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赋异采：罗仕明与当代赋家的创作路径分野比较

当代辞赋复兴浪潮中，不同代际、不同背景的赋家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创作道路：有人恪守古典范式，以摹古为最高追求；有人深耕地域题材，以铺陈风物为核心方向；有人专注人物立传，以辞赋为载体记录时代人物。罗仕明作为当代军旅背景的赋家，以《灞桥赋》《象祠赋》《朱曜奎赋》等作品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个人风格。将他与不同创作路径的代表性赋家进行横向对比，既能清晰呈现当代辞赋创作的多元生态，也能精准锚定罗仕明在当代赋坛的独特价值与不可替代性。

一、与“纯古典派”赋家对比：摹古守正与破局立新的路径差异

当代赋坛有一批深耕古典辞赋传统的“纯古典派”赋家，他们以汉赋、六朝骈赋为最高审美标杆，创作上严格遵循古赋的声律、用典、句式规范，几乎完全以古人的创作标准要求自己，作品典雅工整，是传统辞赋范式的坚定守护者。这类赋家的创作，往往把“形似古人”作为核心追求：写山水必用六朝赋的四六句式，咏古迹必堆砌全本《佩文韵府》里的相关典故，连用韵都严格遵循平水韵的规则，不肯越雷池一步。比如部分同题材的《灞桥赋》，开篇必从“灞水古邑，长安东畿”这类传统赋的套语切入，全文铺陈的意象全是古典文学里反复出现的“灞柳风雪、夕阳古渡、折柳送别”，所有内容都没有跳出古人的书写边界，读完之后仿佛是从《历代赋汇》里直接抄录出来的古人作品，完全看不到半点当代人的视角与思考。

罗仕明的创作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并非不懂古典辞赋的规范，相反，他的作品里骈对的工整度、用典的精准度完全符合古典赋的审美要求，但他从来不会被“摹古”的枷锁捆住手脚。同样写灞桥，他没有顺着古人“伤别”的惯性往下走，反而直接跳出了延续两千年的固化叙事，把灞桥从“送别地标”的窄小定位里拉出来，放到了丝路文明、关中文明史的大格局里，挖掘出了“秦地冲口、丝路枢纽”这个被千年文学叙事遮蔽的核心属性。同样写古迹，他的《象祠赋》直接跳出了从柳宗元到王阳明的传统叙事框架，打破了“非善即恶”的单一道德评判，为被钉在“傲慢不孝”标签上的上古人物象补上了完整的人生弧光，这种颠覆性的立意，是纯古典派赋家绝对不会触碰的创作方向。

两者的核心差异，本质上是“为古人写赋”和“为时代写赋”的区别。纯古典派赋家的创作，始终把自己放在“古代文体继承者”的位置上，他们的作品是写给古人看的，追求的是和古典赋作的无缝对接；而罗仕明的创作，是把辞赋当成一种当代的文体，他用古典的形式装的是当代人的思考、当代人的发现，最终写出来的作品是写给今天的读者看的。纯古典派的作品，哪怕写得再工整，也终究是在古人的影子里打转，很难留下属于自己时代的印记；而罗仕明的作品，哪怕再过几百年，后人也能一眼看出来，这是21世纪的中国人写的赋，里面装着这个时代独有的文化视野与人文关怀。

二、与“地域文旅派”赋家对比：风物铺陈与文明叙事的格局差异

当代赋坛数量最多的，是一批深耕地域文旅题材的赋家，他们的创作大多围绕地方景区、城市地标展开，是当下辞赋应用最广泛的创作群体。这类赋家的创作逻辑，往往是“景点说明书式”的：拿到一个题材之后，先查一遍当地的地方志，把所有的地名、特产、历史人物、当代建设成就按顺序罗列出来，然后用四六句式进行骈对包装，堆砌上一堆相关的典故，一篇赋就算完成了。比如同样是写地方古祠的赋作，很多同类作品的结构基本都是固定的：开篇写古祠的地理位置，中间罗列历代重修的时间、当地相关的历史人物，最后收尾赞美一下当代文旅开发的成就，全文读完，读者能记住一堆地名和特产，却感受不到任何贯穿始终的精神脉络，更看不到作者自己的独特思考。不少这类作品写完之后，就被刻在景区的石碑上，成了游客拍照打卡的背景板，几乎没有人会静下心来逐字读完。

