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明全换上工作服,跟着老工人们第一次下井上班。他们沿着五百多米长,四十多度陡的斜井来到黑暗潮湿的下山迎头,眼前除了矿灯能照到之处,其它地方像一个厐大的黑笼子罩着,远处什么都看不见。汪明全顿时吓得两眼发直,头发朝上竖起。心里一阵阵颤抖:从老家里背着被子出发时,寨子里的人们都说自己终于有了一个铁饭碗工作,这辈子吃穿不愁了。这是很多农村年轻人向往的好事。但眼前的情景叫他失望极了。工作是找对了,但门槛跨错了。常言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要是坐在办公室里写写算算,或者站在柜台边卖些百货,那才是称心如意的工作。这里是要在井下卖苦力,整天和死神相伴的工作,稍有不慎,随时都有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但是,身边的那些老师傅来到井下,拿起工具就开始打眼放炮,出矸石。一个个不慌不忙地用薅刀、锄头往胶皮扎成的撮箕里扒矸石,然后双手举过头顶倒进矿车里。矿车装滿后,在巷道帮上挂着的信号铃上打两声起钩点:叮叮。矿车起动了。地面的绞车把装着矸石的矿车拉出地面,再拉到矸子山翻倒下,又回响三声下钩点,矿车慢慢退回井下,大家又开始用这些原始的工具再出矸装车。没有谁说一句怨言,也没有谁害怕退缩,一切都那样自然平静。老师傅们见他站着发呆,也没有谁催他干活,只是提醒他:站远点,注意安全哈!于是,他干脆蹲在巷道边上观察,心里还是很紧张,毕竟是第一次下井。就像新兵第一次上战场,十个有九个会尿裤子,什么事情都有一个适应过程。下班了,他一句话也不说,默默跟着大家上井洗澡回宿舍。煤矿工人每天都要洗一回澡,有时甚至要洗两回三回都不奇怪。他们开玩笑说:杨贵妃在华清池都只是一天洗一次,我们煤矿工人一天也是洗一次或者多次,我们才是最爱干净,最美(煤)的人!
晚上,汪明全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老想着井下的情景。要跟着大家一起干活的确有点担惊受怕,老是站着蹲着在旁边看别人干活,那会被老工人们在心笑话:男子汉比女人都胆小,那还配来煤矿当工人?要是甩手回老家,那脸面往哪里放,有何面目再见老少亲朋?不,决不!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大家都是两只手两只脚,别人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别人都不怕,我又怕什么?谁不是一颗脑袋一条命?到下半夜他的心情平静下来,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再下井上班,汪明全主动上前去接过老工人手中的薅刀,拿着撮箕扒矸石,装矿车。这和农村中做活路薅苞谷,撮洋芋是一样的,只是周围环境不同。背后经常听到棚梁木板断裂的响声和风机嗡嗡的吼叫声,叫人感到头皮发麻,心里有些紧张。时间长了,汗水出来了,也就忘了。
三个月后,汪明全成了熟练工,不但能放开手脚在井下干活,还能提前下井,先到井下迎头敲帮问顶,排除安全隐患;下班大家都走了,他还留在后面收拾工具,清扫轨道,并带着个小本本把每天的安全、进尺、工具、材料和人员情况记在上面,领导问到,他对答如流,不是班长胜似班长。工区领导看到这个迅速成长的新工人,打心眼里高兴和赞赏,不久他就当上了班长、不久当上排长,不久又当上了跟班区长,最后直接任掘进工区区长,展现了他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过程。
汪明全所在的这个矿井是一个地方国营老煤矿,它的开采年代可追溯到清末民初。由于开采年限长,煤炭资源已经枯竭,面临关闭停产。后来,在全国煤矿关停并转的大整合过程中,划归荷城矿务局。因此,在册人员逐步调往其他国有大煤矿。汪明全被调到西部较远的一座煤矿,但他要求调到就近的黄家山煤矿。矿务局工资处管调配的人不同意,他找到熟人去通融几次,才答应把他改调到黄家山煤矿。那天,他兴高采烈地去局劳动工资处办理调动手续。办事员当他的面,把调动手续办好后,一把塞进办公室的抽屉里,对他说:改天再来拿。说完起身走了。这是什么意思?汪明全在工资处办公室门口徘徊一阵。他明白了,这是要他表示表示意思,否则,这个忙白帮了?在当下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或者说是一种潜规则,见怪不怪。看样子也只好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再来了。
