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百年以来散文的不断被边缘化，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削弱、规避现代化，从而导致现代化基因稀薄的直接结果。在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时代强音的当下，我们有责任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新时代，我们的散文何为？当代的散文要完成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建构起自己的现代主体性，首先要从于今仍然鲜活的鲁迅精神汲取营养，以此来丰富强健自己。其次，散文要像小说、诗歌那样强势参与到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散文家必须书写时代，呈现现代人丰富复杂的经验。第三，散文要在历史与现代的激荡共振中寻找散文变革的力量。而新时代乡土散文中乡愁抒写的新变，关键是要写出乡土文化精神嬗变时的艰难与创新突破。第四，生态散文的繁荣，使当代散文拥有了现代化的想象力和精神质地，并为当代散文打开了一条连接世界与全球化的通道。在现代化的叙述框架中，我们有理由期待处于新变中的生态散文成为当代散文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关键词：当代散文 现代化 新变 鲁迅精神

现代化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极具张力的理论装置，它带给散文的，是理解近百年来中国散文理论演变与实践的新视角与新空间。就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的基本样式而言，散文较之小说、诗歌和戏剧，更多融入“传统”的基因和民族血缘，其内在精神与外在形貌也主要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质与风范。然而，现代散文既然以“现代”为标识，和现代小说、诗歌、戏剧一样，都是绽放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文学之花，那么它就无论如何避不开“现代化”；或者说，作为聚焦时代、反映现代生活的现代文体，散文是否强健壮大离不开现代化的洗礼与检验。事实上，百年以来散文的不断被边缘化，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削弱、规避现代化，从而导致现代化基因稀薄的直接结果。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时代强音的当下，我们有责任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新时代，我们的散文何为？笔者以为，以“现代化视野”来探讨百年散文的存在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也许可以回答“我们的散文应如何书写时代”这一命题。

一、现代性、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在探讨百年散文的现代化历史演变及创作实践之前，有必要对现代性、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这几个概念作一简要梳理。

自1990年代以来，汉语学术思想界有关“现代性”“现代化”的译介或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甚至可以说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话题于今已成为显学。它们之所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一方面因为现代性与现代化已然成为当下人们认识现代制度、现代社会生活、现代各种文化现象和历史进程无法绕过的关键词；另一方面，也因它们内涵极其丰富且寓意繁杂，有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必须承认，在一般情况下，现代性与现代化这两个概念都十分宽泛的，而且在很多著述中，现代性与现代化没有什么区别，它们既可以重叠，也可以等同使用。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读者理解的困难与困惑，同时也使这两个概念晦暗不明、歧义颇多，迄今没有一个准确周全、能为各方接受认同的统一定义。按笔者的粗浅认识，理解现代性与现代化这两个概念，首先要看到这两个概念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由于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差异，加之各国国情的特殊性，以及知识构成上的截然不同，因此在阐释时要充分考虑到上述的各种因素。其次，现代性与现代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既有许多重合又有区别，不能笼而统之混为一谈。

梳理文献，我们看到，汉语界的现代化理论著作不约而同地把“现代性”一词中的“性”，归结为“社会的属性”，或“社会和人的时代特性”，以及“各种特性”等等。很显然，这里的“性”偏重于“性质”“属性”和“特性”方面。而西方学者对“现代性”一词的理解，一般没有采取“现代＋性”的认知方式。比如，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中，现代性被定义为一种与古典传统相对立，并体现了新的世界观、哲学意义和时代精神的现时性。还有不少学者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这类概念来概括现代性，等等。再说现代化，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纭纷的概念。在这里无法一一述评。在笔者看来，现代化突出了“化”，强调变化的过程；现代性突出“性”，是现代化实现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特性与属性。相对来说，现代性西方的元素更多一些，现代化中国本土的色彩更浓厚。若从词语构成看，现代化的“化”是一个后缀，它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指表现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换言之，当“化”放在现代后面，现代化一词可以理解为实现现代渐进转变的一个动态过程 。所以，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态，现代化过程就是分化与整合的过程。现代化既是一种发展观，也是社会变迁的一种方式。具体而言，现代化是指社会以科学技术发展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社会生活以及社会成员的心理品质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它的内涵包含三大层面：一是偏重于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二是以经济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政治体制的完善等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三是作为价值尺度的现代化。这一层面的现代化包括文化转型、人的素质提高、生活方式和美学上的转变，特别是人的观念、精神气质和情感结构的现代转变。这是最为深层，也最有价值的现代化。可见，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还包含着十分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其内涵也随之变化，其外延也会越来越大。

上面关于“现代化”一词的理解，主要建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之上。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并且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虽有联系，但它们的社会经济基础、历史文化语境有本质上的不同。即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有自己的目标、路径、方法和标准，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来界定和衡量。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种理论创新，也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国情长期实践经验的提炼与总结，它的丰富内涵与外延，既重新定义了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其实践也将改写西方的现代化叙事。所以，我们不能用西方现代化硬套中国式现代化。而对于散文这个相对保守，古典趣味和文人气过于浓厚的文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当代散文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当代性契机和理论资源，而且为当代散文的现代主体建构提供了可能性。

