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仕明以“大地辞赋学”为核心构建的边地写作谱系里,《常赏荷仙美 不解莲中味》是一篇极具隐秘里程碑意义的跨界文本。它既不属于标准的骈俪辞赋序列,也不是普通的游记咏物散文,而是作者以十余年边地行走的肉身经验为砧、以十七年戍边淬炼出的生命质感为锤,对着延续了两千五百年的中国咏荷文学史,砸下的一记重音。此前的千年时光里,从《诗经》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到周敦颐的《爱莲说》,再到现当代无数文人笔下的荷塘月色、雨荷清韵,荷花早已被层层叠叠的笔墨塑造成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精神符号:它是君子高洁的人格喻体,是禅意空灵的宗教象征,是文人雅士隔岸观赏、借以抒发胸臆的审美客体。所有关于荷的书写,几乎都默认遵循着一套共同的“远观伦理”——文人站在荷塘的堤岸之上,以疏离的、审美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凝视水中的荷花,把自己的道德想象全部投射到这片花叶之上,却从来没有人真正弯下腰,把手伸进荷塘的泥水里,去触摸荷花根系下裹挟着腥气的真实泥土。
罗仕明的这篇作品,从根本上击穿了这套延续千年的书写惯性。它没有顺着历代文人搭建好的“荷=高洁”的符号轨道滑行,反而以一次极其日常的通勤偶遇为入口,把自己的肉身完全交付给荷塘边的风、荷叶上的露、脚下湿滑的田埂,最终完成了一次从书斋凝视到泥土扎根的文学革命。这篇不足三千字的散文,表面上写的是城郊荷塘边的一次闲游,内里却暗藏着三重层层递进的思想爆破:它首先消解了“游客—荷塘”的二元对立关系,把被观赏的荷花从文人的道德附庸位置上解放出来;继而通过“偷莲蓬”这个极具反叛性的日常细节,彻底推翻了延续千年的咏荷“远观伦理”;最终在“不解莲中味”的自我设问里,完成了对整个中国咏荷文学史的本体论补位,让这篇作品成为千年咏荷史上继《诗经·隰有荷华》的民间原生书写、周敦颐《爱莲说》的道德符号建构之后,第三座不可绕过的文学孤峰。
一、通勤路上的祛魅:消解“游客凝视”的在场伦理
整篇散文的开篇,没有任何传统咏荷散文里常见的“专程赴约”式的仪式感。作者没有像历代文人那样,特意选一个雨后天晴的清晨,约上三五好友,携酒带诗专程前往荷塘赏荷,而是把相遇的起点放在了最普通、最琐碎的日常通勤路上:“每日驱车从城郊经过,车窗外那片荷塘总在视线里一晃而过,荷叶层层叠叠铺展开,荷花在风里晃出细碎的白,像路边最寻常的邻居,熟得几乎要忘了它的存在。”这段没有任何修饰的白描,从一开始就打碎了传统咏荷书写里精心营造的“审美距离”。
在传统的咏荷叙事里,“赏荷”从来都是一种带有精英属性的文化仪式:赏荷的人必须是脱离了日常劳作的士大夫,赏荷的场景必须是园林里精心修筑的亭台水榭,赏荷的动作必须是“凭栏而立、举杯远眺”,人与荷之间必须隔着一道安全的、审美的距离。这套叙事从根源上就把荷花变成了一种只适合远观的“文化展品”,它的生长环境、它脚下的烂泥、它和当地农民的劳作关联,全部被文人的笔墨刻意抹去了。读者在无数咏荷名篇里读到的荷花,永远是洁净的、出尘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没有人会想到这株荷花从春到秋的生长,要靠农民一锄头一锄头翻耕荷塘的淤泥,要靠他们顶着烈日疏通田埂的水渠,要靠他们蹲在水里拔掉抢养分的杂草。这些带着汗水和泥点的劳作细节,在千年的咏荷书写里几乎是完全缺席的。
