好的那几年多次到都匀去看望他。他们的友谊就这样一直延续着，直到终老。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记性出奇的好。大约在我读小学一、二年级时，因头上生疮，父亲带我去郊外的寨子找草医。父亲一路走一路给我讲《薛仁贵征东》的故事。大概是忙于听故事，我忘记了疲劳，走了很久都没喊累。此后，父亲只要一有兴趣就给我讲故事，像《薛丁山征西》《水浒传》《西游记》等，他都信手拈来。父亲不但故事说得生动，还通常能把书中的诗句背出来。父亲说他小学一、二年级时，记性差得要命。据当时在独山中学当老师的表兄肖先明的姑妈说：“致祚每晚读书，反去复来，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在旁边都记得了，他都还背不得。”足见他的愚钝。

父亲说他的好记性得益于一次梦境。有一天，父亲上山砍柴，在庙里睡着时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对他说了一通话（多年了，原话我记不住了），从此就觉得背书特别轻松,不说过目不忘，至少读一两遍就能记下来。虽然不知真假，但我们感到他的记忆确实很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父亲在平塘中学当班主任。想到学生休息天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便每周六晚都到教室给学生们讲故事，而且讲的都是当时很流行的苏联反特故事，如《一颗铜纽扣》《被迫着陆》《找敌人的脚印》等。虽然苏联人的名字很难记，加上这种故事的悬念又特别多，但他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每次我都跟着去。只要父亲一到教室讲故事，同学们便争先恐后赶来。因为拥挤，大家都挤着坐，两人的凳子坐三人。父亲所讲的那些故事都是一些中篇或小长篇小说，他在家也只看过－两遍，便能在讲台上有条不紊地讲述。教室里非常安静, 没有一点声音。故事结束时，同学们意犹未尽，迟迟没有离去的意思。

父亲的好记性还体现在记名字上。每次接手新的班级，他准在第一节课点过名后就能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这让同学们惊讶不已。父亲读书也很快，他曾借来苏联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只用一个礼拜放学在家的那点业余时间，便读完厚厚的四卷。

父亲身为中学语文教师，也有点写作水平。记得1955年时，他曾写过一篇杂文《小镜子》和一个短篇《逃兵》。肃反运动开始后便停了笔。幸好他没有继续往下写，要不他可能不只是“内右”，而是坐实的戴帽右派了。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还翻到他年轻时写的一首古诗，可惜后来找不到了，但我还记得大概内容，诗中记述一个明月夜，他同一个朋友在花溪山头“吹笛到天明”。这首诗不只让我看到他的文笔，还窥测到他年轻流浪贵阳时，也曾有过的欢快而浪漫的时光。当然，父亲在贵阳流浪时，更多的是求生的艰难。据他说有一次因身无分文，感到前途渺茫，日子无法过下去，他站在南明河边，想纵身一跳一了百了（他不会游泳），可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还是揣着对生的眷恋离开了河岸。此后为了混饭吃，他去当兵。1932年在军阀部队215军3师当过司文书，1935年在暂编陆军第３旅当过连部上士文书，后来又进到“贵阳农村建设人员训练所”学习，毕业后到贵阳青岩小学、桐林小学任教，并同我母亲结了婚。之后又考进“贵州省合作助理员训练班”，经过三个月的学习训练分到沿河县工作。1939年底，他携妻子许清华（我的母亲）同往沿河，先担任县合作室指导员，后任主任。妻子则在县司法处任书记官，过上了稳定的生活。我就是这一时期在这里出生的。

说来也遗憾。母亲在县司法处任书记官时，有个豪绅因为一件官司提钱送到我们家中，母亲为此感到很为难，便辞去了书记官的职，到沿河中学任教。随后，父亲也辞去当了三年的主任，去中学当老师，直到1945年才离开沿河县到凤岗县。据母亲说，他们离开沿河是因我弟弟生病无法医治，抽筋死了，他们感到沿河的医疗条件太差，同时也不愿留在这伤心之地。到凤岗后，父亲到县立中学当教师，同时兼任凤湄绥三县联立简师主任，母亲也在简师任教员。然而时间不长，两年多后他们又离开了凤岗，于1946年回到黔南, 应聘都匀省立中学教师，直到解放。

