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使人们的头脑灵活起来，经济信息也多起来。我们寨子里称盐打油都要跑到兴隆街上去，来回也有七八里路，很不方便。我和妻子合计着，在家里开个小卖铺。

       我们就在墙壁上钉了几排木板柜，到城里批发些日用百货来卖给寨邻。有时还把地摊摆到河埂上。为了多卖些商品，全寨无论苗汉哪家有大事小事，我们会把地摊摆到附近，方便客人购买。逢年过节和春天栽秧时候，买酒的人特别多，我们就用大罈子装上苞谷酒卖，一斤能赚到一角五分到两角钱。有一天酒快卖完了，我正在想办法时，一个脚有点跛的年轻人走进屋来说：“大叔，生意很好嘛！”我和他交谈一阵，才知道他是新街上瓢井区工商所所长的儿子，现在是工商所临时工，负责兴隆乡工商税收。他掏出一张两角的票子递给我：“大叔，打二两烧酒。”我把票子推回去说：“你等着，既然来到大叔家，我整两个菜，我们喝两杯！”我俩正喝得起劲时，突然听到有人喊：“买酒了，大石板的苞谷酒！”开始我没在意，再喝两杯下去，我突然想起，酒快卖完了，怎么不喊住卖酒的人买些酒呢？我说明意思后，姓王的临时工说：“快去喊回来，我在这里等着。”我一趟跑到岩脚田埂上，把卖酒的喊回来。

       刚到家门口，只见那个姓王的临时工从家里一跛一跳地出来，一把扭住驮酒的马笼头，对卖酒的说：“你逃税好几次了……”没等他的话说完，那个卖酒的男孩转身就跑，边跑边喊：“王家抢人了！王家抢人了！”我一时慌了，不知如何是好？姓王的临时工安慰我说：“大叔不要怕，我们正要找他家的麻烦呢。”说着，抹抹嘴一瘸一拐地走了。这时，那匹不大的马儿全身颤抖起来，我请人来和我一起把酒桶卸下来，扑通一声，马儿倒在地上。有人说：“马儿发水了，快给它放水。”也有人说：“怕是病马来赖你家的？”我害怕极了，要真是这样，我有口难辩啊！有人又出主意说：“赶快把马儿和酒抬到乡政府去说明原因，防备卖酒的恶人先告状。”忙人无计啊，我只好邀求寨邻们帮忙，把马儿四脚朝天地捆起来用人抬着，再背上两桶酒，一起送到乡政府去。天要黑了，路又窄又滑，走到黄泥坡脚土埂上时，咚的一声，连人带马从高坎子上摔到水田里，人马搅在泥水里，人喊马嘶乱作一团。收拾半天，我再求大家帮忙帮到底，好歹把马和酒送到乡政府。

       到了乡政府门口，除了一个做饭的妇女正在关门要回家，连个人影都没有。抬马背酒帮忙的人也转身走了，我实没别的办法，只好把两桶酒放到乡政府房子的楼梯脚下，也准备也回去了。走几步，回头一看，几条狗扑上去撕咬死去马儿，我的心一下子悬起来：“恐怕要惹大祸啊！”第二天卖酒的人家果然告到乡政府和区政府，说：“五龙寨王家抢人。”那时我父亲已经调任瓢井区委秘书。于是区政府指定我父亲和工商所所长一一临时工的父亲，配合乡政府调查处理。那时还没有派出所，什么事都由政府包办。调查结束后，处理工作由工商所依据有关法规该赔的赔，该罚的罚。我回矿后心有余悸地把此事写成短篇小说《冯跛跛与山间老板》发表在《新都市文学》杂志上。

       经过这次波折还是不死心，听说在农村打米磨面搞加工业很赚钱，我又和妹夫梅本富合计，准备搞打米加工。我们到菱角乡苗寨找到一个姓王的村支书，他那里有一台政府无偿拨给少数民170族用的柴油机，长年扔在灰堆里，都锈坏了没人管。我们用九十元钱把柴油机买回来，再到县城买了一台打米机和一桶柴油准备开张。但我们不懂机械不知从何下手？我请来瓢井街上的叶逢强同学，他还带着一个姓彭的帮手，用了两天时间，把柴油机重新拆洗安装后，再和打米机组装在一起，试一下，效果还可以。此事至今我都在心里感谢我的叶同学。打米机安在狮子山我妹夫家堂屋里。我走后，到冬季农闲时，妻子早上起来去狮子山打米，很晚回来，儿子和女儿已经睡着了。那两个辛苦钱来之不易啊！一年多后我们收回了本钱，一家赚了几百块钱，就把打米机和柴油机卖了。这时候妻子告诉我：“很多人家都在买漆树籽来撒，秋天卖漆树苗，有的干脆收购漆树苗拉到别处倒卖很赚钱。”问我能不能也在外面联系一下，倒卖些漆树苗找点钱？我回矿后，就到处打听这件事，运气不错，还真打听到威宁县林业局领导有家亲戚在矿上班，而且和我的关系还不错。我让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跑到威宁县林业局找到他家亲戚，说明来意，请他帮忙，并买了些小礼物送去。那人很干脆，他说：“在哪里买都是买，只要质量好，价格公道就行。”就这样，我把卖漆树苗的合同签订回来了。

       连续做了两年的树苗生意，范围扩大到局党校、技校、选煤厂，也带动了家乡经济，自家也有了两三千元积蓄。

       一边上班，一边做点小生意，工作之余，体会工作与生意各自不易，也各有各的收获，如今忆起，都是有温度的体验。

作者简介：王禄钧，原六盘水水矿宣传科科长，现已退休，喜爱读写，坚持文学创作，在各级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二十余篇，已出一中篇小说。

（编辑审核：陈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