罗仕明的开篇,恰恰用最日常的通勤视角,完成了对这套精英凝视的第一重祛魅。他写的荷塘不是某个著名园林里的网红打卡点,也不是文人笔下远离尘嚣的世外秘境,它就长在城市边缘的马路边,长在车流扬起的灰尘里,长在普通人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他和这片荷塘的相遇,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审美朝拜,而是无数次擦肩而过之后,某一天忽然兴起的临时停靠。这种“非仪式化”的相遇,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叙事里“赏荷者”的精英身份:他不是来寻找高洁人格象征的文人,他只是一个被日常路程里的一片绿意绊住脚步的普通人。当他推开车门,踩着田埂走到荷塘边的时候,他脚下没有铺着文人想象里的青石板,只有被前几天的雨水泡得发软的泥土,鞋底很快就沾了厚厚的一层黑泥。他伸手去碰荷叶的边缘,指尖沾到的不是诗词里写的“清露香痕”,而是荷叶背面带着绒毛的粗糙质感,还有叶片上被虫咬出的细碎缺口。
这些完全不符合传统审美规范的细节,恰恰是“大地辞赋学”核心伦理的直接体现——肉身在场。作者没有隔着车窗的玻璃、隔着历代诗词的纸页去想象荷花,他是把自己整个人直接放进了荷塘的现场里:他能闻到荷塘水面上飘过来的、带着水腥气的荷花香,不是书本里写的“清雅绝尘”,而是混着水草的腥气、泥土的潮气,带着鲜活生命温度的香气;他能听见荷叶底下青蛙跳水的声响,能看见水黾在水面上划出的细碎波纹,能数清荷叶上被阳光晒得卷曲的边缘。这个时候,他和荷塘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观赏者和被观赏景物”的二元对立,他不再是一个外来的游客,荷塘也不再是一个供他拍照打卡的背景板,他变成了这片荷塘当下生命现场的一部分,他的呼吸和荷叶的风、水面的波纹完全同频。
这种在场,从根本上推翻了传统咏荷书写的底层逻辑。过去的文人写荷,永远是站在荷塘的外部,用自己的道德观念去定义荷花的意义;而罗仕明站在荷塘边的时候,他选择把所有先入为主的“高洁”“君子”标签全部从脑子里清空,他只是作为一个在场的生命,和荷塘里的荷花、荷叶、青蛙、游鱼平等地站在一起。也正是这种完全放下精英姿态的在场,才让他接下来的“偷莲蓬”行为,拥有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文人趣味的反叛力量。
二、“偷莲蓬”的叙事革命:击穿千年不变的“远观伦理”
整篇散文里最具颠覆性、也最容易被普通读者当成闲笔的细节,就是作者在田埂上行走时,看见荷塘深处藏着几个已经饱满的莲蓬,左右看了没人,便踮着脚伸手够了一个下来,剥开来直接塞进嘴里,莲籽的清甜混着一点微苦的莲心,在舌尖慢慢散开。这个在很多人看来近乎“孩子气”的小动作,其实是对延续了两千年的咏荷“远观伦理”的彻底反叛。
在传统的咏荷文化体系里,“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是一条不容置疑的铁律。周敦颐在《爱莲说》里写下的这句话,经过近千年的传播,已经变成了所有文人写荷时默认遵守的审美准则:你可以远远地欣赏荷花的美,可以为它写诗作画,可以把它当成自己人格的象征,但你绝对不能伸手去触碰它,更不能把它摘下来吃掉。一旦你伸手去折荷花、摘莲蓬,你就破坏了荷花身上附着的所有高洁属性,你就成了一个不懂风雅的粗人。这套伦理的本质,是文人用自己的审美权力,把荷花彻底变成了一个只能看、不能碰的符号标本,它的实用价值、它和土地的原生关联,全部被这套伦理彻底剥夺了。
罗仕明笔下的“偷莲蓬”,恰恰是对这套伦理最温柔也最有力的反叛。他没有站在岸边对着荷花顶礼膜拜,也没有对着荷叶上的露水故作清高,他只是像每一个在荷塘边长大的孩子那样,看见饱满的莲蓬就忍不住伸手去摘。这个动作里没有任何对荷花的亵渎,反而充满了最朴素的、和土地共生的亲近感。当他把剥出来的莲籽塞进嘴里的时候,他和荷花的关系终于从“视觉的凝视”变成了“生命的交融”:荷花不再是一个隔着距离的审美客体,它的果肉、它的清香、它带着微苦的生命力,直接通过舌尖进入了他的身体里。这个瞬间,千年以来文人给荷花套上的所有道德枷锁、所有符号滤镜,全部被嘴里莲籽的清甜冲得烟消云散。