二、鲁迅散文与杂文的现代意义

考察百年散文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我们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在百年散文的世界里，鲁迅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或文化符号。鲁迅之于现代散文的意义，在笔者看来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给散文这一古老的文体注入了现代意识，可惜我们过去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也研究得很不够。

鲁迅的现代意识，不是物质、制度、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现代意识，而是偏重于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确立中国人的生存意义，特别是人的灵魂、观念、精神气质和情感结构的现代转变。正如学者孙郁所说：“鲁迅的杰出性在于，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创造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话题’。”¹这个话题的核心，是如何在五四思想启蒙的背界下，同时在西方夹击下的“被现代化”过程中，用“启蒙”“科学”“民主”来开启民智，抵制封建专制，并通过孤独体验、心灵的挣扎与“反抗绝望”，使国人从封建礼教的樊篱中解脱出来，能够拥有人的权利和自由，真正像人一样地活着。在这方面，鲁迅的小说自不必说，即便过去被人们忽略的散文，同样闪烁着现代化的光芒。

鲁迅散文随笔（包括杂文）的现代化，首先是“立人”。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主题，就是倡扬“人的文学”。鲁迅也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与周作人、胡适、郁达夫等人相比，鲁迅的“立人”思想内涵更丰富，也更具现代的色彩。鲁迅清酲地认识到，立国需先立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²“立人”的精神实质即为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现代主体人格，即具有沉着、强健、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能容纳新潮等等个性特征。在鲁迅看来，在“立人”过程中，人格的强健尤为重要：“张大个人的人格，又人生的第一要义也。”³如果能做到“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⁴。可见，在鲁迅的世界里，“立人”即人的现代化是第一位的。没有人的现代化，何来国家的现代化？所以，“立人”与“改造国民性”，既是鲁迅的小说散文贯串始终的重要主题，也是现代散文创作的根本目标。

我们说鲁迅散文随笔中的现代化因素比同代人丰富、深刻和复杂，是基于鲁迅除了重视“立人”，强调“人”的人格主体性的强健外，他还特别注重个体的生命体验，并在“反抗绝望”，在孤独的灵魂挣扎中，凸现生命的关联性和整体性，并在这种关联性和整体性中建构人的现代主体性。在《野草·题辞》中，鲁迅这样体验生命：“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生命的“死亡”之所以能带来“大欢喜”，皆因生命不是在死亡中结束，而是在“腐朽”中获得新生。鲁迅笔下的“野草”，正是这一生命循环过程的形象性展示：“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腐朽。”“野草”也要“遭践踏”，也要“死亡而腐朽”。“野草”的死亡，就个体而言是生命的悲剧；但“野草”又是通过这死亡孕育了新的生命，并且因此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所以，鲁迅说：“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可见，“野草”集中体现了鲁迅的生命观，即“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这样，鲁迅散文中的现代化的“生命哲学”，便不仅仅停留于生物学上的生命现象，也不局限于个体生命的消亡，而是带有“类”的概念上的生命，是一种“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⁵的生长循环的过程。还应看到，在《野草》和其他散文随笔中，生命的存在形态，即创作主体对自身生存和精神状态的感知，在很多时候是通过孤独灵魂的心灵独白表现出来。正是在对生命的深层体味与拷问中，鲁迅完成了生命伦理的建设性重构，并把人的主体性中的人性结构深切揭示出来，这无疑是我们整个民族现代思想中特别宝贵的资源。

鲁迅散文随笔中的现代化，还表现在对社会人生的质疑和究诘力度，对国民性、民族文化的批判性反思，以及自我的自省与自剖。关于质疑精神和批判性反思，已有不少人谈过，此处着重谈谈鲁迅散文随笔中的个体自省与自剖。鲁迅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⁶我们读过许多鲁迅精辟的解剖别人的小说，而像《野草》中的《风筝》那种带有深刻的自我批判性质的文字，同样融动着现代人的心灵。作品记叙的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件旧事：因“我”不喜欢亦不爱放风筝，有一次还粗暴地毁掉了小兄弟偷偷做好的风筝。二十多年后，人到中年的“我”想起当年精神虐杀小弟这一幕，“我”的心忽然变得沉重起来。“我”希求做些弥补，真诚向小兄弟道歉，以求得他的宽恕，然而“他什么也记不得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而“我的心只得沉重着”，而且，此后每忆及此，就感到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自省与自剖，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是一个人主体性强健、内心丰盈的表现，也是现代人区别于封建人格的标识。在《风筝》里，鲁迅真诚地坦露了自己的心迹，殊为可贵。在《墓碣文》里，鲁迅 借梦境而敞开的孤坟的残败，死尸的可怖，以及深渊般的黑暗，使人心惊。这个墓主“抉心自食，欲知本味”，这其实是鲁迅的自我写照。纵观鲁迅，无论他像“过客”那样“向死而生”，把“走”当作自己的宿命；无论他面对“死火”的两难抉择，还是像举着投枪的战士冲入“无物之阵”，他的现代感知都是最为敏锐和强烈的，而且富于自省与自剖精神。

