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修老屋，是母亲的心愿，也是我从灵魂深处对父亲的纪念。但直到母亲离开人世一周年后的今天，翻修老屋的计划，到底变成了满眼的碧蓝与光亮。

老屋其实算不得老，比我在这人世上的日子还少十几年，如果按照人的年龄做比，也不过就是人到中年的光景，但从老屋的容颜看上去，却是实在有些苍老了，犹如一个已步入残年的老人：屋架在许多年的劣风扫过后，已成了一堆陈年旧事，特别是屋顶黑灰色的瓦片，本来恰如黑鱼鳞般排列整齐，纹理分明，但在岁月风雨与自然风雨的双重侵蚀下，好些都已经破损，加之邻居的猫们老是喜欢跳到屋顶上嬉戏打闹，一些瓦片就移步故土，另谋他处，被人遗弃的沧桑感，钉子一般地嵌进每一双看过老屋的眼睛里。

事实上，我没有遗弃老屋，也真的不敢遗弃老屋。前些年，我和我的家人们，还得靠老屋遮风挡雨，还得在老屋的庇护下持续着生命的烟火。关于房子的功用，我以为最根本的是为人遮风挡雨。我们的古人在造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遮风挡雨的屋顶，只是在考虑给谁遮风挡雨的时候出了一点偏差，首先想到的是猪而不是人，所以就手持锋利的石片，在象征屋顶的宝盖头下面，刻出一个壮实的“豕”字。事实是，人在借助屋顶而不是洞穴遮风挡雨以后，才对野性的猪进行驯化的，因此，遮风挡雨的屋顶下面，首先有的是人而不是猪。也因此，才有那么多人为了能有一片遮风挡雨的屋顶而倾其半生。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

建了新房，我和我的家人虽然不再依靠老屋遮风挡雨，但我对老屋不敢懈怠，更不要说遗弃。我的母亲还住在老屋里。有母亲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母亲的地方，才有更浓郁更醇厚的乡愁。我是在不惑之年以后，才渐渐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在母亲单住的那几年里，我不管怎样的忙，隔三差五，都要去老屋看看母亲，也看看老屋。建了新房，我本来是给还健在的母亲留了专门的房间的。我希望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她的晚年能住得更舒坦一些，但是，一直到离开人世，母亲在我安排给她的新房间住过的夜晚，没有超过一只手的手指数量。她说，她看不惯白花花的墙壁，也看不惯亮晃晃的玻璃窗，一看，脑壳就会天旋地转。结果是，我就依从母亲，让她继续住在老屋。现在想来，母亲肯定是对老屋有着某一份难与割舍的情感。老屋是父亲一手建造的，是父亲来过人世，并奋斗一生的最有力的佐证。母亲和父亲在老屋一起生活了几十个冬夏，现在，父亲虽然早已别她而去，但母亲住在老屋，睁眼或者闭眼，都能看到我父亲在老屋里走过的昨天和前天。

父亲去世后，经管老屋的责任就传到我的手里。对老屋屋顶的翻修，也已经做过了两三次，而这次的翻修，本该是在两三年前就应该进行的，之所以迟迟没有付诸行动，这其中的原因说起来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工作的压力和杂七杂八的事务，让我分身无术，分不出更多精力和时间去顾及翻修老屋的事。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翻修师傅。这年头，乡下的住房在数着月数向城市化走近，木柱瓦顶的老屋正快速地走入岁月的深处，也许在不经意的某一天，就将湮灭在日子的某一条小路的叉口。于是，翻修老屋瓦顶这档古老的手艺，也渐向没落，老的匠人已经老去，年轻的匠人寥寥无几，而在这寥寥无几的匠人中，大多又已另谋他路，剩下的多为半拉子手艺，在别人的口里是不被恭维的。我也曾找过一两回的匠人，但结果不是人家不想再操旧业，就是我疑心人家是不是真的能把老屋的瓦顶翻修得能遮风挡雨，或是能多承受一两年的风雨。花钱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翻修一回是很麻烦的事。事情的终结，到底是不了了之。这可苦了母亲。瓦顶确实很陈旧了，除去猫咪们在老屋瓦顶上追逐打闹造成的伤害，经年的日曝雨涮，一些瓦片并不情愿地挪位，给雨水让出了入口，一些瓦片裂开了长长的缝，辞去挡雨的本职而干起了专管漏雨的勾当。每次我去看母亲，她给我唠叨得最多的，就是老屋上哪一片瓦又被猫们掀了，哪一片瓦又漏雨了。有几次我爬上木楼，仰头去搜寻瓦顶的疮痍，就看到有好几处底瓦，都用薄膜兜住，那肯定是底瓦破了遮不住雨的地方。薄膜的边角有些没有塞紧，就无精打采地塔拉着。看得出，母亲是在有雨的日子里，发现一个漏洞就急慌慌地堵一个漏洞。母亲造出来的，不是风景，而是一块块无言的伤疤。母亲是在确实无奈的境况下才不得已而为之。我也曾请人为老屋的瓦顶堵过几回漏洞，但老屋的瓦片到底在风雨中侵蚀已久，堵了这里，那里又明流暗涌。好几次，母亲指着老屋的瓦片对我说，这房子是你爹饿着肚子盖起来的。