当汪明全无精打采地走过招待所门口时,听到里面乱哄哄的有人说话,他扒在门缝里一看,只见一位领导在接待外地来的客商。十多个人有的在吃西瓜,有的在打扑克,南腔北调,笑声不断。只听有个人叫道:卢总,中午饭安排好啦,什么时候开饭?那个叫卢总的人,一手拿着西瓜啃,一手拿着扑克要出牌,忙得不可开交。这种活动叫:饭前经济半小时。不管走到哪里,在什么地方都是必不可少的节目。汪明全头脑反应极快,灵机一动,大大方方地推门进去,大声喊道:卢伯伯,我是小全。我来工资处拿调令,他们不给我!那个卢总嘴里含着流汤滴水的西瓜,手里拿着牌正要打出去,听到喊声,抬头看着这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一时莫名其妙。心想,这是谁呀,怎么叫自己伯伯?恐怕非亲即友,只是自己一时想不起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好仔细询问。卢总朝他点点头,含糊其词地说:没事,你明天早上去工资处拿吧。说完,又忙着啪的一声甩出一张扑克牌,含混不清址说道:拱猪!现场的人们一看卢总说话,纷纷围上来递西瓜给汪明全,还说让他吃了饭再走。
第二天一早汪明全来到工资处,老远就见哪个办事员满脸堆笑,手里拿着那张调令,毕恭毕敬地交到汪明全手中,连声说:对不起,昨天有点急事,不知道你是卢总的亲戚。
来到黄家山煤矿,汪明全没有首去劳资部门报到,而是直接走到矿长办公室,一脚跨进去,开门见山地对矿长说:俞矿长,听说掘进五区一直完不成任务,我要求去掘进五区当区长,一个月扭转被动局面。俞矿长抬头,大吃一惊,真是胆大包天,刚刚调来还没有报到上班,什么情况都不熟,互相都很陌生,怎么直接开口要官要职位?俞矿长一脸不高兴,斜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说。汪明全理解矿长的心情,他把自己过去经历说了一遍,又把掘进五区的人员、井下条件和现有的管理方法讲一遍,最后说:我不是要当官,我是要做事。俞矿长很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些情况呢?汪明全告诉他,自己的二叔原来就是这个工区的书记,上半年因酒后误闯瓦斯密闭栅栏区,被瓦斯窒息而死。他的一番话,让矿长觉得此人不简单,而且言之有理。一个星期后,俞矿长在调度会上宣布:汪明全接任掘进五区区长!
到了掘进五区,汪明全发现工区管理松弛,工作效率很低。他从劳动管理入手,实行保底工资加计件,体现多劳多得,激发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自己还亲自到井下仔细观察工人们的现场操作。他发现原设计的炮眼分布图,放炮后效果不佳,一米五十公分的炮眼,有时只爆出五六十公分深度,而且矸石破碎,断面不齐。他就和当班打眼工现场改动炮眼布置图,在掏槽眼、顶眼、周边眼之间增加炮眼,使迎头断面的眼孔之间距离控制在三十公分之内。在增加炮眼密度之外,适当增加装药量,增加炮泥充填量和炮泥的硬度。这样试验几次,爆破效果很好,不但保证了深度爆破而且爆破出来的断面也很整齐,合格率达90%。矿上为此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测试验收,工程全部合格。迎头上的问题解决了,但车场的重车经常跳道造成堵塞,导致运输不畅,矸石不能及时排出去,也影响进度。他来到车场,蹲在地上,认真检查、观察和分析重车跳通的原因。他发现车场岔道的道尖有的过长,有的过短,道尖和主轨侧面闭合不好。由于轨道受力不均,造成上下弹动,重车通过时容易跳道。而处理一个跳道的重车,至少要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既耽误工作时间又浪费劳动力。最后,汪明全和运输工区铁道维护工一起动手,加固轨道,减少震动频率。改进了道尖,减少岔道闭合间隙,减少了重车跳道现象,保证运输道通畅,从而保证了迎头及时排矸和矿车的周转率,也就保证了迎头正常持续掘进。此举也得到相关部门和领导的肯定。全区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在安全的前提下,工区不断刷新掘进进尺纪录。掘进五区从倒数第一,一下子跃入全矿完成任务较好的先进集体单位之列。他的体会是:作为区长,眼光不仅盯住安全,盯住迎头进尺,而且还要盯住制约生产的其他环节和因素。比如运输系统不畅通会影响进尺,机电设施经常出问题也能影响进尺,通风系统配合不好同样影响进尺。总之,围绕迎头的进尺任务,要做好附属的其他辅助工作,而且要当作大事来抓。只有全盘协调,行动统一,创造良好生产环境和条件,掘进进尺才有保障。因此,一个好的工区区长要有全盘统筹的能力,只会单打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是搞不好的。他的这一观点和做法得到上级下来检查的局矿领导的肯定,都称他是个悟性很高的企业管理人才。