表现方法和文体的现代化，是鲁迅散文随笔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比如《野草》，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文本。而他的杂文，更体现出鲁迅在文体方面的现代化，表明他是一个具有鲜明“文体意识”的作家。如众所知，杂文是鲁迅终其一生所独创的一个现代散文的新文体。这种随意性的自由文体属于文学中的亚类，它汲收了英国随笔突出个性自我、注重理性思考、笔调自由自在的长处，是人类进入近现代，人的自我意识觉醒时，作家为了自由地表达自我与世界的交流对话而采取的一种随意性写作方式，其文学属性主要表现为智性与理趣交融，其文体特征是：杂、随、闲、散、讽。从散文本体和发展史看，五四以降，由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这一类抒情写景、托物言志的散文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杨朔、刘白羽等为代表的“诗化散文”大行其道，致使一般的读者误认为正宗的散文应是写人记事、抒情写景和托物言志这一路。其实不然。我国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先秦散文，就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我们今人确实很难用“五四”新文学建构起来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四分法”加以分类。及至五四以后，除了以朱自清为代表的“抒情言志”一路散文，还有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闲话风”散文。鲁迅的杂文，在笔者看来属于另一类型的“闲话风”，就是用一种不拘一格、自由随意，匕首或投枪的批判锋芒，以及幽默讽刺的文风，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周作人式的“闲话风”散文；鲁迅的社会批判杂文，比抒情写景、托物言志的散文更贴近散文这一文体的本性，因此它不仅是散文的“正宗”，更容易见出作者的学养、见识和性情，而且是一种直面社会现实，更具个体人格魅力，同时带给读者充满现代审美感受的散文文体。

可惜，长期以来，鲁迅文章之“杂”的精神，并未被后来者充分认识，甚至被简单地理解为政治与讽刺，这导致了现代散文主体性的断裂和缺失。另一种情况是，一些论者刻意贬低鲁迅杂文的文学审美属性，或将其拒之于散文文体之外，从而降低了鲁迅散文随笔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更严重的问题是，自鲁迅之后，除了郁达夫肯定现代散文的“个人发见”，倡扬散文中的个人性、人格色彩和个人文体外，从1930年代中后期到1980年代，散文中的现代化因素基本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集体主义”，抒写“大我”，以及“形散神不散”“诗化散文”等理论主张，散文的题材迫仄，主题单一，形式刻板，结构模式化，凡此种种，说明现代散文实际上尚未完成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或者说，现代散文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现代主体性。

因此，新时代散文要实现散文的现代转型，就必须回到鲁迅，回到鲁迅的散文随笔与杂文传统，把鲁迅精神中更具现代人文意识的东西昭示出来。因为鲁迅是现代以来最伟大的散文家，他是现代散文的源头，在鲁迅的手里，散文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强有力地表达现代人复杂经验的文体。鲁迅一方面以狂飙式的气魄动摇了散文的传统，把人的素质、思维习惯、社会存在秩序引上了现代之路；一方面创造了一种中国人的智慧表达方式，将一种精神元素渗透到古老文化的母体里。可以说，在中国人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和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鲁迅的精神资源中获得养料。这就是“未完成的鲁迅”精神在当代的意义。所以，当代的散文要完成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建构起自己的现代主体性，就必须从于今仍然鲜活的鲁迅精神汲取营养，以此来丰富强健自己，而后以新的精神、新的风貌、新的观念和表现手法，加入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合唱中。

三、书写时代与呈现现代人丰富复杂的经验

散文不仅要思考历史，更要面对时代，面对现实，帮助人们及时感知时代变化，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然而由于散文“这个古老文体内部隐藏的美学密码与现代‘气质’格格不入”⁷，加之散文作家和研究者缺乏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就导致长期以来，散文未能像小说、诗歌那样强势参与到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更无法呈现现代人丰富复杂的经验，真正完成散文的现代转型。久而久之，散文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自然就比较尴尬，甚至越来越边缘化。