更具深意的是,作者在摘完莲蓬之后,并没有像很多文人那样,把这个行为包装成某种“雅趣”,反而在田埂上撞见了荷塘的主人——一个皮肤黝黑的当地老农。老农看见他手里攥着的莲蓬,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着递过来两个更大的,说“今年雨水足,莲籽长得饱,随便吃,这荷塘里的莲蓬多着呢”。这个细节完全跳出了所有咏荷文学的叙事惯性,它把一个被文人完全遗忘的群体重新拉回了荷塘的中心:那些世世代代在荷塘边耕种的农民,才是这片荷塘真正的主人。他们从来不会去想荷花象征不象征君子,他们只关心春天撒下的藕种能不能长出饱满的荷叶,秋天结出的莲蓬能不能卖个好价钱,塘底挖出来的莲藕能不能端上一家人的餐桌。在他们眼里,荷花从来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审美符号,它就是自己土地里长出来的庄稼,是和自己的日子紧紧绑在一起的生命。
罗仕明把老农的这个笑容写进文本里,其实是完成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叙事权力移交:他把荷花的定义权,从延续了千年的文人手里,交还给了真正在荷塘边扎根的土地和劳作的人。过去的两千年里,文人垄断了关于荷花的所有阐释权,他们说荷是高洁的,荷就必须是高洁的;他们说荷不能被触碰,荷就只能站在水中央被远远观赏。但在这片城郊的荷塘边,老农的一句话就消解了所有这些由书斋里生长出来的规训:荷花本来就是长在水里的,莲蓬本来就是让人摘来吃的,它从泥土里长出来,本来就带着泥土的烟火气,从来就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这个“偷莲蓬”的小细节,最终完成了一次极其彻底的文学革命:它把荷花从文人构建了千年的符号囚笼里彻底解放了出来,让它重新变回一株长在泥土里的、有根有叶、会开花会结果的普通植物。它不需要任何人给它贴上“高洁君子”的标签,它的全部意义,就藏在荷叶的褶皱里,藏在莲蓬饱满的莲籽里,藏在荷塘边农民年复一年的劳作里。而作者伸手摘下莲蓬的那个动作,本质上就是和历代书斋文人的“远观姿态”彻底划清了界限:他不再站在岸上隔着距离凝视这片荷塘,他选择把自己的肉身沉进荷塘的泥土里,和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命站在一起。
三、“不解莲中味”的终极叩问:千年咏荷史的第三极补位
整篇散文的文眼,落在最后那句看似平淡的自我设问里:“常赏荷仙美,不解莲中味。”很多初读的读者会把这句话当成作者的自谦,觉得他是在感慨自己读了那么多咏荷的诗词,却始终没有真正读懂荷花的深意。但实际上,这句话是罗仕明对着整个千年咏荷文学史发出的终极叩问,他点破了一个所有文人都刻意回避的真相:两千五百年以来,几乎所有写荷花的文人,其实都没有真正“懂”荷花。
他们懂的,从来都不是荷花本身,而是他们自己投射到荷花身上的人格想象。周敦颐写《爱莲说》,他笔下的荷花是他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格化身;朱自清写《荷塘月色》,他笔下的荷花是他在动荡年代里暂时逃避现实的精神避难所;无数现当代文人写雨荷、写残荷,他们写的也都是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心境,荷花从来都只是一个用来装个人情感的容器。这些作品写得再好,本质上都是“借荷言志”,他们的笔墨最终落回的是文人自己的内心,从来没有真正落到荷花生长的那片泥土上。他们写了两千年荷花,却几乎没有人认真写过荷塘边农民的汗水,没有人写过藕农在冬天踩着冰水进塘挖藕的刺骨寒冷,没有人写过荷塘的淤泥里藏着的那些关于生存的沉重细节。这就是所谓的“不解莲中味”:所有文人都看见了荷花飘在水面上的美丽花叶,却从来没有人真正看见花叶底下,那团裹着泥土、藏着苦辛的真实生命内核。
