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辞赋创作的版图中,罗仕明的《娄山关赋》无疑是一座突兀而坚硬的丰碑。它并未沉溺于传统咏史赋作中常见的辞藻堆砌或是对伟人诗词的简单注脚,而是以“大地辞赋学”为理论基石,通过一系列极具颠覆性的修辞策略,将娄山关从地理符号还原为历史现场,从革命圣地还原为生命场域。这篇赋作不仅是对1935年那场关键战役的文学重构,更是一次对辞赋文体现代性转化的深刻实践。深入剖析其修辞手法,我们不仅能窥见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更能触摸到文本背后那种粗粝、真实且充满痛感的生命质感。

一、拟声入赋:听觉维度的感官突围
传统骈文讲究视觉意象的铺陈与对仗的工整,往往忽视听觉的直接介入,即便涉及声音,也多以“萧萧”、“隆隆”等雅化词汇概括。然而,罗仕明在《娄山关赋》开篇便大胆引入了极具口语化色彩的拟声词:“策马之声,哒哒哒以碎;冲锋之号,咽咽咽而休。”这一修辞手法的运用,堪称整篇赋作的“破壁”之笔。
“哒哒哒”三字,直接对应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中“马蹄声碎”的经典意象,但罗仕明没有止步于视觉化的“碎”,而是通过拟声词将读者强行拉入霜晨的听觉现场。这不仅是马蹄敲击冻土的声音,更是时间破碎的声音,是历史节奏急促而凌乱的足音。更为震撼的是“咽咽咽”这一拟声词的运用。在传统战争叙事中,军号往往是嘹亮、激昂的象征,但在娄山关那个零下气温的清晨,在战士喉咙冻结、体力透支的极限状态下,号角声必然是沙哑、断续甚至带有窒息感的。“咽咽咽”精准地捕捉了这种生理性的痛苦与意志力的顽强之间的张力,它不是艺术化的修饰,而是肉体在场的真实回响。这种将通俗拟声词嵌入严谨骈偶结构的尝试,打破了古典辞赋的审美惯性,赋予了文本极强的在场感和冲击力,让八十年前的战场瞬间在读者耳边复活。

二、借代与去魅:历史人物的平民化重构
在处理历史人物尤其是领袖形象时,罗仕明摒弃了宏大叙事中常见的神圣化修辞,转而采用具有边地民间色彩的借代手法。文中称指挥战斗的革命领袖为“国公”,这一称谓极具深意。它既非官方语境下的“主席”或“统帅”,也非封建爵位的简单挪用,而是西南边地百姓对拥有极高威望、能保一方平安者的朴素尊称。
通过“看国公,挥万马于泰然,集三军以号令”这一句,作者完成了一次修辞上的“去魅”与“复魅”。去的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性光环,复的是作为“主心骨”的人性定力。这种借代手法将领袖从神坛拉回地面,使其形象更加立体、可信。与此同时,对于牺牲的红军战士,作者使用了“赤子”这一借代,强调其纯洁性与牺牲的自愿性。“观赤子,洒热血于瞬间,抛头颅以绝境”,这里的“赤子”不仅指年轻的生命,更指代那些怀揣朴素正义感、为天下苍生而战的普通人。这种修辞选择,使得英雄叙事不再悬浮于抽象的概念之上,而是扎根于具体的人性与情感之中,增强了文本的情感共鸣力。

三、通感与隐喻:时空折叠的心理映射
罗仕明善于运用通感和隐喻,将抽象的历史意义转化为可感知的物理体验。在描写遵义会议后红军心境的变化时,他写道:“望苍山之俊,其志越坚;观浩海之宏,其心更静。”这里,“苍山”与“浩海”不仅是眼前的自然景观,更是内心境界的外化。山的峻峭隐喻意志的坚定,海的辽阔隐喻心胸的澄明。这种情景交融的手法,将政治路线转折带来的心理变化,具象化为登山者登顶后的豁然开朗,实现了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的无缝转换。
更为精妙的是对“赤地”的隐喻运用。“娄关隐隐,赤地茫茫”,这里的“赤”既是写实——描绘被战火灼烧、鲜血浸透的土地颜色,又是象征——指向红色革命的记忆底色。作者进一步用“汲东来之紫气,挥西去之残阳”这一对偶句,构建了强烈的色彩隐喻系统。“紫气”象征从遵义方向传来的新生希望与正确路线的光芒,“残阳”则象征旧有错误路线的终结与战场的惨烈。一明一暗,一升一落,通过色彩的对比与流动,隐喻了历史转折关头那种绝境逢生的戏剧性张力。这种修辞不仅美化了语言,更深化了历史的哲学内涵,让读者在视觉享受中领悟历史的辩证法。