“散文如何书写我们的时代生活”，是每一个作家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也是对作家的一个巨大挑战。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⁸。探讨的是时代风气和社会情势变化对于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影响，正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就要求散文家不仅要追踪和反映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时代现实，而且对时代发展要有高度的敏感和理性判断，由此去关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并能够运用文学的现代化经验去进行书写。而要做到这一点，散文家首先必须拥有足够的自信，要去除散文是“弱势文体”与甘居边缘的惯性思维。其实，相比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在面对时代，呈现现代人复杂的生活经验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其一，散文这种文体具有自由性、灵活性和扩张性。它既可以精心构思，也可以率性而为；既可以写成宏篇大制，也可以三言两语妙手成篇。这种文体特性使得散文可以随时随地表现发生在当下那些生动地、鲜活的现实生活。其二，文学需要思想和智慧，而散文正好是作家传达思想、展现智性的最佳载体。其三，散文是最贴近日常生活，因而是最能与时代发生真切关系，同时也是能与最新传媒保持良性互动的文体。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全民写作”的散文化时代，散文拥有前所未有的传播平台：微信、微博、报纸副刊、文学杂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散文的身影。尽管这其中混杂着大量的急就章和心灵鸡汤，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新时代的散文的确从各个层面写出了生活的万千气象；而且，随着散文作家“现代化”意识的不断强化，以及“记录时代”“理解时代”的自觉，关注时代发展和生活现实发生真切关系，书写时代经验和呈现现代人复杂经验的散文越来越多了。这其中，代表性的作家是李敬泽和周晓枫。

表现现代人丰富复杂的经验，是李敬泽构建现代散文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进行散文创作时，有一个明确目标，或说一种理论自觉：要写现代的散文，要让表达现代真实的复杂经验在散文里有效地呈现出来。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都是由大量的碎片堆积而成：拿起手机刷刷朋友圈，各种信息接踵而至，既有琐屑也有宏大，有身边也有远方，有现实亦有历史，如此我们的头脑和内心便在古人、今人、新闻里的人、朋友圈里的人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散文集《会饮记》12篇散文写了12个文学场景，也可以说是12场内心戏剧的独白，而这一场场纵横恣意的“会饮”，正是现代人真实复杂经验的呈现与凝聚。所谓会饮，可能来自于柏拉图的启示，即相聚而饮、信马由疆，谈天说地，探讨人生与真理的精神生活。但在李敬泽这里，他是在总体性的视域下，借助“我”变成“他”再变“我”的视角切换，探讨现代碎片化生活经验背后的内在性和逻辑性，看看有没有可能在碎片化生活经验中找到某种整体性的律动。比如在《机场》中，“我”不仅与卢卡契、布洛赫、乔伊斯等人“会饮”，讨论“现实”和“未来”，还与格非讨论人工智能问题，与欧阳江河讨论书法的未来，而这一切“会饮”的背后，事实上是当代文学面临着“一种总体性危机”。《银肺》的“会饮”，则主要是讨论虚构与非虚构写作问题。无论“我”在咸阳机场吃面，在北师大讲演，在苏州图书馆感悟博尔赫斯，还是记叙一绺长发垂在眼前的速记小姑娘，与学生详细讲解清洗猪肺的过程，以及描述大陆作家与台湾作家骆以军的对话，表面看来，作品是在讨论虚构与非虚构问题，而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借助虚构与非虚构的线索与谜团，将现实中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连接起来，并在日常经验的层面建立起与历史、与社会和精神的总体运动的联系。所以，与其说《会饮记》是一本散文集，不如说它是这个时代文化和精神的“现场”叙事，一本宽泛的、关于现代人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的书。

周晓枫的写作，同样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现代化特征。她的长篇散文《离歌》，与过去周晓枫的写作相比，可以说是一个华丽转型：无论是题材、人物还是风格，都有很大变化。作品中的屠苏虽出身贫寒，但心怀壮志，怀揣梦想，赤手空拳，一路打拼。他拼尽全力，看似前程似锦，却没有迎来光明的未来，反而被高速运转的时代甩离。他想呼救呐喊，但没人听到他坠入深渊前的痛苦呻吟。这是一曲失败者的“离歌”。它涉及梦想、欲望、名利、人情与人性，以及生存之难与内心之难。周晓枫一方面尽量让自己紧贴生活的真相，写出弱者的梦想、抗争与无力回天的命运；一方面对她笔下的人物，又注入了一种不忍与痛惜之情，她疼惜、恼怒，感觉万物悲空无望却又无能为力。如此，《离歌》便既有时代感、现代感，又呈现出现代人复杂的经验和处境，读来令人感喟不已。因为在《离歌》人物处境和作者的不忍痛惜里，读者不仅看到了时代的真相，也看见了自身。

周晓枫的散文集《有如候鸟》所写的人物，都具有现代气质。她写的大多是现代社会中复杂的人事。这些生活在灰暗之中的人物，既有生存的困顿和内心的挣扎，也有人性的晦暗与温暖。在我看来，《有如候鸟》有某种示范意义，这就是新时代的散文要获得现代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合唱中发出更嘹亮的声音，散文家的当务之急，是要改变观念，放开手脚，敢于用散文这种文体去触碰现代社会中一些更为复杂的事件、人物和处境，去逼近我们时代的真相和人物纷纭复杂的心路历程。

