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潇||谈谈旧体诗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萧潇
2020-06-03
来源:西南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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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体诗词,是我国文学园地中的一株灵芝,一朵仙葩,历来受到人们的偏爱,爱读、爱记、甚至爱写。许许多多精美的诗词或者诗句,几千年的这么流传下来,并且可以肯定还将一直流传下去,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的诗词创作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作者和优秀的诗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真是令人欣慰,这种趋势对我国旧体诗词的传承与发展是会有非常积极长远的意义的。但是在阅读和欣赏这些新作品的时候发现也还存在一些尚待商榷的地方,略微梳理一下,大致有这么一些:

首先,仿古亦应观今。我们学习写旧体诗词,其范本便是古诗词,而古诗词中许多优美的遣词造句无疑对我们学习创作帮助极大也影响极大,我们对其进行模仿无可厚非,但在这同时也不应无视现今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而生搬硬套,这样不仅不美,反而给人以牵强或别扭的感觉。比如写送别,古人爱说折柳,据说一是因“柳”、“留”音近,寓不忍分离之意,二是柳枝易活,暗寓祝亲友到了异地能生根发展。古时盛行,这没什么不对。但若现在还有谁在与人别离时折一条柳枝相赠,少数知道典故的人不会觉得庄重,反会认为滑稽,而多数不知道典故的人会莫明其妙。为什么?因为早就移风易俗了。还有重阳时,古风俗这一天要约上亲戚朋友去爬山,并要佩戴一种叫做茱萸的植物。可是现在还有谁这样做呢?“茱萸”现在叫什么名,长什么样,恐怕也没几个人知道。然而在现在的送别诗中我们仍能看到关于折柳的句子,在重阳诗中仍能读到登高、茱萸的用词。这就有点食古不化了。此外还有绣帘、吴钩、抚剑、髭须、更鼓、竹篱茅舍等等等等词汇也能不时读到。对这些久已不存的物事,窃以为还是避免使用为好,因为严重脱离实际,严重脱离生活。

其次,已经“作古”的字词避免使用。语言文字来源于生活生产,随着生活与生产由内容到形式的改变,在一些新字词产生的同时,一些旧字词不可避免地要湮灭,它们会保存在典籍里,但也消亡在现实中。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不应把这些几乎无人认识和理解的死亡了的字词再翻出来使用,不管你是透彻理解还是也不甚了了。体现文化高低,并不在于你认识了几个别人不怎么认识的字,而如果自己掌握的不是很准确,以致使用不当,更是要出洋相的,旧时叫做“为识者笑”。即便抛开这点不说,你写的作品总得让人懂吧。一篇作品,无论诗文,说得高尚点叫“文以载道”,说得平凡点叫“言志抒情”,倘若别人连作品中的字也不认得,词也不理解,那你这传道也好抒情也罢,便无从谈起了。我最近就见到这么一首吟雪的诗,这首诗中用了“嚆”、“”、“”几个很难见到的字。这几个字用得通不通恰不恰当姑且不说,象这些早已死亡的字我认为还是不用为好,因为应该没有人会抱着《康熙字典》甚至《中华大字典》来读这样的诗作吧。

再有,不要任意颠倒或重组词语。一个词或词组的产生和定型,有一个巧合的机缘,再经实践的推广、文化的打磨和时间的沉淀,而后方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因而我们在使用它们时切不可随意改动,即使改动后意思没变也不妥。我们不能为了合律协韵而去任意拆散重组它们,比如“欢乐”写成“乐欢”,“歌舞”写成“舞歌”,“霄汉”写成“汉霄”等等。这样的作品,即使合了律了,读来也觉生硬别扭,而且闹笑话。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乾隆皇帝一次出行,见一墓前的石人石马,问说这叫什么?有一翰林学士答曰“仲翁”。其实应该叫做“翁仲”,乾隆是知道的,故意考人。为这事乾隆下了一道旨:“翁仲却来作仲翁,由来窗下少夫功。从今不准为林翰,贬尔江南作判通”,把功夫、翰林、通判三个词故意颠倒,以此来讥讽这位翰林的浅学。故事的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已经定型的词不能随意拆解和颠倒。

此外,切忌生造词语。在创作中最好也不要随心所欲和凭想当然地去生造一些词语。虽然从理论上说每一个词语都是生造出来的,但如前所说,已经成熟的词语是经过了长久的淘洗而后成型并得到认可的,如果我们大家都任意造起词来,便会形成滑稽或难解的结果。我曾看到“容辉”一词,勉强还能猜想是说容光焕发吧,但“凡层”,不是尘土的尘,是云层的层,还有“致密观”等,我的想象力理解力均太贫乏,想破脑袋也猜不出是什么意思。所以,生造词语应为作诗的一大忌讳而着力避免。

还有,不用生僻之典。在作品中恰如其份地用上一些典故,能使作品言简意赅,寓意深刻,并且有厚重的感觉。而读者在理解这些典故的基础上读作品,更会增添会心与愉悦。但是,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掌故多如牛毛,谁能记得许多?我们用典时就要注意用广为人知的,对那些鲜为人知的最好少用或不用。前不久我曾看到一篇作品,好象是古风还是什么,许多内容不知道说的啥。作者大概自己也发现了这问题,紧接着又发一篇自注,其内容洋洋洒洒比正文多出好几倍。他把一些少有人知道的轶事甚至古书中某一段话或某一个词也作为典故用了进去,这能有几人知道呢?仿佛记得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唐宋以后无典。为什么?不是说唐宋以后便没有掌故了,而是文人们在创作实践中发觉典故太多难以记住,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基本不用唐宋以后的掌故。对这一点,我没有专门去研究过,但在读古诗时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

最后,我想说说新诗用韵的问题。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新诗,意境优美,词句华丽,情感浓烈,但就是抵死不用韵。我不能说无韵诗就不好,事实上有些无韵诗确实也是很好的。但押韵是诗有别于其它文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抛弃它,对诗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足。在诗歌的音乐美方面,节奏的律动和韵律的和谐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缺了它们,无论阅读还是朗诵,都少了很多诗味。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几首无韵的好诗,就得出新诗不须用韵的结论,进而遵从之并坚持之。许多经典的新诗都没离开押韵,如舒婷的《致橡树》、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臧克家的《老马》等等等等。以前有种文体叫做散文诗,现在不大看到有人写了。这种文体介乎于散文和诗歌之间,它兼具诗歌的优美和散文的从容,却又不受诗歌的那些限制,它的形式则是按照文章的样式。一篇散文诗的容量比一首诗歌大得多,更有利于表现,喜欢写无韵诗的朋友不妨试一试。


(编辑:罗仕明 审核:吉庆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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