呜呼。我何尝不知道父亲当年是怎样建起这座老屋的。

父亲是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决定建一幢新瓦房的。那年我刚满十二岁，正是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年龄，但我目睹了现在的老屋，在我父亲的手里，从一块菜地里一点点地长出来的全部过程。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或者是在别人的撺掇下，突然就生出了建新房的念头。要知道，从古至今，要盖一幢新瓦房本就不是一件小事。上了一些年岁的乡下人总会说“四角难挣”，这“四角”就指的是房子。而对苟活在人世最边缘的一个乡下农民来说，那简直就是人生登峰造极的最伟大工程。父亲决定建房的时候，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前期。我的家里很穷。事实上，在那年月，穷的也并非只是我一家，村里的大多数人家都和我家一样穷。当时有一句话，说是“我从头摸到脚，连个瘪锑毫也没得。”这话既是用来揶揄乡下人的穷，也道出了乡下人在经济上的几多无奈。

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乡下庄稼人。

但就在那时，我的父亲却决定要建一幢新房，这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或者是不是不自量力呢？

现在想来，父亲在那样连吃饭穿衣都羞于圆说的特殊时期和特殊境况下，还敢作出建新房的决定，可能是自持他自己娴熟的木匠手艺，也可能还有他三十而立的自尊。父亲曾有幸读过两年私塾，他懂得《为政》中孔子那句“三十而立”的深意，他应该是不想让他的“而立”到了“不惑”之年也还没有立起来。

我家更老的老屋旁边曾经有一块菜园子，那是生产队施舍的自留地，地里按时令长着一些高杆的玉米、攀藤的豇豆、顺地匍匐的红薯、长帮的白菜和叶面上带着些细毛刺的青菜。关于与菜园子有关的故事，几乎都在岁月的流淌中被冲涮得似乎就没有发生过，但有一件事却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最深处，那就是在我五岁前，常常跟着母亲到菜园子里掐红薯叶，然后回到更老的老屋，母亲把红薯叶清洗一下，再放到沸水里烫一下，捞到碗里，撒上几粒盐。就成了我的早餐。等我把几片红薯叶引渡到喉管下面的深黑世界，母亲就问我说，好吃吗？我说，好吃。这是真话，红薯叶比难耐的饥饿要好上一万倍。

父亲决定建的新瓦房，就是要立在这块菜地里。

父亲决定建房的那一年，我知道家里实在没有钱，但事情的结果是，父亲竟然奇迹般地把建房的木料弄来了。运回来的木料有很多作柱子的原木，也有穿连柱子的长条方板，都分类码放在菜地里。运木料的时候，有的是请人帮忙，有的是父亲自己一个人凭着两只肩膀，一趟一趟地硬扛来的。至于这些木料是怎么弄来的，我到现在也没有答案。我想，也许是父亲用嘴巴舌头跟人磕头，东拼西凑借了些钱；也许是先跟人家佘了木料，等房子建好后再挣钱还债；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谁知道呢？总之，在那时候，我没有问，也不敢问。后来呢，成人以后，却是不再关心这些事，更不会想到问父亲。

多年以后，当我面对老屋那一根根支撑瓦顶的木柱的时候，我的眼前，恍惚还能出现精瘦的父亲，双脚略为分开，让自己站得更稳一些，然后双手卡住肩上沉重的原木，头部低下，让原木在两肩之间稍微转动，原木就从左肩移到右肩或是从右肩移到左肩。而后，继续迈着碎步向前“跑”。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好像一直都有肚子痛的毛病。每年一到打田插秧的水热天气，父亲就常常犯病。母亲说是“痧”发了。每次父亲犯病，就脱光上衣让母亲用顶针环或是五分的硬币给他刮痧。因此我就经常能看到，还年轻的父亲，胸前和后背上，一条条的肋骨竟如一道道隆起的山丘。我惊异父亲的精瘦，我更惊叹父亲的神奇力量。

父亲是木匠，木料运回来后，剩下的任务主要就是他的了。他请来两个徒弟帮忙，一个是我二叔，一个是我的堂哥，他们负责干粗话，挖柱眼，刨方条。平常日子，父亲带着他的弟弟和我的堂哥给人家干木活的时候，人家给我父亲的工钱是每天一元五角，给两个徒弟的是一元二角。父亲不亏待徒弟，也每天给一元二角的工钱。父亲自己手持角尺、墨斗，在原木上比画柱眼，在方条上勾勒椮头，在他的一比一画中，三间木房的框架就完成了底图。父亲自己放下角尺墨斗，又操起斧子刨子，粗话细活轮番着做。