书写时代生活与呈现现代人丰富复杂的经验，要求作家在创作散文时，除了要对日新月异的生活现场保持足够的敏锐，能从生活现场中发现、感受并表达出现代化的新信息，作家在书写时代和现实时，还要有一种李敬泽十分看重的“总体性”的把握。⁹这个总体性现代视野既是作家创作时的题材选择、提炼主题、艺术审美和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也是从整体，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系中去把握当下的现实生活，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因为在当下的中国，现代化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作家则是历史实践的一部分。作家在创作时，一方面离不开他身处其间的现实生活；一方面他的作品的广度和深度，与总体性现代视野密切相关。当下，许多作家尤其是散文家对人类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总体性把握重视不够，他们的总体性视野、能力和想象十分欠缺，当代散文创作更是如此。由于总体性现代视野在整个散文创作界的缺失，许多散文作家或热衷于写风花雪月、小桥流水；或迷恋于回忆故乡童年，更多的是将生活碎片化、平庸化。于是，读者在散文中看到的，是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是没有理想，没有精神维度的一堆杂碎。所以，提倡整体性的关切，总体性的眼光，不仅是现代散文主体性建构的需要，对在“边缘”里挣扎的散文，也是一种及时的拯救。

当代散文要更好地书写时代生活，呈现现代人复杂的经验，真正完成散文的现代化转型，还需要一种“此时我在”的介入勇气。此时我在是对当下生活的研判，它需要一种历史的穿透力，更需要对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准确而深刻的及时呈现。在这一点上，散文这种最贴近生活、最易于与现实对话的文体有它天然的优势。现在的问题是，当代的散文写作者要强化提升现代意识和难度意识，要认识到散文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并有意识地对中国散文文体进行拓展。一百年多前，鲁迅和一大批优秀散文写作者，将散文这一古老文体提升到深具现代意义的思想和艺术高度，并在五四时期的第一个十年，取得了超越小说、诗歌、戏剧的成绩。今天，散文所面临的际遇与一百年前的鲁迅时代极为相近，即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人人可以写作散文。在这样的时代里，特别需要重申散文写作的难度，需要呼唤经典散文的出现。而对于真正的散文家而言，他不仅要将个人的、物质的文字化为现代人复杂经验的呈现，成为散文的理想和现代人格与精神的凝聚，而且要在时代的和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性表达和散文品质。

四、历史重勘与乡土叙事的现代化呈现

自1990年代初开始，文化大散文曾风靡一时。对悠久厚重历史的回望，对中华民族“文化苦旅”的探寻，对史实史料的重勘，一直是散文写作者一个重要的题材与价值取向，其间不仅涌现出余秋雨、王充闾等诸多名家，而且形成了一股散文写作潮流。直至现在，仍有不少散文家醉心于文化大散文写作。但文化大散文也有自己的致命伤，主要表现在散文话语方式的模式化。比如追求大题材，热衷于写王朝更迭中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注重“大感情”的抒发而轻视日常的人性与人情关怀；偏重长篇幅和宏大结构，更有的因知识崇拜而堆砌史料，忽略个体的体验、生活细节和心灵的渗透，等等。正是上述诸弊端，使得文化大散文在新世纪风光不再，甚至招致一些作家和批评家的诟病。人们期盼着有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新的话语方式的文化大散文出现。

人们的期盼没有落空。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散文界涌现出了李敬泽、穆涛、陈福民、祝勇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大散文”作家。他们一改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的话语方式，不以正史为圭臬，也不追求大题材、大感情、大结构。他们也“回望”历史，但“回望”是为了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语境下，一方面从中国广大无边的“文”的传统中，寻找散文变革的力量；另一方面是顺应时代和散文的发展趋势，追求散文的现代表达，以散文的自由和质疑精神，挑战以往散文的观念和表达方式，解构此前文化大散文的写作立场和话语策略，并在此前提下，打通散文与现实的文学通道，以及散文与时代、与未来、与读者的关系。显然，这是对于当代散文创作的推动，正是在历史文化与现实的激荡共振中，文化大散文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散文的现代化转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新文化大散文的一个共同点，是这一路的散文家十分心仪先秦散文和中国“文”的传统，并努力将传统与现代连接起来，进而实现散文的现代化建构。在《重建这个时代的文章观》的访谈中，李敬泽坦承：“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在当下语境中回到‘文章’的传统，回到先秦、两汉、魏晋，这不是复古，而是维新，是在一种更有包容性、更具活力的视野里建立这个时代的文章观。”¹⁰在李敬泽看来，现在的散文比中国传统的文章格局小得多、窄得多，散文重技术而缺精神元气，此外还有很多东西装不进散文里。所以，当代散文要回到古代“文章”的传统。当然，回到“文”的传统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维新”，是散文变革的需要，即在传统中重新获得生命力，使当代散文更包容，更阔大，更具风骨和元气。新文化大散文作为晚近出现的一道重要散文风景，较之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无论是写作的立场，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价值尺度，还是作品的取材，呈现历史的方式，乃至作品的结构与篇幅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思想内涵、思维方式和文体上，呈现出不少现代化新质。

