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之上起新声：罗仕明辞赋的独特性解码与当代阅读路径

在当代辞赋创作的版图上，罗仕明的出现本身就是一次对传统创作惯性的“破局”。当多数赋家仍在书斋里翻检类书、堆砌典故，试图用复刻汉唐大赋的方式延续文体生命力时，这位有着二十余年军旅生涯、十七年藏地戍边经历的贵州本土作家，带着一身高原的风霜与黔地的山岚气，把辞赋从“文人案头的古董”拉回了“双脚丈量的大地”。他的三十余篇赋作，从《壶口瀑布赋》的浪涛轰鸣到《酒行万里赋》的黔地醇香，从《丁宝桢赋》的历史回响到《罗布泊赋》的生态叩问，没有走“集大成”的炫技路线，反而以极其鲜明的个人特质，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辞赋河床里，凿出了一条独属于当代的新流。读懂他的赋，从来不是靠翻遍《事类赋注》、熟背《赋谱》格律就能完成的事——你得先跟着他的脚步，走到秦晋峡谷的岸边听浪，走到藏地的旷野里吹风，走到贵州的山乡触摸那些被典籍忽略的烟火细节，才能真正摸到这些文字背后滚烫的生命温度。

一、创作原点的颠覆：从“书斋二手素材”到“肉身在场的触摸”

传统辞赋的创作逻辑，从汉代形成体系起，就带着浓厚的“书斋属性”。司马相如写《上林赋》，穷尽天下奇珍异宝的名物罗列，靠的是皇家藏书与文人交游的见闻整合；明代薛瑄作《黄河赋》，从巴颜喀拉山源头铺陈到东海入海口，空间跨度数千里，却通篇找不到一处属于个人肉身体验的鲜活细节。这类经典赋作的共同特质，是“以俯瞰视角写万物”：作者站在士大夫的精神高地，把天地山河、历史兴衰都当作承载个人哲思的“喻体”，景观本身的质感反而成了服务于义理的背景板。到了当代，不少辞赋创作者依然延续着这条路径：写黄河就从历代地理志里摘抄水文数据，写名山就从古人诗句里拼接意象，最终产出的作品更像一篇用骈文包装的“景点说明书”，读者读完只觉得辞藻华丽，却感受不到一丝属于创作者的真实呼吸。

罗仕明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个延续两千年的创作前提。他的所有赋作的第一块基石，永远是“我在场”——不是作为一个观光客的打卡式在场，而是作为一个在极端环境里长期生活、用全部感官与山河共生的人的深度在场。十七年的藏地戍边岁月，让他见过高原上能把帐篷连根拔起的飓风，见过冻土上在零下几十度依然不肯弯折的红柳，见过昆仑山口的落日把整片戈壁染成熔金的模样，这些体验是任何书斋里的想象都不可能生成的。写《壶口瀑布赋》时，他不是站在景区的观景台上远远眺望，而是走到了秦晋大峡谷的岸边，迎着穿堂而过的风，听见陕西岸畔飘来的秦腔顺着浪涛声传过来，感受到山西侧的雨丝带着吕梁山的凉意落在脸颊上，甚至凑近龙槽边缘，看见浪涛撞进崖壁缝隙里沉淀出的那一抹清冽雪水。所以他笔下的壶口，没有历代黄河赋里写滥了的“大禹治水”“百川归海”的宏大叙事，反而留下了“秦腔温婉而绵，晋雨冷清以退”这种独属于肉身体验的句子——没有真正站在那个风口的人，永远写不出这样的细节。

这种“在场性”，在他的《罗布泊赋》里体现得更为彻底。当多数写罗布泊的文字还在重复“死亡之海”的刻板标签时，他把自己当年随车队穿越无人区的记忆全部揉进了字句里：车轮碾过盐壳的颠簸，正午地表温度超过七十度的灼烤，深夜里旷野中能清晰听见的风声，还有那些散落在戈壁深处的、被风沙半掩的旧车辙印。他没有把罗布泊写成一个抽象的“生态悲剧符号”，而是写出了它作为大地本身的质感：盐壳在阳光下反射出的刺眼白光，枯死的胡杨枝干上残留的最后一点水分，还有风卷着沙粒打在车窗上的细碎声响。这种创作逻辑的转变，本质上是把辞赋的观察视角，从“士大夫的高空俯瞰”拉回了“普通人的双脚站立”。他写的不是典籍里读到的山河，是自己用耳朵听过、用皮肤摸过、用双脚一步步丈量过的山河，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赋作永远没有传统辞赋的陈腐书斋气，每一个句子里都带着扑面而来的鲜活生命力。

