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参照下的风格分野：罗仕明与更多特色赋家的创作路径对标

当代辞赋创作生态丰富多元，不同创作赛道的赋家基于自身成长背景与创作偏好，形成了辨识度极强的个人风格。本次选取魏明伦、薛刚、王宇、刘长焕四位在当代赋坛极具代表性的不同类型创作者，从创作立意、题材选择、表达逻辑、受众定位四个维度，与罗仕明的创作进行深度比对，进一步凸显其独树一帜的创作特质。

魏明伦

一、与“巴蜀鬼才”魏明伦：先锋批判与温和建构的立场差异

魏明伦是当代辞赋复兴的标志性人物，被称为“巴蜀鬼才”，以《盖世金牛赋》开篇打破了辞赋沉寂多年的局面，是新时期骈文辞赋的领路人。他的创作自带极强的先锋批判属性，擅长以犀利的视角直击社会痛点，作品语言泼辣、观点鲜明，充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张力。其《饭店铭》《会堂赋》等作品，完全跳出了传统辞赋“歌功颂德”的惯性，以反讽的笔触针砭时弊，把社会上的奢靡之风、形式主义现象写得入木三分，字里行间带着川人特有的诙谐与尖锐，读来酣畅淋漓。他的创作始终站在“破”的立场上，以解构传统、批判现实为核心驱动力，是当代赋坛最具锋芒的“先锋派”代表。

罗仕明的创作，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温和建构”路线。他的作品几乎没有尖锐的批判，始终以尊重历史、弥合分歧、凝聚共识为核心立场。面对延续数千年的“象不孝”的固化叙事，他没有站出来直接批判传统儒家叙事的偏见，而是以“相传”二字轻轻拉开与绝对定论的距离，用大量被主流文本忽略的民间细节，为象补上完整的人生弧光，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完成了对传统叙事的破局，没有任何尖锐的对立，却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更具人文温度的新解读。面对“中原文化教化边地”的陈旧视角，他没有直接否定中原文化的价值，而是以平等的姿态写出汉文化与苗彝文化在水西大地互相滋养的过程，把不同文化的贡献放在同一坐标系里呈现，最终构建出多民族文化互嵌共生的文明图景。

二者的核心差异，是“以批判破局”和“以建构立心”的区别。魏明伦的赋作，像一把锋利的刀，劈开了辞赋沉寂多年的坚冰，为当代赋坛撕开了一道创新的口子；而罗仕明的赋作，像一捧温润的土，在被劈开的口子上种下新的文化种子，让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作品里找到共鸣，最终长出凝聚共识的文化果实。魏明伦的锋芒，让辞赋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罗仕明的温和，让辞赋真正走进不同群体的内心。

薛  刚

二、与青年创意赋家薛刚：热点赋能与文化深耕的路径差异

薛刚是当代青年创意赋家的代表，长期专注于辞赋的创意化传播与跨界应用，是推动辞赋破圈的重要实践者。他的创作擅长捕捉社会热点，把传统赋体和当下的流行场景、公共事件深度绑定，作品传播意识极强，很多作品一经推出就获得大量媒体报道。他与张思桥早年合作的《黄楼赋》《吊邵公逸夫文》，精准抓住了城市文化地标与公共人物纪念的热点，快速获得了广泛传播；他还尝试把辞赋和书法、雕塑、文创产品结合，让赋文从书本里走出来，变成可触摸的公共文化产品，极大拓展了辞赋的传播边界。他的创作逻辑，是“以创意赋能赋体”，让古老的文体适配当下的传播语境，快速获得大众的关注。

罗仕明的创作，完全不追求短期的热点效应，走的是“文化深耕”的长期路线。他不会为了蹭某个公共事件的热度快速产出一篇赋作，反而会为了一个题材沉下心来深耕数月甚至数年：为了写《象祠赋》，他多次深入黔西水西故地，走访当地的苗彝村寨，查阅大量地方史志与民族口述史料，把不同文化背景的记忆碎片拼接起来，最终完成了这篇跳出传统叙事的作品。这篇作品没有刻意追求短期的流量曝光，却凭借扎实的文化厚度，在当地的多民族群体中获得了长期的、深度的认同，成为象祠文化体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黄河壶口瀑布赋》《雪域高原赋》，也都是经过长期实地走访、反复打磨才最终定稿，作品的生命力完全不依赖短期热点，而是靠自身的文化厚度穿越时间。

二者的核心差异，是“面向流量的创意传播”和“面向时间的文化深耕”的区别。薛刚的创作，核心目标是让辞赋快速破圈，让更多人知道“赋”这种文体还活着；而罗仕明的创作，核心目标是让赋文真正成为某一片土地的文化根脉的一部分，哪怕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依然能被后人反复品读。薛刚的创意，解决了当代辞赋“被看见”的问题；罗仕明的深耕，解决了当代辞赋“被记住”的问题。

