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管军中专毕业分配至贵盘矿务局下属的红星煤矿，由于学的是汉语语言文学专业，被安排在矿宣传科，当了一名宣传干事。

红星煤矿年产120万吨，当时名气非常大，号称“江南第一大矿”。全矿职工就有2000多人，加上临时务工人员及职工家属大概在一万多人左右。这么多人工作、生活在这大山里，还好，山里配套设施应有尽有，职工家属楼、学校、商店、银行、邮局，还有很多的米粉馆和小饭馆。

对于这样的环境，管军再熟悉不过了，父母都在距离红星矿大概1小时车程的兴山煤矿工作，也属于贵盘矿务局下属的煤矿。自己打小就在矿区长大，小学、中学都是在兴山煤矿子弟学校读书，直到上了高中才去矿务局机关的一中读书。对于一个从小在矿区长大的孩子，毕业后能分配到矿山工作，而且是这样一个规模大、效益相对不错的大矿，有这样一份收入稳定的铁饭碗工作，全家人都兴高采烈，可谓是称心如意了。

管军的父母1965年告别家乡一望无际的北方大平原，告别喧嚣的城市，告别亲朋好友踏上南行的列车，这一次的告别让他们成为了“三线”人。

抗美援朝胜利以后，美国侵略越南战争逐步升级，苏联在我国北方屯兵百万，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台湾当局妄图反攻大陆，伟大的祖国处于战争的包围之中。中南海里毛主席夜不能寐，必须接受斯大林卫国战争的教训，做好备战工作，抢在战争爆发之前，加强三线建设。中央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战争的准备，毛主席这个二十世纪伟大的战略家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围绕“要准备打仗”这个中心思想，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建设大三线”的战略构思，从中国当时的高层人物的大脑注入到几十万人的实际行动中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大批新中国的优秀儿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到三线建设的大军中，走进了贵州的崇山峻岭之中。

管军的父母正是其中的一员，地是床、天是被，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管军的父母同千千万万祖国优秀的儿女一样，抛洒着自己的激情，奉献自己无悔的青春，深深扎根在了祖国的大西南。

管军正是“三线人”的第二代。

同管军不同，陈小军则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家在贵州毕节的黔西县内一个叫阿嘎的小村子。

那个年代里男孩子一律叫“军啊、庆啊、刚啊……”；女孩子则一律叫“霞啊、红啊、兰啊……”不分东南西北，祖国的大地上任何一个稍微人口聚集的地方，都能集中出几百上千的同名同姓。站在大街上喊一声“小军啊！”瞬间十几个“小军”飞奔而至，迅速地组成一个“军”。这是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标记，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第一。

小军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上有两个姐姐，小军是家里的独子，虽然家境贫困，但小军仍然在父母的呵护下艰难地读完初中，背后则是两个姐姐辍学的代价。初中毕业后，那个透风漏雨的家无论如何再也支撑不下去小军的学业了。尽管小军在无数个夜里悄悄擦拭着自己的眼泪，在梦里一次次从朗朗的读书声中惊醒，弱小的肩膀即将扛起经不起风雨的家，这个家需要他毫无怨言、责无旁贷地担起这个责任。看着父母期盼的眼神，姐姐们渴望的目光，小军知道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和资格向这个家索取什么了，已经到了他要为这个家奉献的时候了。

之前一个辍学已经在红星煤矿上班的同学陈亮，回家过春节时候同他说过，“红星煤矿正好招工，你初中毕业肯定没问题，而且每个月都能开100多块钱呢！”

100块钱，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全靠土地生活的农村家庭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很多问题。尽管陈小军知道，煤矿可是一个高危的行业。带着迷茫和决心，小军揣上户口本、毕业证和父母给的37块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走了近10多公里的山路，坐了接近一天的班车，小军来到了红星煤矿。

陈亮带着小军报名、体检、接下来上岗安全培训，由于有初中毕业证书缘故，小军被分配到略有技术含量的采煤二队机组队三班当了一名刮板输送机司机。班组给小军指派了一名师傅，小军顺利地成为了红星煤矿的一名合同制工人。

如果不是因为接下所发生的事情，管军和陈小军完全没有任何交集。虽然同在一个单位，或许直到退休都相互不认识对方。这或许也是上天的安排，在这上万人的矿区里他们相遇、相识了，而且结成了一辈子的情谊！

（编辑：陈友云　审核：吉庆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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