二、叙事范式的突围：从“全景式铺陈”到“焦点式提纯”

汉唐大赋留给后世创作者的最深烙印，就是“全景式铺陈”的惯性：写一座城就要装下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典故，写一条河就要覆盖从源头到入海的全部流程，仿佛篇幅不够宏大、典故不够密集，就称不上一篇合格的赋作。当代不少同题材的赋作依然深陷这个路径：写一篇《黄河赋》就要近三千字，从大禹治水写到小浪底水利工程，从沿黄九省的文明脉络写到当代生态治理成果，几乎把一篇赋写成了黄河文化的微型百科全书。这种写法的优势是内容厚重、信息密度高，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极其明显：当创作者试图用有限的文字装下“整个世界”的时候，最核心的、最能触动人心的“独特质感”，反而会被海量的信息彻底淹没。读者读完洋洋洒洒数千言，记住的只有一堆堆砌的史料，却找不到一个能真正留在记忆里的、属于这篇作品的专属意象。

罗仕明对辞赋文体的第二重革新，就是用“短制化的焦点提纯”，完成了对大赋传统的当代突围。他的多数经典赋作，篇幅都控制在两三百字，最长的作品也不过千余字，却能在极其有限的体量里，把一个场景、一种精神、一个人物的核心特质完全榨取出来，没有一句冗余的铺陈，没有一处无用的典故。他写《红梅赋》，没有像历代咏梅赋那样从“梅的历史”“梅的品种”开始罗列，开篇就用“傲霜凌雪，朱萼鹤枝”八个字直接抓住红梅最核心的生命特质，紧接着跳出普通咏梅作品只写“傲雪”的常规视角，写出“遇飓风而不萎，集寒气以揉姿”的独特表达——这是只有见过高原飓风的人，才能给红梅赋予的、如同戍边战士一般的强健筋骨。整篇赋百余字，从红梅的外在姿态写到内在品格，自然化用白玉蟾、王洋的咏梅诗句，把自己多年坚守高原的孤独体验完全融入进去，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却让这朵红梅彻底脱离了传统文人笔下的“观赏花”定位，成了所有在浮躁时代里坚守纯粹理想的独立人格的象征。

这种“焦点式提纯”的能力，在他的人物赋作里体现得尤为突出。《朱曜奎赋》没有走普通人物赋“生平流水账”的老路，开篇就以“月星闪亮，天地玄黄。文魁汇影，武曜开疆”十六字定调，直接把朱曜奎先生的艺术人生，从普通的艺术家传记拉升到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的高度。他没有琐碎地罗列朱曜奎的每一年履历，而是精准抓住了“沧浪三杰”的家族传承、师从徐悲鸿等大师的学脉根基、扎根少数民族美术教育的开创性贡献这三个核心支点，用极其精炼的文字，把一位九旬老人在艺术疆域里拓荒的一生完整立了起来。同样，《丁宝桢赋》也没有把篇幅浪费在复述“智斩安德海”这类大众熟知的历史故事上，而是把笔墨聚焦在丁宝桢作为贵州人，晚年回到家乡兴办实业、疏浚河道的细节，把这位封疆大吏的形象，从史书里的“名臣符号”还原成了一个带着贵州本土温度的、有血有肉的乡贤。他的赋作从来不会试图“装下一切”，而是主动做减法，把所有分散注意力的冗余信息全部剔除，只留下最核心、最有冲击力的那个“焦点”，让读者在短短数百字里，就能接住他想要传递的全部重量。

三、精神内核的重构：从“帝王文人叙事”到“大地平民立场”