在我看来，父亲颠沛流漓的的一生肯定有许多酸甜苦辣值得回亿。他被遣送回乡的那段时间，先是住在大侄儿家，后在侄子们的帮助下，立了间茅屋，独立生活。生活走上轨道后，他在劳作之余，用一本纸质很粗造又发黑的厚厚本子写了回忆录。我第一次回家探亲时，他已写了三分之一本。我心想，待他写完我再细读，感受他酸甜苦辣的内心世界，谁知文化大革命到来时他被吓倒了，把那本子藏到茅厕的茅草中。“文革”开头那一段急风暴雨过去后，全国进入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相对平稳时期。我回家探亲问起这件事时，他带我到茅厕，然而左找右找都找不到那个本子。我想可能是被人当着废纸扔了，若被人拿走，交到公社，那他“反攻倒算”“妄想复辟”“现形反革命”的帽子早被戴得紧紧的，不知被批斗了多少回。此后，他落实政策回到独山，茅厕被拆掉，那本子也没见踪影。后来我建议他重写，他却说“不想提笔了。”真是遗憾。

1951年，父亲从都匀中学调往平塘县任教，与其他老师一起恢复平塘中学。此时母亲也恢复了工作，被分配到都匀小围寨凤麓小学任教。我和妹妹跟随母亲一起到凤麓小学居住，直到1953年调到平塘县平湖小学，一家人才能聚在一起，过上几年最平稳和最快乐的时光。

建国后第一次工资调整，父亲月工资五十多万元（今天的五十多元），母亲三十多万元（今天的三十多元），而当时的物价却不高。我记得鸡蛋一百元到两百元（今天的一分钱两分钱）一个。于是我们家每天鱼肉不断，算是过上小康日子。母亲做得一手好菜，特别会烧红烧肉。父亲常说：“做的方法都一样，但我做来就没有你妈做的好吃。”父亲也有拿手好菜，就是做牛下腩和各种野味。比如油辣子火锅下千层肚，爆炒野鸡，黄焖野猪肉等。那年代，野生动物很多，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没出台，街上经常有背着火药枪的农民提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来卖，父亲碰见时都会买下，到家后大展手脚，做上一锅别具香味的野味。按今天的话说，他算是一个地道的“吃货”。有了好菜，就要有好酒来配。我见他经常喝的有竹叶青、西凤酒、白兰地等，只是没有茅台。不知是喝够了还是小县城没有卖。我长大后，才知道这都是些名贵且高价的高度酒。那时我们一家人的穿着也很普通，只有妹妹稍微出色些。父亲专门告诫我们说女孩子就要穿好一点，不能同她比。家中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用的床和桌椅都是学校的，积蓄更谈不上。父亲被送劳动教养后，家中只有两百多元的公债券。那时，国家开始进入困难时期，母亲每月三十七元的工资，除自身的生活费外，还要供我们兄妹读书（我们已到邻县独山读高中），每月还抽出５元汇给在劳教的父亲。“困难关”到来时，母亲为了生存，把家中可卖的东西都卖了，就连那两口最宝贵的皮箱也卖了（一口是母亲读贵阳女中时的用品，一口是他们结婚的纪念品）。我想，如果能想到后来会有这么困难的日子，父母亲一定会节俭存钱的。

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政策，父母亲到县礼堂听传达精神的报告回来后，精神都很振奋。吃饭时母亲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以后穿好吃好，不再怕人说闲话了（‘穿得越差越光荣’是那时流行的思潮）。” 父亲说：“共产党真行，要改变贫穷落后，就要让国家富强起来，中国有希望了！” 那时，他们对共产党是由衷的拥护，全心的信任，从没想到后来会有那些变故。

