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与书斋的对峙：罗仕明创作内核的深层解码

当多数当代辞赋家还在书斋里翻着《古文观止》堆砌辞藻、用百度地图核对景点坐标时，罗仕明已经背着相机走完了贵州的山山水水，走完了西藏的雪域边关，把二十余年戍边的风霜、十七年高原的罡风，全部揉进了自己的赋作与传记书写里。他的创作从来不是“为赋而赋”的文体游戏，而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对当代辞赋界集体“软骨病”的反叛，是一次以肉身行走为锚点，重构边地文化尊严、打通古今文脉脉络的文学远征。要真正读懂他的创作内核，不能只停留在“文笔优美、扎根乡土”的表层评价，必须穿透文字的肌理，看见他藏在字句背后的三重底层逻辑——这是他区别于所有当代辞赋创作者最本质的标识，也是他的作品能在浮躁的时代里拥有沉甸甸分量的根本原因。

一、反“书斋寄生”：以肉身在场重构写作的底层伦理

当代辞赋圈的最大病灶，是普遍存在的“二手写作”：创作者从来没有去过自己笔下的那片土地，全靠百度百科抄景点介绍、从古人诗句里摘意象、用模板化的骈句拼接成篇。写黔灵山就只会抄“黔南第一山”的套话，写酱酒就只会堆砌“茅台赤水”的陈词，写红梅就只会化用“傲雪凌霜”的千年俗套，写出来的文字没有半点个人生命痕迹，放到任何一个山水风物身上都能通用，本质上是一群躲在书斋里的“文学寄生虫”，用别人的经验拼接出虚假的文字景观。而罗仕明的创作，从最根源处推翻了这套运行了几十年的行业潜规则，他确立了一个最朴素也最硬核的写作伦理：你要写一片土地，就必须亲自用脚走到那里，用手摸到那里的石头，用肺呼吸过那里的风，否则你笔下的文字全都是没有根的幻影。

这种“肉身在场”不是普通作家“采风打卡式”的浅尝辄止，而是刻进他生命里的本能。他写《诗宦人生周渔璜》，不是坐在贵阳的书房里翻《贵阳府志》，而是撑着黑雨伞在春夏之交的碎雨里一步步登上小龙山，去辨认当年私塾残存的青石基脚，去数崖边紫金树的年轮，去看“慧泉”石墙上斑驳的青苔痕迹，甚至去摸一摸1992年重建桐埜书屋时，老石匠留在石阶上的凿痕。他写《素朴赋》，不是对着旅游宣传册罗列景点，而是亲自钻进黄家洞的坝子，摸过洞里堆放过粮食的石墙，走过姊妹桥被数百年脚步磨得光滑的桥板，在妲妃池的湖边坐过一个完整的黄昏，才敢写下“黄家洞宽敞如坝，姊妹桥矮高若虹”的句子——这些细节没有在任何公开资料里出现过，只有真正走到那里的人，才能把它们精准地钉进赋文的字句里。

更极致的“在场”，来自他藏地十七年的军旅生涯。他写《雪域高原赋》，不是靠刷短视频想象西藏的星空，而是二十余年戍边生涯里，亲眼见过席卷旷野的高原飓风，摸过零下三十度里冻得坚硬的界碑，见过战士们在雪地里啃过的冻干粮，见过藏民帐篷里飘出来的酥油茶香。所以他写《红梅赋》，才会跳出千年来文人写梅只写“傲雪”的俗套，写出“遇飓风而不萎，集寒气以揉姿”的句子——这份对“飓风里的生命韧性”的理解，从来不是从书里读来的，是他在藏地的狂风里站了十几年，刻进骨血里的生命体验。他的文字里没有半分书斋文人的娇柔造作，每一个意象背后都站着一个真实的、被风霜打磨过的生命瞬间，这种“把自己的肉身砸进文字里”的写作方式，从根源上治愈了当代辞赋的“软骨病”，让每一句骈文都拥有了能砸进泥土里的重量。

