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影《南京照相馆》,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影院里沉思,迟迟不愿离座,我憎恨日本侵略者的兽行,悲悯同胞们的苦难,庆幸暗房里的微光,珍惜和平中的幸福……
电影开始,拥抱感官的是一片化不开的黑暗,银幕像一张未被触碰的相纸,将光亮吞噬。之后,一缕微光自画面边缘渗入,勾勒出低矮空间的轮廓——那是南京城里某家小照相馆的暗房。导演以充满象征意味的开场,引领我步入《南京照相馆》暗房里的微光这历史记忆之境。当特写镜头显影出帮人找信件错过撤离误入南京照相馆的苏柳昌(阿泰),以及藏在阁楼里照相馆老板老金那张惊恐而布满皱纹的脸时,我已沉浸入那悲惨的场景——1937年的寒冬南京,那个被血色浸透的时空褶皱里。
南京照相馆暗房微光这个有着多重暗喻的“记忆之场”,那些悬挂的相片、浸泡在显影液中的底片,皆是记忆的物质化身。尤其当日军铁蹄踏碎南京城的宁静,这座六朝古都沦为人间炼狱时,照相馆的暗房竟意外成了保存历史证据的密室。导演用反复浮现的暗房意象——门缝透入的光线在老金脸上投下斑驳的阴影,暗房红光映照阿泰那张刚学会定影照片呈现惊奇眼神的脸庞,显影盘里渐渐浮显的影像——暗喻着历史的真相却终会在光阴里显露出本来面目。
老金和阿泰以及翻译王连海夫妻等角色的塑造,打破了传统战争片中英雄人物的刻板模子。他们初登场时不过是个谨小慎微的市井小民,面对日军的暴行,他的第一反应是关紧门户、保全性命。影片借由一系列生活化的细节:阿泰帮人找信件的执着、老金擦拭相机镜头的专注,林毓秀在阁楼里不脏床铺的细节等等,勾勒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形象,都彰显出正平凡中他们后来撼动人心的力量。当目睹日军在门前枪杀一群平民(包括邻居小女孩)时,摄像机自高处俯拍的阿昌、老金等蜷缩一团的身影,在红色暗房灯下或昏暗中宛如母腹中的胎儿,暗喻着一场新生的开端。往后,这几个曾经胆小的人物,眼眸中已燃起决绝的光。当然也包括后来觉醒的翻译王连海。 与翻译王连海形成镜像的是戏子林毓秀。她们虽为夫妻,形象迥异,林毓秀藏匿逃兵宋存义的义举与丈夫自私圆滑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还有,戏子林毓秀的台词“我们还有未来么?“直抵人心。老金为即将离开的老婆、女儿拍照“大好河山”留念,代表着那个时代自有觉醒者,中国绝不为亡。
影片对南京大屠杀的呈现也别具匠心,采取了“侧写”策略,避开直接展示血腥场面,通过声音与暗示织就更持久的心灵震撼。阿泰、老金从暗房小窗目睹的屠杀,观众只能看见他被恐惧扭曲的脸,以及映在玻璃上的闪光;照相馆外此起彼伏的惨叫与枪声,借由他们颤抖的手部、惊恐脸部特写与突然溅上窗户的血迹来暗示。这种“留白”的手法,让观众的想象力丰富了更恐怖的画面,正如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所言:“银幕上的恐惧不在于展示多少,而在于暗示多少。”当宋连义在暗房无意中看到显影照片中唯一弟弟被日寇枪决的照片,在他眼中反射出影像与滚落的泪水,他彻底失去情绪控制掀翻了冲印台——这种双重曝光式的表现手法,将历史创伤内化为角色与观众共情的心理印记。
影片最富戏剧张力的段落,围绕“通行证”徐徐展开。第一次翻译王连海获得两张供阿泰(伪装丈夫)和老婆林毓秀出城的通行证,在逃生的道德抉择前,他们毅然选择让老金老婆带女儿离开,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在雨夜阁楼里,导演运用了极为简洁的视听语言:雨水顺着窗玻璃流下的特写,像一张哭泣的脸;老金替换通行证照片时通行证在油灯下泛着诱人的光泽;旁边老金女儿熟睡的面孔交替闪现。虽然有通行证的庇护,母女俩依然没有逃脱日本鬼子的魔抓。第二次阿泰因帮助日本人冲印照片再次获得伊藤的两张通行证时,阿泰再次决定让老金、孩子和林毓秀走,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句“你们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这份低调的英雄主义,恰恰彰显了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迸发的人性光辉。更意味深长的是,他嘱咐将记录日军罪行的底片缝在衣襟里带出南京,公开日本侵略暴行这一细节,将个人救赎与国家大义完美融合——个体的生命或许脆弱,但历史的真相必须留存。
南京照相馆暗房里的微光在技术层面的匠心,为其历史叙事注入了强劲的支撑。摄影师采用了大量浅焦镜头,让背景中的南京城始终处于朦胧状态,暗喻记忆的不确定性;而前景中的角色面孔却异常清晰,强调个体体验的真实性。影片的色彩处理同样饱含隐喻:前半段南京沦陷前的暖黄色调,中段大屠杀时期的青灰色,以及暗房中永恒的红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视觉情感语法。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声音设计——当阿泰在暗房中冲洗照片时,显影液晃动的声音被放大到近乎夸张的程度,与远处隐约的炮火声形成诡异的对峙,这种声音的“特写”织就出令人窒息的紧张感。
影片的结尾处理得尤为精妙。日本人投降战犯执行枪决的场景被刘毓秀用相机记录,她此时心潮起伏,眼前浮现出邮差装束英俊高大的阿泰、和祥微笑的老金,似乎在告慰逝去的同胞们,日本侵略者刽子手最终血债血还,得到正义的审判,尽管正义来得太迟。特别时英姿飒爽的阿泰在红光中转身面对镜头,帽子上的邮徽清晰可见,仿佛穿越时空与观众对视。这种打破历史片惯常的封闭叙事,暗示着记忆的延续性。当字幕升起时,影院陷入全然的黑暗与静默,观众需要这片刻的空白来消化内心的震撼。这种“留白”的勇气,体现了导演对历史与观众的最大尊重。
暗房里的微光是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二元论,展现了灾难中人性的复杂光谱。阿泰、老金、翻译从怯懦到勇敢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其间有反复与挣扎;即便是日本兵角色,也有个体差异的呈现——那个流露出对日本军队处决战俘和烧杀抢掠担心国际形象的情景提醒着我们,军国主义机器对普通人的异化。这种不简化历史复杂性的态度,反而让影片的反战立场更为坚实。
当灯光亮起,观众鲜少马上离场,是我观影以来看到观众集体表现得安静而从容离座的第一次。那些定格在记忆中的画面——暗房里的红光、显影盘里浮现的真相、阿泰最后的微笑——已然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暗房里的光证明了电影“记忆媒介”的独特价值:它不仅记录历史,更让每个观众在电影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形成“民族脊梁”的共鸣。《南京照相馆》不仅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更是一堂关于如何记忆历史、如何做人的深刻课程,像暗房里那束不灭的微光,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
作者简介:蒲天国,四川通江人,字劲松,号广水洞人,现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四川金融作家协会会员,先后有诗歌、散文、杂文、通讯、调研文章数百万字在《工人日报》《中国金融》《金融博览》《四川日报》《金融文坛》《中国农村金融》等发表。
(编辑审核:任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