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煤矿企业也走向市场,一切都要靠自己到市场去找出路。这时期,出现了市场疲软,煤炭卖不出去。卖出去的煤炭价格很低,资金不能及时回笼。有的煤炭卖出去只能保本或者还低于成本,而企业地面辅助人员多,井下直接干活的人员少,采掘第一线劳动力非常紧张。于是,矿上大量招用农民工。在招用农民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极端的现象。很多农村青年为了进矿当民工,到处托关系,送物送钱,而掌握招工实权的劳动工资部门,乘人之危,暗地下倒卖民工指标。一般有熟人介绍,招用一个农民工两千元,没有熟人关系的多达三四千元。有的人在中间再抽取介绍费,最高达五六千元。一个普通农民,一年的收入不过两三千多元,为了当农民工,好多人卖猪卖鸡四处借钱,有的还到农村信用社贷款,甚至向他人借高利贷。上班后,有的要还几年的债。有的看到工作环境艰苦不愿干,回到家里背一身债,一生都在为还债而卖命。更有甚者连劳资部门内部职工想介绍一个亲友来干农民工,都同样要按市场价掏两千元送领导才行。
那时候,王文俊是党委办公室主任,他要给在农村的兄弟找一个民工指标,也是赔着笑脸,费尽周折,深知其中的奥妙和艰难。那天下午上班,他刚走进办公室坐下。突然,一个年轻人冲进来,对着他喊一声:王哥!一下子坐在门边的沙发上,低着头,双手捂着脸呜呜呜的失声痛哭起来。哭得两肩抽搐,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往地上掉。他是花钱来矿当民工的大定老乡,和王文俊才认识几天,彼此都不太熟悉。王文俊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说:小张,遇到哪样事了?小张不答话。哭了二十多分钟后,又埋头坐了十多分钟,小张站起来用袖子抹一把眼泪,对王文俊说声:没事了!转身出门走了。望着他的背影,王文俊心中真不是滋味,象他这样的农民工,心里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屈辱,只有他们知道!
形势越来越严重,职工开不出全额工资,井下直接工仅开60%,地面工开40%,如果一人上班,全家两三个孩子上学,老人要赡养,那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再加上全国一片下岗潮,从北到南有多少企业工人,从手端铁饭碗到沿街摆地摊苦苦求生。那日子,真是一夜回到十年前。
有一个从北方回来的老工人讲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一个选煤厂下岗女工到城里找工作,转了几天找不到工作。但她长相好,会跳舞,而且跳得很不错。她到广场上和陌生的男人们一起跳。有位细心的男士观察几天,看出她的心思,跳完一曲后,直接搂着她的细腰问道:陪一次多少钱?她怕报高了,从衣摆下伸两个指头暗示一下。那男士说:两百块吗?她低头小声说:还可以商量。男子一句话没说,伸手摸出四百元扔给她。她一阵激动,就浓妆艳抹打扮一番,跟着男士去了酒楼,接下来的日子,可想而知。更不可思议的是,有的下岗工人为生活所迫,男的每天下午在家门口揽客放风,让年轻的媳妇在家里接客,暗地里做皮肉生意。
由于每月不能正常开工资,职工连吃饭都成问题。掘进五区工人出勤率越来越低。怎么办?汪明全找到一家馆子,与老板达成协议,凡掘进五区工人来吃饭一律赊账,吃完饭签名就行,月底由汪明全担保结账。对内部则要求工人们尽管吃饱,前提是吃完饭,必须下井上班。这样坚持了近一年时间,终于渡过难关,成为全矿保证生产,按时完成任务的先进单位之一。为了凝聚人心,过年时,汪明全在馆子里包了几桌酒席,全部上硬菜,鸡鱼腊肉和火腿全有。他陪着那些不能回家的工人们边看春晚,边吃年夜饭,还请馆子老板为大家包汤圆,煮饺子,亲自为大家分发红包。就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团结友爱,其乐融融。他的威信和人气也由此节节升高。由于他年轻又长得高大帅气,对谁说话都客客气气的,一度成了黄家山煤矿的名人。那时,进了办公室他是区长,是领导;出了办公室,他把墨氏眼镜一戴,就成了江湖大哥,一帮兄弟前呼后拥。无论是矿上还是周边农村有大的矛盾纠纷,只要他出面没有摆不平的事,而且最后还要赢得双方当事人的好评。