罗仕明的这篇作品,恰恰是在这个被所有文人忽略了两千年的空白地带,完成了一次极其重要的本体论补位。他没有否定历代咏荷名篇的价值,也没有推翻“荷花象征高洁”的千年传统,他只是在这个已经被固化的符号体系之外,重新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荷花的美,从来都不止于水面上那朵洁白的花,它的全部生命重量,藏在水下的淤泥里,藏在莲籽的微苦里,藏在藕农年复一年的劳作里。真正的“莲中味”,从来不是文人在书斋里想象出来的清雅禅意,而是泥土的腥气、汗水的咸味、莲心的微苦,是所有和这片荷塘共生的普通人的生存滋味。
这个补位,直接把中国咏荷文学史划分成了三个清晰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诗经》时代的民间原生书写,这个时期的荷花还没有被赋予任何道德象征,它就是水边普通的植物,是青年男女表达爱慕的信物,完全扎根在民间的日常劳作里;第二阶段是从周敦颐《爱莲说》开启的符号建构阶段,文人把荷花改造成了君子人格的象征,构建出了一套延续千年的精英咏荷叙事;而罗仕明的这篇《常赏荷仙美不解莲中味》,则开启了第三阶段——本体回归的阶段。他把被符号化、精英化的荷花,重新拉回了生养它的泥土里,让咏荷的书写第一次跳出了文人的自我抒情,开始真正直面荷花背后的土地、劳作与生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篇作品成为了千年咏荷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级孤本。此前的所有咏荷文字,都没有跳出“以荷喻人”的惯性,而罗仕明的这篇散文,第一次把荷花当成了独立的、有自己完整生命逻辑的主体来书写。他写荷花的美,不是为了比喻自己的品格,他写荷塘的泥,也不是为了烘托什么道德境界,他只是忠实地记录下自己站在荷塘边的全部肉身感受:风怎么吹荷叶,水怎么托着荷花,老农的笑容怎么在阳光下散开,莲籽的清甜怎么在舌尖化开。这些不带任何功利性道德投射的文字,最终让荷花摆脱了两千多年来的“符号附庸”身份,第一次以完全独立的生命姿态,站在了中国文学的书写现场里。
结语:以荷为镜,照见大地辞赋学的精神原乡
《常赏荷仙美不解莲中味》从来都不是一篇普通的咏物散文,它是罗仕明“大地辞赋学”核心创作伦理在散文领域的一次完美落地。它用一篇不足三千字的文本,完成了对千年咏荷书写惯性的三重爆破:以日常通勤的非仪式化相遇,消解了精英游客的凝视特权;以“偷莲蓬”的反叛性细节,击穿了延续千年的远观伦理;以“不解莲中味”的终极叩问,完成了对咏荷文学史的本体补位。
在当代文学整体走向悬浮、越来越多的作家习惯隔着屏幕和资料想象生活的今天,这篇作品的价值愈发凸显。它用最朴素的文字告诉所有写作者:真正的文学,从来不需要你站在高处远远地凝视生活,它只需要你推开车门,踩着沾泥的田埂走到荷塘边,伸手摘下一个莲蓬,把带着泥土气息的莲籽放进嘴里。当你放下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把自己的肉身完全交付给脚下的土地时,那些被千年符号淹没的生命真相,那些藏在花叶缝隙里的生存重量,才会顺着风的纹路,一点点在你面前全部铺展开来。而这,正是“大地辞赋学”最核心的精神原乡:文字的根,永远都扎在你脚下的泥土里。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