我们家有一支苏州笛和一对扁平精致的玉屏箫。父亲不时拿出笛子来吹奏，那时我觉得很不错。他也会吹箫，但他说没有母亲吹得好。而母亲多年来体弱多病，中气不足，只是偶尔试一试，自娱自乐。母亲说她是左嗓子，唱歌是黄的，我从没听她唱过歌。父亲曾当过中学音乐老师，还会奏风琴，偶尔也会在家中哼上一两句。“肃反”开始后，家中再也没听到笛声和歌声。父亲被送去教养后，我们搬离了平中教师宿舍，那对笛和箫也不翼而飞了。直到2004年我参加省写作学会到玉屏采风时，才买了对箫笛回来。虽然我当年也学过吹笛子，但因没有音乐天份，没学成。买箫笛只是为安慰心中对父母的念想罢。

我们一家可以说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小资家庭。我和我妹妹长大以来从没被父母打过，连厉声责骂都记不起来，也没听到过他们斗嘴吵架。父母对我们兄妹是比较放任的，从没直接管过我们的学习，只是到学期结束时，看过我们的成绩单，只要主科都在80分以上，就买一本硬壳日记本作为奖励。放学后我和同学出去玩，下河游泳，节假日随乡下同学到他们家去玩一两天，只要对父母说一声即可。记得刚进初中的那年寒假，城里的同学互相请春酒。我去过不少同学家，父母叫我回请一次。他们为我做好饭菜，还买了瓶装的葡萄酒。因为去同学家时都有坛子装的米酒放在旁边，随我们喝。回想起来，没有哪个喝醉过。那时还小，可能只是喝点玩罢了。父母想得很周到，担心他们在场同学们会感到拘束，便选择离开，任由我们热闹。到我们生日时，他们做一桌好菜，送一本有他祝贺提字的书籍，去相馆拍一张生日照片，算是对我们生日的祝福。

其实父亲对我们兄妹俩的学习和成长还是很在意的。记得我还在都匀小围寨小学读四年级时，跟同学借得一本《钢铁怎样练成的》的缩写本《保尔》来看，这是我初次涉足文学作品。虽然书中有很多字认不得，但已能理解其中的故事情节，保尔的经历让我念念不忘。于是写信给在平塘的父亲，叫他买一本《钢铁怎样练成的》原著给我。不久，他寄来了《钢铁怎样练成的》原著，同时还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等书。通过这些书，我渐渐爱上了文学。不久，我们去了平塘，他又为我们在邮局订阅了当时仅有的少儿报刊:《中国少年报》《红领巾》《少年文艺》。

父亲对他的学生也是充满爱心的。记得他当班主任时，班上有个外县学生叫左仲庚，家境贫困，因重病住院，父亲把他送到医院后，先垫付了入院费，然后给他在部队当官的一位亲戚写信，请他资助，直到痊愈。他班上还有个学生叫张多文，因为得过父亲的资助，在三都中学退休后，于2019年春带着失明的丈夫、儿媳和孙子，由儿子开车来独山，到父亲坟上祭拜。听他们讲到父亲在学校的种种事迹时，我眼眶也很快湿润起来。

1990年2月24日，父亲去逝时，出于礼貌，我电告了他原来的工作单位——平塘县中学。我原想这么冷的天，汽车班车停开，学校不会有人来，他们只需发个唁电就行。同时父亲平反后，我已把他的退休工资转到独山县民政局发放，10多年来他再没和平塘中学有过交集。没想到，时任校长的杨光荣和主任罗显义竟冒着天寒地冻步行了七十里路来到独山给父亲吊唁。杨校长说父亲是平中出名的好人，且他们两人都是父亲当年的学生，不亲自来吊唁对不起他。有次我去平塘吃喜酒，同他的学生黄学超坐在一起。黄学超对我说：“我一辈子都记得你父亲。当年，因家中太穷，我读完初一就不想再读了。开学后，你父亲不见我去报到，就从平塘走60里山路来到独山（那时两县还没通汽车），到我家做我父母工作，劝我去读书。我深受感动，就跟着你父亲回了学校。如果没有你父亲，我初中就没毕业，就不会有正式工作，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要知道，那时的初中生是很值钱的。我也对我儿子说过这件事，要他一辈子记住你父亲。”

