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企业接到上海虹口区公安分局的函件，表扬这个单位的一张姓青工在鲁迅公园门口勇追抢包贼人，夺回一女青年装有现金及物品的提包。

孰料、该单位的一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却有些持怀疑态度，竟不相信小张会如此见义勇为。或曰：他一向不胆壮，会么？或曰：这个人平时表现一般，是不是人家弄错了哟！更有人揭起了他的“短”，说他前不久还为了两个夜班费和车间办事员唧唧歪歪的，能么？有人甚至以异样的眼光打量他，仿佛他是天外来客。弄得小青年气恼得不行，一个劲的自责在与抢匪撕扯时不小心，拉扯掉了自己的工作证件。也后悔做笔录时过于“坦白”了些。

舆论弄得该企业领导也有些疑信参半起来，尽管知道小张利用公休假去过上海。还是派了两名原则性极强的同志亲赴上海一周，才算“验明正身”，认可了小张的行为。

在对待所谓见义勇为问题上，过去我们往往囿于这样的认识：一个只有平时各方面表现很不错的人，关键时刻才会挺身而出。这当然是铁一样的事实，一串长长的《英雄谱》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一个平时表现只是一般，甚至算得上是“不好”的人，关键时刻会不会有壮举呢？恐怕也会有罢，因为同样有实例可资佐证。

《法制日报》曾载：在江苏省南通县恒心村三门闸，一条停靠的水泥船上，一个3岁孩童玩耍中栽入河中，呼救声引来不少人围观，但袖手者众。此时刚好路过的省21劳改支队犯人王裕生在请示带班干部同意后，和衣跃入水中救起小孩。不敢妄议他是否有“终于逮住了立功减罪机会”的心理驱使。但不管怎样说总是好事。事实上他亦获得了记功一次。尽管招致了某些人“犯人也会学雷锋”的调侃。

说到学雷锋，想起了《解放日报》曾经登载过一组题为《外国雷锋在上海》的文章。说的是金发碧眼洋朋友，救人者有之，助人者有之、让座者有之······。试举一例：一个冬日下午，九江路20路电车起点站因电车脱班，半个多小时后才来了一辆电车。等候多时归家心切的乘客不免有失耐心，乱了秩序，一窝蜂似地向车上拥去。这时，只见一个大个子男性中年“老外”，竟像母鸡护雏似的，弓起宽脊、扇开两臂，护着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嘴里兀自咿哩哇啦嚷着。经懂洋话的国人翻译才得知，这位洋大叔嚷的是：“大家别挤了，这里有妇女、婴儿······”    这位来自别一个国度的“洋大叔”平时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但此时此地的表现却实实在在是“ok/、ok”得很！

著名诗人郭小川曾经著有长诗《一个与八个》，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被诬陷的八路军指导员王金，与八个不良分子且不乏罪大恶极者共同关押在一起，其构成为土匪三、逃兵三、奸细投毒者各一。在转移途中与日寇遭遇。在王金的组织和教导鼓动下，一行人同仇敌忾、奋勇抗击，以致有英勇献出生命者。当然，这是文艺作品，有着艺术加工之处，但文艺毕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有着基本事实作依据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况他们那时候的创作态度之严谨可是有着口碑的哩。

有鉴于此，在对待诸如小张举动的问题上，套用一句曾经流行过的时髦话，我们是不是亦应该“换一换脑筋”呢？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扉页上有着这么一段题词：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屈服罢了。”如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家说的话，也可以信奉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作引经据典用的话，是否可以认为诸如小张这样的平常普通人，在特殊情况下爆发出点高尚情操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呢！

愚意以为，人类既然幼年时期曾一度与兽类同伍，虽经漫长进化过程早已进入了高级境界。“兽味”在某种情况下恐怕还多少会有点残留罢？被何种境界支配，是受复杂的后天因素、因人因地决定的。这便是为什么见义勇为与冷漠无情常常能“共存”于人群中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在各种社会制度、各种阶层人士中间，而绝不会为哪类人所专擅。不知此言当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