四、对仗的变奏:严整与自由的辩证统一
作为一篇赋,《娄山关赋》严格遵循了对仗的基本规范,但罗仕明在对仗的运用上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形成了“严整中见自由,自由中守骨格”的独特风格。
首先是工对的极致运用。如“娄山耸之万仞,赤水腾以千愁”,山与水、静与动、空间的高度与时间的深度,形成了完美的时空对位。这种工整的对仗构建了文本的骨架,赋予了作品庄重肃穆的气势。然而,作者并未拘泥于字面的绝对对称,而是追求意脉的贯通。例如“兵家必争之地,王者难舍之丘”,虽在词性上略有宽对,但在气势上却形成了强烈的呼应,突出了娄山关的战略地位。
更具创新性的是“流水对”与“扇面对”的结合使用。在叙述历史脉络时,作者通过连续的对偶句,如“前有凶残围堵之虎豹,后有肆虐尾追之豺狼”,形成了排山倒海般的语势,模拟了红军当时面临的重重包围困境。而在结尾部分,“止戈为武,叠木为森”则运用了拆字格的修辞智慧,将“武”拆解为止戈,将“森”拆解为叠木,既解释了和平与团结的真谛,又在形式上达到了极简的美学效果。这种对传统对仗技法的继承与创新,使得文本既有古典韵律之美,又不失现代表达的灵动。

五、典故的重构:从引用到对话
在处理典故时,罗仕明没有简单地罗列史料,而是通过修辞手段让典故与当下发生对话。文中提及班固《汉书》中的“不狼山”和清代郑珍的考据,并非为了炫耀学识,而是为了确立娄山关在中华文明长河中的本体地位。作者通过“夜郎之大何夸,贬黔之人纯鄙”这样的反问句式,对历史上中原中心主义对边地的偏见进行了有力的修辞反击。
特别是对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的处理,作者没有将其视为不可逾越的高峰而亦步亦趋,而是通过“《忆秦娥》之大作,千百载以难求”的表达,既表达了敬意,又划清了界限。随后的文本创作,实际上是与这首经典诗词进行的一场跨时空对话。作者用散文式的赋体,填补了诗词留白的细节,如“尸身而冰硬”、“缺水而寻水”等,这些细节是诗词因格律限制无法展开的,却是赋体可以尽情铺陈的。这种互文性的修辞策略,使得《娄山关赋》既依附于经典,又独立于经典,形成了独特的文本张力。

六、结语:修辞背后的伦理担当
综上所述,罗仕明《娄山关赋》的修辞艺术,绝非单纯的文字游戏,而是其“大地辞赋学”理论体系的生动实践。拟声词的引入是为了恢复历史的听觉真实,借代手法的运用是为了还原人物的平民本色,通感与隐喻的交织是为了打通时空的心理隔阂,对仗的变奏是为了平衡形式的庄重与内容的鲜活,典故的重构是为了确立边地文化的主体地位。
这些修辞手法共同作用,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娄山关:它既是地理上的险隘,也是历史上的转折点,更是精神上的原乡。罗仕明通过这些修辞,成功地将一场遥远的战争转化为当代人可感、可触、可思的生命体验。他告诉我们,真正的辞赋不应是书斋里的古董,而应是脚下大地的回声。在《娄山关赋》中,修辞不再是装饰,而是通往真理的路径;文字不再是符号,而是带着体温的血肉。这种以修辞承载伦理、以形式服务内容、以个体经验接通集体记忆的写作范式,为当代辞赋创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样本,也让娄山关这座雄关,在文字的锻造下,重新长出了坚韧而温暖的灵魂。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