罗仕明的赋作，同样大量涉及地域文旅题材，《灞桥赋》写西安灞桥，《象祠赋》写贵州黔西的象祠，却完全没有陷入“风物堆砌”的误区。他写地方题材，从来不会把笔墨浪费在罗列无关紧要的地名、特产上，而是直接抓住这个地方最核心的精神内核，用一条清晰的文明脉络把所有内容串起来。同样写地方古祠，《象祠赋》没有花大量篇幅去写象祠的建筑规制、周边的山水风光，而是直接抓住了“多民族文化交融”这个核心命题，跳出了“中原教化边地”的陈旧叙事，站在平等的视角上，写出了汉文化的心学智慧与苗彝文化的先祖崇拜如何在象祠这个空间里相遇、碰撞、互相滋养，最终共同孕育出独特的文化果实。整篇赋的核心，不是为象祠写一篇“景点介绍”，而是把这座西南山间的小众古祠，写成了承载多民族共同精神记忆的文化载体。同样写灞桥，他没有罗列灞桥周边有多少个公园、多少个产业园区，而是以一座桥为锚点，串联起了从六千多年前半坡先民的农耕文明，到秦汉帝国的统一伟业，再到唐诗气象、当代发展的完整文明脉络，让读者透过一座桥，看到整个关中文明数千年的演进史。

两者的核心差异，是“写风物”和“写文明”的格局差异。地域文旅派赋家的作品，始终停留在“物”的层面，他们写的是一个地方的“表”；而罗仕明的作品，直接深入到了“魂”的层面，他写的是一个地方的“根”。普通的文旅赋，换个地名、换一批特产，几乎可以套用到任何一个同类型的地方，没有任何不可替代性；而罗仕明的《象祠赋》《灞桥赋》，是完全不可复制的，它们只能属于这一片特定的土地，只能承载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文明记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同类文旅赋刻在石碑上很快就被人遗忘，而罗仕明的这类作品，却能跳出景区的物理空间，在更大的文化范围内获得传播与认可。

三、与“人物传记派”赋家对比：生平罗列与精神立传的深度差异

近年来，为当代名人、行业楷模立传，成了当代辞赋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也催生了一批专注人物题材的“人物传记派”赋家。这类赋家的创作逻辑，大多是“履历翻译”：拿到传主的生平资料之后，把传主的出生年月、求学经历、工作履历、获得的荣誉奖项，全部用骈文的句式翻译一遍，最后加上几句赞美之词，一篇人物赋就完成了。很多这类作品，读完之后读者能记住传主的一堆头衔和奖项，却完全感受不到传主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精神气质，更看不到传主身上最动人的精神内核。比如同样是写艺术家的赋作，很多同类作品的内容基本都是“某某者，某地人也，少好学，长而精于艺，获奖无数，世人皆赞之”的套路化表达，写出来的人物千人一面，换个名字放到任何一个行业精英身上都能适用。

罗仕明的《朱曜奎赋》，同样是为艺术家立传，却完全跳出了这种“履历罗列”的套路。他没有从朱曜奎的出生年月写起，也没有按顺序罗列他的求学经历、获奖记录，开篇就以“月星闪亮，天地玄黄。文魁汇影，武曜开疆”十六字破题，直接把立意拉到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的宏大高度。他没有孤立地写朱曜奎个人，而是把他放到了家族传承的脉络里，先回顾他的父亲朱士杰以及“沧浪三杰”创办苏州美专的历史功绩，揭示出朱曜奎身上“美育救国”的精神源头，再顺着脉络写他师从徐悲鸿、颜文樑等大师的求学经历，写他在少数民族美术教育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整篇赋的核心，不是为朱曜奎的个人生平做文字翻译，而是为中国一代美术教育家的家国情怀立传，把朱曜奎个人的人生选择，和整个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紧紧绑定在一起。读者读完这篇赋，记住的不只是一个叫朱曜奎的艺术家的生平，更是几代中国美术教育工作者“以艺报国”的精神传承。

两者的核心差异，是“写人的履历”和“写人的精神”的深度差异。人物传记派赋家的作品，写的是人的“形”，所有内容都停留在传主的外在经历上；而罗仕明的作品，写的是人的“魂”，他穿透了所有外在的头衔、履历，直接抓住了传主身上最核心的精神特质，最终写出来的不是一张格式化的人物简历，而是一尊有温度、有筋骨的精神雕像。也正是因为这种深度，《朱曜奎赋》才能跳出普通人物赞歌的层面，进入当代人物辞赋的第一梯队，成为同类题材里的代表性作品。

四、对比之下的罗仕明独特价值

通过这三组横向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罗仕明在当代赋坛的不可替代性。他既没有像纯古典派赋家那样困在摹古的框架里不敢迈步，也没有像普通文旅派赋家那样停留在风物铺陈的表层，更没有像很多人物赋作者那样陷入履历罗列的套路。他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创作道路：以古典辞赋的扎实功底为根基，以当代人的文化视野为指引，最终把辞赋从一种小众的古典文体，变成了能够承载大文明、大历史、大精神的当代书写载体。

在这个辞赋逐渐走向小众化、工具化的时代，罗仕明的创作给整个当代赋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辞赋的生命力，从来不是靠完全复刻古人的范式来延续的，也不是靠堆砌风物、罗列履历就能实现的。只有把古典的形式和当代的思考结合起来，跳出固化的叙事惯性，去挖掘别人没有发现的历史真相，去书写别人没有触及的精神内核，这种古老的文体才能在21世纪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才能留下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赋作经典。

（编辑：杨金卫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