面对沉默且不确定的历史或记忆，新文化大散文从独特视角钻探或打捞历史。他们的历史写作有如“钻探”一般，专心于撷取历史深海中的碎片。当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便形成了历史与现代的激荡与共振。这些从历史深海中打捞起来的深富意味的人事，既呈现出历史文化的丰富肌理，带给读者一种陌生感与新奇感，也给新文化大散文营造出有别于以往散文写作者的文学领地。尽管新文化大散文没有像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那样引起轰动效应，但它拓展了当代散文的写作空间，使当代散文拥有了现代化的精神质地。

乡土文学与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始终紧密相连。现代以来，乡土写作的传统非常强大。可以说，乡土叙事一直占据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而乡土散文则是其中不容忽视的构成部分。将乡土散文置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有助于在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框架中，理清乡土散文的历史脉络，揭示乡土散文的基本特征、价值判断和审美方式，以及百年乡土散文存在的缺失，从而推动新时代乡土散文的新变。

考察百年来的乡土散文，较早的冯至、郁达夫、沈从文、王鲁彦、蹇先艾、师陀等人的乡土散文，都是作家在离开故乡之后对乡土的想象与重构。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侨寓文学”。所谓“侨寓”，即寄身他乡，指的是寄身他乡的作家写的小说或散文。这既是作家文化身份的指认，也是整个现代文学时期乡土散文的基本叙事模式，即“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1990年代以来，隔空思念故乡、表达共时状态下游子思乡之情的乡土散文已较少见，因时代的不同、交通的便利，空间的缩小，作家们有更多的机会亲临故乡，如此乡土散文也就呈现出一些不同以往的叙事模式和基本特征：一是以新价值判断和审美方式回忆故乡的人事，描绘家乡的风物，这一类散文最多。二是将乡村作为文化寻根的载体和精神的栖息地。三是将乡野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在价值取向上出现某种偏差，比如张炜的《融入野地》就是如此。上述几方面，是近几十年来乡土散文普遍的题材选择和主题指向。尽管在这些乡土散文中，作者饱含着深情，而且将“乡愁”推到崇高唯美的地位，但这类书写从总体看是“忆旧性”“回望式”的写作，因为仅止于牧歌式和精神性的礼赞，实际上，以往的乡土散文，用情不可谓不真，但往往显得空洞、苍白与虚饰，缺少乡庄、物事以及细节的具象，长于抒情而弱于叙述与记录，从而导致许多乡土散文失去个性，显得平庸浅表化甚至是同质化。至于现代化的叙述和想象，更是十分匮缺。

毫无疑问，新时代的乡土散文要有新的格局、就必须注入现代化的精神元素，并在中国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乡村的人事景物和乡风民俗，以及个人的生活经验进行再造和重新阐释。因为乡土文学是对乡土的现代发现；换言之，中国乡村的现代变革是中国现代化追求的一部分，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相通性，所以，新的乡村样貌，新的精神景观需要新的文学表达。这种新的文学格局和散文现代化叙事，可包括几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发掘乡村几千年文明的智慧和道德结晶，包括赋予乡绅文化、祠堂文化、山川河流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因乡村文化精神是乡土的根和灵魂，乡土散文在这方面应有现代发现，但目前看当代的乡土散文在乡村文化精神方面的挖掘做得还不够。其二是从生态角度描写现代工业文明对乡村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及传统乡土中因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的瓦解而变异的人性。这方面的乡土散文较多，也是乡土散文中较具现代意识的一类。代表作家作品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周荣池的《村庄的真相》，卢锡铭的《沈水听涛》，安庆的《我不是异乡人》，等等。其三是近年来，随着以乡村振兴为主题，书写新的山乡巨变的倡导，出现了一批书写当下，“向前看”的优秀乡土散文。如南帆的《村庄笔记》，作者以智性的思考和审美的感悟，深入到乡村生活的肌理深处，从乡村的历史文化沿袭，乡村在新时代的演变，到深层次的乡村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既写出了现代化浪潮对乡村的冲击和人的观念的改变，也传达出了这样的理念：虽然“乡土性”和“现代化”不是对等的概念，但“乡土性”是在“现代化”的参照下被阐释和建构的。如果说书写新的乡村形象、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是新乡土散文的题材选择和主题诉求，那么，写出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民主体力量的增长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嬗变，以及乡村文明程度的提高，应是新时代乡土散文的普遍追求。