二、破“文化依附”：边地创作者的主体性觉醒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叙事体系里，边地文化始终处于“被定义、被凝视、被边缘化”的依附地位：写贵州的山水，必须要套上“堪比江南”的评价才算美；写贵州的文人，必须要得到中原文坛的认可才算有才华；写贵州的风物，必须要贴上“中原文化分支”的标签才算有底蕴。这种延续了上千年的文化偏见，让很多边地出身的创作者，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文化主体性，写出来的文字永远在刻意迎合中原主流的审美标准，不敢直面脚下土地独有的文化特质，最终只能写出一堆没有灵魂的“仿制品”。而罗仕明的创作内核里，最有力量的部分，就是彻底打破了这种延续千年的“文化依附”，以一个边地创作者的身份，建立起完全独立的文化主体性。

他写《黔灵公园赋》，没有像前人那样把黔灵山写成“贵阳的小桃源”，刻意去对标中原的名山胜景，而是直接点出它最独一无二的价值：它不是远在郊外的观光景区，是长在城市肌理里的生态心脏，是贵阳人下楼走十分钟就能抵达的日常栖息地。他写“看楼群隐于林隙，市声隔于松涛，晨练者踏露而上，晚归者载月而下”，没有用任何“仙气”“禅意”的传统山水套话，反而用最鲜活的市井烟火气，定义了这座山独有的当代价值——这种“城在山中，山在城里”的空间格局，是任何一座中原名山都不可能拥有的，根本不需要用“堪比某某”的标签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把一座城市公园的日常价值抬到了文化层面，本质上是在宣告：边地的文化不需要依附中原的评价体系来证明自己，它自己的日常，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

他写《酒行万里赋》，没有跟着市面上的酒文化文案一起，去攀附杜康、李白的中原酒文化谱系，而是直接把黔酒的根，扎进了贵州自己的山河里：开篇“大地氤氲，皇天浩朗。红水悠悠，娄山莽莽”，没有半句提古代的酒仙典故，直接把娄山的红色记忆、红水河的温润气候、苗岭的民族图腾全部铺展开来，告诉所有人：黔酒的风味，是贵州的海拔、气候、微生物菌群共同酿出来的，是世居民族千年的酒礼酒俗养出来的，它的文化根脉，从来不在中原的传说里，就在贵州的土地上。他写酱酒工艺“下沙以发酵，蒸煮而摊凉。碚醅而撒曲，堆积以窖藏。七回往复而取，五载勾调以装”，没有用华丽辞藻堆砌酒的名贵，而是用白描式的笔触，把酿酒人数年如一日的坚守写得掷地有声——这种对本土文化的绝对自信，是很多边地创作者穷其一生都达不到的精神境界。

最有冲击力的主体性表达，藏在《诗宦人生周渔璜》的书写里。他没有把周渔璜写成一个“走出蛮荒、融入中原主流”的励志样本，反而彻底颠覆了这个延续百年的刻板叙事：周渔璜的诗才，不是到了北京之后才被中原文化“驯化”出来的，恰恰是小龙山的灵气、慧泉的泉水养出来的；他进入南书房、成为帝师，不是“被中原主流接纳”的证明，而是他带着贵州文化的底气，反向参与到整个中华文明的核心建构里。他主持编纂《康熙字典》，把来自边地的文化视角，注入了这部影响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典籍里；他反哺家乡，为贵州文脉铺路，最终孕育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一代代西南巨儒。罗仕明用文字完成了一次彻底的文化反转：边地文化从来不是中原主流文化的附属品，它本身就是中华文明最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甚至能反过来为整个文明的发展，提供独有的精神力量。这种主体性觉醒，是他所有作品最核心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给所有边地文化创作者，树立的一个全新的标杆。