两千多年的辞赋传统，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浓厚的“庙堂属性”。汉代的赋家大多是帝王身边的文学侍从，作赋的核心目的是“劝百讽一”，用铺陈帝王游猎的盛大场面，委婉地表达一点点劝谏之意，整个叙事的核心立场，始终是站在统治阶层的视角，为宏大的王权叙事服务。后世的辞赋创作者，哪怕身处不同的朝代，也大多延续了这种士大夫的精英立场：写山河是为了抒发“兼济天下”的抱负，写咏史是为了感慨个人仕途的沉浮，普通民众的烟火生活、大地上被忽略的边缘生命，几乎从来不会进入传统辞赋的书写视野。这种立场的局限，让很多古代经典赋作哪怕辞藻再华丽，今天读来也难免带着一丝与当代人脱节的疏离感。

罗仕明的赋作，从根本上完成了辞赋立场的当代转向：他不再站在庙堂的高台上去俯瞰万物，而是彻底站在了大地的平民立场上，把书写的笔对准了那些传统赋作从来不会关注的群体与生命。他写《酒行万里赋》，没有像历代酒赋那样一上来就抬出杜康、李白的典故，而是直接把笔触扎进贵州的土地里：娄山的莽莽群峰、红水河的悠悠流水、苗岭世居民族的千年酿酒传统，还有赤水河畔的酿酒人，几十年如一日重复着下沙、蒸煮、摊凉的工序，在漫长的窖藏里等待一滴酒的成熟。他写“下沙以发酵，蒸煮而摊凉。碚醅而撒曲，堆积以窖藏”，短短二十余字，就把坤沙酱酒“七次取酒、五年陈酿”的核心工艺完整勾勒，背后藏着的是无数普通酿酒工人数年如一日的坚守。他没有去写帝王将相宴饮的盛大场面，反而写出了贵州人刻在酒里的生活智慧：酒是民族节庆里的祝福，是亲友相聚时的热忱，是待客接物最诚恳的礼仪载体，一滴酒里装着的，是高原人民最朴素的开放与善意。

这种平民立场，更体现在他对边缘生命的关怀里。《罗布泊赋》没有把重点放在对“古代西域文明”的浪漫想象上，而是直面生态悲剧背后的反思：那些消失的湖泊、枯死的植被、被风沙吞噬的家园，不是用来烘托宏大哲思的背景板，而是大地本身正在承受的真实伤痛。他没有站在道德高地去指责谁，而是把自己当年穿越无人区时，看见戈壁上废弃的垦荒遗址的震撼写进文字里，让读者透过字句，看见那些在特殊年代里，把青春留在戈壁上的普通人的命运。他的赋作里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没有脱离现实的玄学思辨，所有的思考都扎根在最朴素的人间烟火里：写贵州的古镇，他关注的不是被商业化包装的网红景点，而是青岩石板路上被几代人踩得发亮的凹痕，是老巷里飘出来的糕粑稀饭的香气；写黔地的山河，他赞美的不是被典籍神化的名山大川，而是十里河滩边每一朵在风里摇晃的野花，是河水里自在游弋的小鱼。这种把“人”的温度放回辞赋里的创作，让这门古老的文体彻底摆脱了“贵族文学”的属性，拥有了属于当代普通人的共情力。

四、读懂罗仕明赋作的核心路径：跳出“赏玩辞藻”的误区

很多读者初读罗仕明的赋，第一反应往往是“不够华丽”：没有密密麻麻的生僻典故，没有堆砌到炫目的辞藻，甚至连很多传统赋作必用的“范式化意象”都找不到。这恰恰是很多人难以真正读懂他作品的核心误区——如果用读传统古赋的标准，只盯着对仗工不工整、用典多不多、辞藻美不美去评判，你永远只能看到他赋作的表层，永远触摸不到文字背后的精神内核。想要真正弄懂他的独特与独到之处，必须跳出“赏玩辞藻”的传统阅读惯性，建立一套完全适配他创作特质的阅读方法。