在追求现代的表达方面，周荣池的散文集《一个人的平原》同样有着自觉的探索与实践。作为一个“在乡”的写作者，周荣池写乡庄不再是恋旧式的“回头看”，而是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依靠对过去的梳理与记录，打通了过往与现实的文学通道。在《一个人的平原》里，“一个人”既是现实的“经历者”，也是文学世界的“表达者”；“一个人”一方面规避现实生活，一方面又试图抵达一种难以抵达的未来世界。周荣池深知，在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的倒逼下，乡村已不是原来的乡村：乡村越来越现代化，而乡民的观念、感情也比以往更复杂微妙了。因此，乡土散文如果不能摆脱对过往生活的依赖眷恋，或一味沉迷于过去的山水自然、风俗人情的抒情方式，就有可能落入到一种熟悉又同质化的圈套中。《一个人的平原》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努力在文学与现实，过去与当下，乡土和城镇，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关系中，重建一个乡土散文的现代化新世界。这对于周荣池的散文创作是一个突破；对于当代的乡土散文而言，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探索与启示。

“乡土散文”的概念是开放的、流动与多重的，因其与社会、历史、时代有着深切的关联，乡土文学的题材、主题、价值认同与审美形态，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如何叙述乡土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问题。而要使乡土散文及时而准确地传达出乡村的新情绪和新信息，使乡土散文变得更丰富、更复杂，更具深度和开阔，关键是要写出乡村文化精神嬗变时的艰难与创新突破，以及作家笔下的乡村生活，包括那些风物和生活的细节，努力去重建与未来、与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真实关系。这是新时代乡土散文基本的命题，也是乡土散文的写作价值、生命力和现代化的体现。

五、生态散文的现代化建构与想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生态散文创作呈井喷之势，成为与非虚构写作、新文化大散文并驾齐驱的另一股散文创作潮流。生态散文大热，可以视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命题。因为在农耕时代，在“人定胜天”的革命年代，文学作品虽然也有关于自然、“风景”的书写，但这种书写并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或生态写作。就中国当代散文来说，只有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受到西方生态文学理论，特别是《瓦尔登湖》《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等作品的影响，同时《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草原》《广西文学》等报刋持续推出“生态随笔”“生态散文”“自然写作”等专栏，生态散文才遂渐发展蔓延开来，并形成散文领域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生态散文勃兴的根源与动因，一方面是随着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环境危机和过度人化的现实；另一方面是生态文学包括生态散文本身就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中，而生态理论也离不开对现代性的回应与反思。这种以生态视角来观照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方式，既可以有效避开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固有窠臼，同时也为当代散文创作打开了另一条连接现代化的通道。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书写中的自然描写、景物哲思，文化生态的建设、以及现代人普遍的精神问题，等等，都可以从生态的角度得到新的理解和阐释。

就当代散文而言，谈生态散文无论如何也绕不过苇岸。他的长篇散文《大地上的事情》，应该是当代较早出现的生态散文。苇岸以独特的生态叙事视角，赞美大自然的朴素、简单和纯净。他在享受悠闲简单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倡扬一种与万物共荣共生的生态观，同时传递出对一切生物悲悯的情怀。尽管苇岸的生态意识谈不上十分自觉，但因他的作品凸显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加之他的文笔自然朴素、简洁优美，因而《大地上的事情》出版后，便一直受到追捧，深受读者喜爱。苇岸之后，当代的生态散文便蓬勃发展起来。尤期进入新世纪，生态散文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代表性的作品有胡冬林的《山林笔记》《狐狸的微笑》，李青松的《穿山甲》《大麻哈鱼》《哈拉哈河》，杨文丰的《自然书》《病盆景》，王兆胜的《天地人心》《逍遥的境界》《负道抱器》，傅菲的《深山已晚》《鸟的盟约》《风过溪野》，陈应松的《飞蝗物语》，李娟的《冬牧场》，鲍尔吉·原野的《流水似的走马》，艾平的《隐于辽阔时光》，叶梅的《福道》，沈念的《大湖消息》，李存葆的《绿色天书》《鲸殇》，蒋蓝的《极端植物笔记》《极端动物笔记》，詹克明的《独钓寒江》，半夏的《与虫在野》，李元胜的《昆虫之美：勐海寻虫记》，王族的《狼界》《狼苍穹》，等等。

整体考察当代生态散文，可以看到，这一散文潮流从开始的单纯礼赞大自然，到具备强烈的生态危机忧患意识，再发展到关注文化生态和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生态，随着生态散文疆域的不断开拓，生态作家思考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入，现代意识也在不断加强。陈鹭、陈剑晖曾撰文指出：“生态散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它是自然、社会、精神、文化、生态意识与思想和文学审美相融共生的文学。”¹¹即是说，生态散文是带有强烈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文学。它既不同于我国传统文学中的写景，也有别于梭罗、屠格涅夫、普里什文等作家的纯自然文学。在梭罗、屠格涅夫、普里什文的作品中，虽然他们以其优美的文笔描绘了如诗如画的大自然风光，但在他们笔下，大自然或者只是背景，处于中心位置的还是人；或者大自然只是纯粹的大自然。它固然很美，很令人神往，但它与现代社会、与人类的危机与苦难是脱节的。因此，这样的自然书写并不是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或生态散文。