就这样的年轻人,按常理说应当是前途无量,但矿上几次调整领导班子,群众呼声那么高,每一次都没有他的份,连个副总都提不起来。而那些操作不同口音的,再无能只要在领导的小圈子里,也一个个往上爬。有的聪明人悟出其中的玄机,天天围着领导转,把精力放在帮领导家找跑出去玩的孩子,帮领导家打扫院落,没事找事,到领导家串门说笑,逗领导开心,没多久又提拔了。下面的人再怎么努力,只要不在领导同学、同乡、同事的圈子范围,累死累活也进不了领导层。
国有大企业其实就是个小社会,管理层也是一种官场,这是普遍现象。
一段时间,矿上只要是煤校毕业的师兄弟都能上领导岗位;一段时间,关东人主政矿务局,你看那些官二代多数都是局部门的主要领导。下到矿上开会时,个个身高体胖,肥头大耳,坐在主席台上,装腔作势的。讲话时,首先是一阵哈哈哈的傻笑,张着嘴只见出气不见进气,舌头不会转弯,有一句无一句,东拉西扯的讲半天,不知道什么意思。一开口就说讲三点意见,三点意见下面又分三个小点,三小点下再分三小点,一直分下去,自己都不知道讲了多少个三点意见。在场的人拿着笔记本,不知道记哪一点,哪一句。在招待里喝酒时,那倒是不含糊,一口一杯,只要有人敬酒,来者不拒。到齐鲁人当第一把手时,各单位各部门主要领导坐在一起开会,个个一口齐鲁话。不是齐鲁人也要编个谎言,说自己祖籍是齐鲁的,学几句倒像不像的齐鲁话,攀龙附凤,渴望一官半职;再后来,荷城矿务局被畔江集团兼并后,走到那里,只要是重要部门或集团公司二级班子主要领导都是一口畔州腔,不会说畔州话的都被视为外人。有一位领导曾经在会上公开说过:上级要求培养使用“四化”干部,我们还要加一化,五化。除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最重要的是:听话!听话的是个猪也要用,不听话的哪怕是孙悟空,是哪咤也不能用。领导不但需要人才,也需要奴才。不信,你看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历朝历代得志的都是小人。无论什么时侯,谁在台上,谁的嘴大,谁说了算。你再看那个刚从局机关调来不久,得意忘形的陈书记,整天无事可做,不是躲在招待所打麻将,就是专门听广播喇叭里,那个字念错了,那句话走音了,或者那份材料上错了几个标点符号,吹毛求疵,无事找事。一份打印得正正规规的文字材料,他看了,大发雷霆说:不行,必须重新用手抄。还说他就喜欢看手抄的文字材料。有句话说:能把复杂的事简单化,那是水平;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那是糊涂。陈书记就是善于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别人弄得晕头转向,才体现他的能力和水平。那年除夕,局领导下基层慰问,陈书记写了一篇新年献词,要在领导下车时,在广播里同步播出,让局里领导听了,觉得这届班子决心之大,能力之强,自己之有作为。但广播站播出时,广播员由于精神紧张,放错了录音带。陈书记写的新年献词没有在局领导下车时,同步播出。陈书记陪局领导在招待所里吃喝完后,涨红着脸,怒气冲冲地把王文俊叫得办公室臭骂一通。并说道:有为才有位,你还嫌进步慢?连个广播站都管理不好,连标点符号都写错几个,我看你永远都进步不了。陈书记一语成谶,从此后,王文俊直到退休都再也没有前进半步。还有老书记提拔调走时,关上办公室的门,单独对王文俊说:你这个人不错,有机会到局机关任副职,然后再下来任正职。王文俊死心眼,信以为真,眼巴巴地盼着老书记的佳音。沈富知道后,找到王文俊说:领导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是去走走吧。经济上真的困难,我动员老乡们凑份子借给你。后来才知道,老书记不兑现诺言,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有人在他面前造谣,搬弄是非,诋毁王文俊造成的。当然,王文俊揣着糊涂装明白,不去找老书记及时解释,总是想着老书记是英明的,会明辨是非的。但最终的结果告诉他,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自我麻醉,自我安慰。老辈人说得好:人不说不知,鼓不打不响。自己该争取的不主去争取,坐等天上掉馅饼,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多年后,每当想起这件事王文俊后悔不已。不管怎么说,王文俊始终没忘记老书记当年力排众议,让自己当化工厂厂长的好意。陈书记本是机关的秘书出身,别的没学会,领导的作派到是学到家了。对人说话的语气,摇头晃脑的模样,以及背着手走路的姿态,都活脱脱是哪个大领导的翻版。