第一，要带着“行走的经验”去读，而不是坐在书斋里靠想象去读。读《壶口瀑布赋》，你要试着想象自己站在秦晋峡谷的岸边，耳边是震得耳膜发颤的浪涛声，风裹着水雾打在脸上，远处的秦腔顺着风飘过来，和浪声缠在一起；读《酒行万里赋》，你要试着去回忆自己在贵州山乡做客的经历，主人端上来的那杯自酿的土酒，入口的温润，下肚之后慢慢升起来的暖意，还有酒桌上那些没有客套、全是诚意的劝酒话语。你不需要去翻《水经注》找黄河的地理数据，也不需要去查《齐民要术》找古代酿酒的记载，你只需要把自己的真实生活体验放进文字里，就能瞬间读懂他笔下那些细节的动人之处。他的赋从来不是写给“辞赋研究专家”的，是写给每一个真正用双脚走过大地、用真心感受过生活的普通人的。

第二，要把他的赋放进“个人生命史”的坐标里去读，而不是孤立地拆解字句。他二十余年的军旅生涯、十七年的藏地戍边岁月，是所有作品的精神原点。读《红梅赋》，你要知道他写的不是庭院里供人观赏的红梅，是他在藏地旷野里见过的、在飓风和严寒里依然不肯弯折的高原植物，是他自己在远离繁华的高原上，坚守了十几年的人生状态的投射；读《罗布泊赋》，你要明白那些关于戈壁、盐壳、风沙的描写，不是从纪录片里抄来的文案，是他当年随车队穿越无人区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换来的记忆。当你把他的人生经历和赋作里的字句一一对应起来，你就会发现，他笔下的每一个意象都不是凭空虚构的，每一句感慨都不是无病呻吟，所有的文字背后，都是他用几十年的人生淬炼出来的生命重量。

第三，要建立“当代辞赋的评价坐标系”，不要用两千年前的汉大赋标准去要求今天的创作。很多人评价当代辞赋，依然抱着“写得越像古人越好”的标准，觉得用的古字越多、典故越偏，水平就越高。但辞赋从来不是一门“复刻古董”的艺术，从荀子的《赋篇》到苏轼的《赤壁赋》，每个时代的创作者都在给这门文体注入属于自己时代的生命力。罗仕明的赋作，没有走“复古”的回头路，而是给古老的文体装上了当代的灵魂：他用赋写生态保护，写普通人的坚守，写地域文化的自信，写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喜怒哀乐。你不能用司马相如写帝王游猎的标准，去评判一个当代作家写高原戍边的作品，就像你不能用汉大赋的体量要求，去否定短制赋作的精炼力量。只有跳出“厚古薄今”的偏见，你才能真正看见他对辞赋文体革新的巨大价值。

结语：在旷野上为古老文体开出新花

今天我们谈论罗仕明赋作的独特性，本质上谈论的不是一个作家的写作技巧有多高超，而是在谈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辞赋，在今天这个时代，到底还能拥有怎样的生命力？当很多创作者把辞赋变成了一种“炫技的文字游戏”，变成了用来装点门面的文化附庸，罗仕明用自己的三十余篇作品给出了答案：辞赋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书斋的故纸堆里，不在生僻的典故里，而在你双脚站立的大地上，在你亲身经历的烟火生活里，在你对这个时代最真诚的关怀与思考里。

他没有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对着历代赋作的范式亦步亦趋，而是背着行囊走向高原、走向峡谷、走向戈壁、走向贵州的山山水水，把自己二十多年的军旅风霜、十七年的藏地记忆，把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全部热爱，都揉进了每一句赋文里。他笔下的山河，是有温度的；他写的人物，是有血肉的；他传递的思考，是有重量的。这种完全扎根于大地、完全站在平民立场的创作，不仅让他的作品在当代辞赋的版图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辨识度，更为这门古老的文体，趟出了一条通向当代生活的全新道路。

读懂罗仕明的赋，最终你读懂的不只是一个作家的独特创作，更是一种重新看待辞赋的全新方式：辞赋从来不是躺在博物馆里的“文化恐龙”，它依然可以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可以用来记录我们脚下的山河，书写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承载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与理想。当你真正带着肉身走进他文字里的那些场景，你就会听见，从那些精炼的字句背后，传来旷野之上的风声、浪涛轰鸣的声响，还有一个创作者站在大地上，用全部生命发出的、掷地有声的新声。

（编辑：罗仕明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