三、反“文体固化”：让古老辞赋长出当代的血肉

辞赋这个文体，发展了两千多年，到了当代，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活化石”一样的存在：创作者不敢突破汉代大赋、六朝骈赋、唐宋文赋的既定范式，写出来的作品全是古人意象的拼接，不敢写当代的生活、不敢直面现实的痛点，最终把辞赋变成了一种只能用来歌功颂德、装点门面的“文体僵尸”。而罗仕明的创作，从根本上打破了这种延续千年的文体固化，他没有把辞赋当成一种必须顶礼膜拜的“古典文物”，而是把它改造成了一种能装下当代生活、能承载现实思考、能传递人文关怀的全新文体，让这个两千多岁的古老文体，重新长出了鲜活的当代血肉。

他的赋作，从来不会回避现实的痛点。他写《罗布泊赋》，没有用绮丽的辞藻去描摹荒漠的浪漫，而是直面生态悲剧的沉重，把这片曾经的绿洲如何一步步变成死亡之海的过程，用赋体的语言精准地铺陈出来，没有半句空泛的抒情，全是对生态破坏的深刻反思，让古老的辞赋拥有了当代环保议题的尖锐锋芒。他写《碎碎念赋》，完全跳出了辞赋“必须庄重典雅”的刻板要求，用看似零散的骈句，把当代人生活里的琐碎烦恼、职场困境、精神迷茫全部装了进去，让这种诞生于封建时代的文体，第一次能精准接住当代普通人的情绪，完成了辞赋与当代日常的无缝对接。

他写《朱曜奎赋》，没有用传统人物赋的套路，去罗列人物的生平履历，而是把朱曜奎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美术教育奠基者的一生，放到整个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的宏大坐标系里去书写，把“沧浪三杰”的美育救国理想、徐悲鸿等大师的精神传承、朱曜奎几十年扎根少数民族美术教育的坚守，全部浓缩在短短百余字的赋文里。他没有堆砌晦涩的艺术术语，而是用“文魁汇影，武曜开疆”八个字，就把朱曜奎作为艺术家和教育家的双重身份，写得气势磅礴。更难得的是，他把朱曜奎晚年九旬高龄，一只眼睛失明还执意誊写《酒行万里赋》的跨代精神共鸣，也写进了作品的内核里，让一篇人物赋，跳出了普通赞歌的格局，拥有了连接两代文艺家精神脉络的厚重分量。

他的文体创新，从来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的炫技，而是为了让古老的辞赋，重新回到“体物写志”的初心。两千多年前荀子写《赋篇》，就是用这种文体来承载自己的哲思与现实关怀，而后来的创作者，慢慢把辞赋变成了堆砌辞藻、铺陈排场的工具，丢掉了最核心的“志”。罗仕明的创作，本质上是一次辞赋文体的“返祖归宗”——他把被后世文人弄丢的“现实关怀”重新捡了回来，让辞赋既能写名山大川、历史先贤，也能写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能写生态保护的现实痛点，能写普通人的精神困惑。他用自己的创作证明：辞赋从来不是只能躺在古籍里的老古董，它完全可以成为记录当代、传递思考、连接大众的鲜活文体，在21世纪的文化语境里，重新拥有蓬勃的生命力。

罗仕明的创作内核，从来不是什么“文笔技巧的创新”，而是一场从底层逻辑出发的文学革命：他用肉身在场的写作伦理，治愈了当代辞赋的“软骨病”；用边地文化的主体性觉醒，打破了延续千年的文化依附；用对文体固化的反叛，让古老辞赋重新长出了当代的血肉。他的文字里，藏着二十余年的戍边风霜，藏着对脚下土地的赤诚热爱，藏着一个边地创作者最坚定的文化自信。在这个人人都靠二手素材拼接文字的浮躁时代，他用自己的创作告诉所有人：真正有分量的文字，从来不是从书斋里编出来的，是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你用生命体验熬出来的——这就是罗仕明创作最本质的内核，也是他留给当代文坛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