那段时间，母亲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父亲和他的两个徒弟做饭。做饭的本身不难，难的是该做什么饭。平常的日子本就捉襟见肘，现在就是建房，母亲也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招待父亲的两个徒弟。早餐是没有的，村里能享受早餐这种奢侈待遇的只有一户做糕点卖的人家。母亲能在甄子里蒸出来的，只有黄中略为显白的玉米面掺杂着几粒稻米，午饭和晚饭能端上桌的，翻来覆去都是青菜辣椒水，还有冒着几点油花的豆类和芋头。

好些时日以后，新房子的木架终于立了起来，青灰色的瓦顶也盖上了。从远处看，气派而辉煌。新房子屹立在一群陈旧了的瓦房中间，恰如在一群人老珠黄的老太太中，突然立起一位青春勃发的少女。

新瓦房的框架立起来，父亲的心愿实现了一半，接下来的山墙、隔板、门窗，真就不是一笔小的开支。好在当时家贫的人多，穷人的没有实力进行穷讲究，有的人家立起起好不容易才立起新房的框架，由于无再做后续，就用玉米秸秆再借助几根篾条拦住四壁，一住就是好多年。但父亲不想让新房的四壁长玉米秸秆，他要用方正的砖块做新房的牌面，他要用石头做成厚书本一样的山墙。理想是美好的，实现起是艰难的。没有钱买砖，父亲就在村前临时租了一块适合做砖的泥地，自己学习做砖。父亲是木匠也是瓦匠，做砖与做瓦的区别就在于把瓦桶换成砖箱，把弧形片变成方形块，父亲则从瓦匠变成砖匠。父亲做砖的时候正是大冬天，泥塘里结的冰可以做玻璃窗。适合做砖的黄泥喜欢“咬”手，父亲每天回到家里，手指上的道道裂口如一张张小娃娃的嘴，并在向外冒着血珠。母亲掐些打线用的蜂蜡放在那些裂口上，再将针尖在煤油灯跳跃着的火苗上烧热，然后摁在裂口上烫。第二天一早，父亲胡乱地洗把脸，又赶往他的临时砖厂，去重复昨天的故事。

石匠是父亲为建新房赚得的另一门手艺。父亲没有做过石匠，但他看过石匠怎样干活。他要用石头把新房砌上像厚书本一样的山墙，于是他找来钢钎大锤，自己上山开采石头，然后做了一个类似背架的无轮木车，套上水牛，把大大小小的石头运到新房的后院下。我曾跟父亲去牵过几次水牛，亲眼见证了父亲是怎样运石头的，觉得父亲比拉木车的水牛轻松不了多少。在石场，他要把两三百斤重的石头掀到木车上，当他弯腰弓身掀石头的时候，我看到他脖子上的青筋鼓胀得似一条条吃饱喝足了的蚯蚓；在路上，如遇平地，水牛实在拉不走木车，父亲就要将随时拿在手里的钢钎紧挨木车插下，另一端抵在肩上，以木车上的石头作为支点往前推，这时，我就又看到他脖子上蚯蚓一般的青筋一条条地鼓胀起来。

把散乱的石块砌成山墙，其实比运石头更艰难。父亲没有钱请人帮忙，每一块走上墙的石头都是父亲的活。山墙砌到四五尺高的时候，搬石头上墙就更不易。父亲没有学过物理，但他却运用杠杆原理实现了石头从地面到墙头的升迁。他在紧靠山墙的地方立了一根高高的木柱，再在木柱上用绳子吊一根结实的横木，短的一端绑套索系上石头，长的一端拴一根长绳，拉动长绳，长的一端下垂，短的一端上扬，转动方位，石头就上了墙。

现在说起来似乎很轻松，甚至如游戏一般。但当年的父亲，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有多少汗珠洇入衣裤，又有多少汗珠碎入泥土，实在只有他更清楚。

直到现在，我还在疑心，父亲那仅靠青菜酸汤辣椒水维系的生命里，何以能储存这么大的能量。

在我决定彻底翻修老屋屋顶的时候，有人曾不解，说我还能住多少房子。我无言。尽管我确实住不了多少房子，但老屋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结，就如死去的父亲始终是我的一个心结一样。这样说来，翻修老屋的意义，就不是停留在“居住”的浅表层面了。

现在，我将老屋的土瓦全部换成了天蓝色的陶瓷瓦，看上去美观而气派。我了却了母亲活着时的心愿，我没有让父亲曾经的辛劳变成遗痕，我的心安了一些。我想，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如果有灵，看到今天焕然一新的老屋，他也一定是很欣慰的。

作者简介：林英，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盘州市作协副主席。著有小说集《不准离婚》、长篇小说《逃亡》等。

（编辑审核：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