还记得陈重新和王文俊、程亦宏在成都煤炭干部管理学院上学时,是关系不错校友,周末一起到城里玩。陈重新喜欢吃麻辣火锅和红烧肉。他常说:放松裤带使劲儿整,吃得肚皮大大的,才像一个当领导干部的样子。有一次去青羊宫道观游玩,大家都去拜元始天尊。陈重新双膝一跪,就开口道:望天尊保佑,毕业回去就下矿当领导。回来不到两年,他真的来黄家山煤矿当党委书记。不知道是他虔诚所致,青羊宫的天尊显灵,还是在大领导身边伺侯久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总之,他如愿以偿。陈书记来黄家山煤矿工作十年,也找不出什么有作为的成就,还经常被矿长讥讽:装腔作势,狗屁不懂!。眼看调他到机关任一个处长矿长都成了副局长,他才去找局主要领导好说歹说,领导看在同乡份上。说起来也是可怜巴巴的。后来王文俊调到天兴公司任煤焦分公司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正是程亦宏。每当煤焦公司做出点成绩,程亦宏大会小会表扬王文俊,私下还征求一些工作决策上的建议。王文俊把两个当领导的校友比较之下,得出一个结论:人,能力不主要的,主要的是投缘,是对上眼。有了这点缘份他看你什么都顺眼,总是放大优点缩小或掩盖缺点;不投缘的总是看不顺眼,总觉得相处别扭,只看见缺点看不见优点,尽揭别人短处。其实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可能都是短处,更不可能都是长处。这都取决于领导者综合素质和眼光。正象小戛猫歪歪扭扭地写来贴在门上,当下社会上流行的那副对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
还有那年矿上分福利房,文件规定:井下生产第一线的工区干部要优先考虑。沈富家属刚迁来矿,完全符合分房条件。时任党委卿书记也明确地说,要分一套相对好的房子给沈富,他在基层领导岗位上干了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到分房结束,张榜公布的那天,沈富高高兴兴地跑过去看,第一眼就差晕过去,别说房子,榜上连个名字都没有。他找到卿书记打听,卿书记皮笑肉不笑地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小车班的司机,白天晚上跟着领导跑,更辛苦。房子先分配给他们,下次一定优先分给你。还有什么事情比这种欺骗更伤人心的呢?沈富欲哭无泪,也因此消沉了。话说回来,还是领导说了算。什么规章制度,红头文件,那都是上面生病,下面吃药,能治好这些顽疾吗?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人和事,靠努力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要会玩。玩才是一门神奇的处世艺术。
藏科长最大的本事,就是在领导面前玩得转领导,特别会来事。一张笑脸,一张快嘴,领导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领导喜欢热闹,他就往领导家跑,编些领导喜欢听的故事,逗得领导前仰后合。经常打听领导家鸡毛蒜皮的小事,自己集合全科人力当大事办。刚刚接触到局领导的儿子几天,就认成了干兄弟。听说领导出差回来,连夜开车到车站等候,领导前脚刚踏出车门,他就双手扶上去问寒问暖,没两年从副矿级升到局部门正处级,过两年又从正处级升到副局级。人们暗下嘲笑,连报表都看不懂的人,竟然要成为集团公司副总,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有什么办法,天下的乌鸦哪只不是黑的?。
看到这些现象,汪明全心灰意冷,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后,被聘到地方煤矿任矿长。由于工作出色,连续几年被地方煤炭系统评为优秀矿长。企业破产退休后,沈富也被地方煤矿聘任为矿长兼工程师,在参加地方煤炭系统采掘布置设计画图竞赛中,屡次获奖。王文俊正式退休后,应聘到玻璃纤维板厂、九鑫建材有限公司、军事技能培训职校、安邦六枝保险支公司和重启停摆多年的煤焦公司等五六家民营企业,打工近十年。到那里都是主要管理人,并能独挡一面,做出较好的成绩,深受投资人的好评。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应了那句话:东方不亮西方亮,除了北方有南方。是金子总会发光!
(编辑:陈友云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