王  宁

三、与本土乡土赋家王宇：风物堆砌与精神提炼的价值差异

王宇是扎根贵州本土的乡土赋家代表，长期以贵州的山水村寨、地方风物为创作主题，是当代“乡土赋”创作的典型实践者。他的创作几乎覆盖了贵州所有的知名景区与特色村镇，作品里塞满了当地的地名、特产、民族节日、民间传说，几乎把地方志里能找到的地方元素全部铺陈进赋文里。比如他写黔西相关的赋作，会把当地的百里杜鹃、乌江源百里画廊、各种特色小吃、非遗技艺全部罗列出来，读者读完能记住一长串贵州的风物清单，却很难找到一条贯穿全文的精神主线，作品更像一篇用赋体写成的地方风物说明书，所有内容都停留在“介绍本地有什么”的层面。

同样扎根贵州本土，同样大量书写贵州的地域题材，罗仕明的创作完全跳出了“风物堆砌”的误区。他的《象祠赋》几乎没有花太多笔墨去写黔西的山水风光、特色物产，所有的笔墨都集中在“多民族文化共生”这个核心精神命题上。他没有罗列当地有多少种非遗、多少道特色菜，却写出了水西大地最核心的精神内核——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平等相遇、互相滋养，共同守护一座古祠跨越千年的香火。读者读完这篇赋，可能记不住黔西的某一道小吃，却能清晰地记住这片土地“不纠结过往、只看当下贡献”的朴素信仰，记住多民族文化互嵌共生的文明脉络。他的作品从来不是为了“介绍贵州有什么”，而是为了提炼出贵州这片土地独有的精神特质，让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从中找到文化归属感。

二者的核心差异，是“写地域的表皮”和“写地域的灵魂”的区别。王宇的乡土赋作，是地方文化的“说明书”，把本地的风物一一罗列出来；而罗仕明的乡土赋作，是地方文化的“精神名片”，把别人看不到的、藏在风物背后的文化根脉提炼出来。前者能让外来游客快速了解本地的基本情况，后者能让本地人生出强烈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刘长焕

四、与黔中文化赋家刘长焕：典重雅化与通俗共情的表达差异

刘长焕是黔中文化领域的代表性赋家，深耕贵州地域文化研究多年，其创作以典重雅化为核心风格，用典精准、格律严谨，完全继承了古典骈赋的正统范式，是贵州本土学院派赋家的标杆人物。他的《贵阳赋》以严谨的骈赋体例写成，全文几乎找不到任何现代口语化的表达，所有典故都来自正史与古典文献，行文典雅庄重，是很多本土文化活动的指定参考文本，在学界拥有极高的认可度。但这类作品的受众门槛相对较高，普通读者如果没有足够的古典文学积累，很难读懂文中大量的生僻典故，自然也很难和作品产生深度的情感共鸣，传播范围大多局限在本土文化圈内部。

罗仕明的贵州题材创作，在保留赋体基本典雅质感的基础上，刻意降低了用典的门槛，完全放弃了生僻字与冷门典故的使用，追求“雅俗共赏”的表达效果。他的《象祠赋》里没有任何普通读者看不懂的生僻字词，所有用到的历史典故都做了通俗化的处理，哪怕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古典辞赋的苗彝族普通村民，也能流畅地读完，读懂其中“不同民族共同守护象祠”的核心内涵。他不会为了追求作品的“雅化”而刻意使用冷门典故，反而会主动把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普通人能听懂的表达融入赋文，让作品既能得到文化界的认可，也能被最普通的本地民众读懂、传播。

二者的核心差异，是“面向小众圈层的典重雅化”和“面向大众群体的通俗共情”的区别。刘长焕的赋作，是写给本土文化精英的“雅言文本”，代表了黔中地域文化的学术高度；而罗仕明的赋作，是写给所有本地人的“公共文本”，让辞赋这种原本小众的文体，真正成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水平的民众都能共享的公共文化财富。

罗仕明

五、多维度比对后的特质叠加

经过这四组不同赛道赋家的深度对标，罗仕明的创作优势被进一步凸显：他没有魏明伦的尖锐锋芒，却以温和的建构立场获得了更广泛群体的文化共识；他没有薛刚的创意传播属性，却以长期的文化深耕让作品拥有了穿越时间的生命力；他没有部分乡土赋家的风物堆砌问题，精准提炼出地域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他没有部分学院派赋家的高门槛，以通俗共情的表达让辞赋真正走进大众。这些特质的叠加，让罗仕明的创作成为当代地域文化类辞赋里不可替代的样本，为古老的赋体在多民族地区的落地传播，探索出了一条极具参考价值的新路径。

（编辑：杨金卫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