父亲平反后的几年，家中突然来了几个不速之客，是几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他们是解放前父亲在都匀中学教过的学生，组团来看望他。父亲还有一位都匀省中的学生（我长期叫他曹伯），在独山县民政局工作，每年到父亲的生日，他都要带上酒菜来给父亲过生日，比我们子女还殷勤。

父亲身上一直揣着一颗慈悲的心。家乡都江解放初期，迫于生计，我二伯加入了土匪，还是一个头目，剿匪时被枪毙。土改时，二伯家又被划为地主，二伯妈受不了批斗，跳河自杀，丢下两兄妹。父亲知道后，立刻赶去老家把哥哥任明廉接来和我们生活，妹妹随后由在三都县城的韦姑妈领养。虽然明廉与我同岁，但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小学毕业后，父母把他送到都匀读初级师范。毕业后，分配回老家三都县高排村小学任教（后划归榕江县）。父亲被遣送回都江白泥坡当农民时，刚好距高排小学不到三十里路。明廉一有空就去看望父亲，帮父亲排遣孤寂，算是尽到半个儿子的责任。我想，如果父母不接他出来，供他读书，作为地富子女，他就只能在农村呆一辈子，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14岁那年，我第一次回老家三县都江区上江街上，当时有个长辈亲戚对我说，你的父亲小时候有个绰号叫“任老烂”，原因是他性情暴戾，爱打架。我听后不以为然。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直和蔼可亲，怎会性情暴戾？记得独山县文联王主席在我父亲去逝后说过一句话：“你父亲一生温良谦恭，很有儒雅之气。” 我想如果真如那位长辈亲戚所言，也许是书本改变了他的性格。因为他读了不少书，再加上多年的教书生涯, 自然地受到了儒染。

思想性格是环境的产物。父亲在落实政策之前，由于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我们便接他到独山与我们同住。虽然是自己家，但他讲话做事总是小心翼翼的，眼里不时透出一股胆怯的神情。每当我们单位的领导或稍有点地位的人出现时，他都会躲起来。我知道这是他在文革中被批斗留下的心里阴影，也是劳动教养时在管教干部面前常喊“报告领导”养成的习性。父亲平反后，我几次请朋友和一些有身份的人来家做客（如时任宣传部部长陈桂岚，区委书记李汉堂等）。通过他们与他平等交谈，以及对他充满长者的尊重，加上左邻右舍对他的友好，父亲的心态才渐渐恢复正常。

呜呼，白驹过隙，时光荏苒。78年的人生路，父亲几乎都在折腾中颠簸，好在他还能等到平反，看到儿女成家、儿孙绕膝，每天晚品上一杯对他来说算是琼浆玉液的土酒，算是一种幸运。可惜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被我限制所爱，让他带着一份遗憾离开尘世。这是我永远的愧疚！

作者任菊生，男，现年85岁，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原独山县文联副主席。1980年开始在各级报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诗歌《敲铜鼓》《端节的花》被选进《贵州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曾编辑出版《独山县民间故事集成》《独山县歌谣谚语集成》等书。小说《杨梅成熟的时候》1990年曾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特别奖”，并收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短篇小说卷》，诗《三都剪影（二首）》收入《《民族文学》30周年精品选•诗歌卷》。 2002年6月公开出版诗集《秋菊恋》。

（编辑审核：陈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