近年来的不少生态散文，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理论思考和创作。比如：刘诗伟的散文集《人间树》，在“只有树是大自然的经幡，跟无数生命与故事有关。那是没法篡改的记忆，是生态，是我的自然文学”（见封底）的生态整体观指引下，写乡村的大自然，写乡村的人、事、生命、文化与精神。他没有一味地思慕和盲目追崇爱默生的自然文学、梭罗的《瓦尔登湖》、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等“纯粹的自然文学”的写作路数，而是把自然之外的社会放在广义自然中，同时写出自然中的生命与生活的质感，让它自身具有表达的力量，让它在现实语境下凸现人道主义真理的朴实与美学，如此，刘诗伟呈现的自然便不仅是真实的、丰富的、现代的，而且有一种更悠远的哲学视角，让人淡淡地怆然与追想。再如陈启文的《漂泊与岸》，作者立足于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主义立场，反思和预警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带来的生态危机和现实危险，表达出对自然与生命的尊重、敬畏浓厚与对自然的护卫意识，以及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当然，拥有更为自觉的生态整体观的散文家当推杨文丰。近十年来他不仅在理论上大力倡扬，且创作了大量生态伦理散文。在《雾霾批判书》中，面对整个社会陷入“雾霾恐怖场”和生存环境的坍塌，作为一个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生态散文作家，杨文丰觉得有责任、有必要从自然科学审美视角来探讨雾霾产生的原因。像这样立足大自然，直面社会现实，既具批判性，又富于现代气息的生态伦理散文，还有《海殇后的沉思》《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等等。以往，我们的生态文学视域下，虽有一定的批判、反思和诘问，却极少像杨文丰这样，深入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层面进行省思，这是近年来生态散文的现代化主题指向和价值之所在。

生态散文最为可贵的现代指向，在于它不仅是面向自然生态，是审美的、哲思的，而且具有社会性、政治性、文化性、精神性和实践性。它既有忧患诘问，有批判反思，也有建构。而反思、诘问、批判和建构，都需要具备全球化的视野、现代经验和想象力。在笔者看来，这种现代化的想象力首先必须建立于生态整体观之上。即现代化的生态整体观，关键是要认识到自然界万事万物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存在主次等级之分的有机整体，每一个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这个生态系统将人的存在划分为生物性存在、社会性存在、精神性存在、文化性存在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既密切相关联，却又不等同，更不能相互取代。生态整体观还警示我们：要改变以往那种把人类视为世界的中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判断的观念。因为当下无处不在的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问题，它没有国界，也没有民族之分。在当下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生态写作必须具备一种“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的“大地共同体”思想。事实上，今天的人类已经不可能回到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古代社会环境里，未来世界只有在文化多元、互补共生共荣的融合中，把生态问题变成了一个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大问题，人类才能迎来一个整体平衡发展的生态文明的时代。

生态散文中的现代化想象力的终极目标，是建构一个“现代生态伦理”体系，促进“人类共同体”的实现。“现代生态伦理”是在现代科学技术背景下，人类与自然相处相适应，促进生态和美的道德及行为准则，它充分体现现代生态的文明理念。这种现代生态伦理观，不同于以往的生态文学理论框架。它是危机观、忧患观，生命观的总和，是在“科技神”光普照耀下，人类应该有也必须有的一种觉醒，更是对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动，是现代社会的革命性行为，并且新的现代生态伦理的建构行为，也是事关地球村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伦理。生态文学不是简单地向过去看，不是提倡回到原始的自然环境中去，更重要的是向未来看，重在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之美，反映更高层次的人与自然的文明形态。

生态问题催生了生态散文，但生态散文的使命却是为了改善甚至消除生态问题。尽管严峻的生态危机不是文学所能解决，但生态散文可以预警，可以反思，可以质疑和批判，呼吁人们关注生态问题，提醒人们改变思维和观念，以及改变生活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散文的作用又是巨大的，是不容忽视的一股文学潮流。而从国家发展层面上看，中国开辟了现代化新道路，努力建构现代文明新形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就在于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去重新认识和观看自然，重新界定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无疑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新视野和新空间。而在这方面，生态散文有着小说和诗歌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完全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并在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方面大展拳脚。如果说，散文这种文体因疏远现代化，游离于现代国家的建设之外，导致长期以来被压抑、被边缘化，那么在新时代，当代散文正好借着生态文学热潮，全面且强势地介入到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中，用新的创造为时代注入鲜活的精神力量，并借此使散文重获它曾经拥有的辉煌。这是时代降诸于散文的机遇，也是每一个不甘平庸、有使命感的散文家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