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妈仙逝于93岁，火化之时，遵照她老人家生前的交代，将姑爹的遗像安放在紧靠她头脸的位置，一并火化了。遗像是翻拍的，遗憾的是仅仅一张沿脖子剪下来的小小头像。       

我姑妈是在88岁时享受“烈士家属”待遇的，国家每个月发给她86元的补助费。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时不算小数目，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六七百元呢。

这固然对一个一生从事家庭妇女劳作，耄耋之年却有了一份固定收入的人来说，是天大的喜事，更主要的是她觉得从此可以告慰长眠是于地下却不知坟墓在何方的丈夫——我的姑爹了。因为这足以证明他是值得肯定的英勇抗击外侮的中国军人。有人说她福大命大，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人老思想却跟得上时代的姑妈却百感交集的表示：“这都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不格外人，对打日本鬼子死的国民党兵也是一样的看待！”

我的姑爹名叫唐其余，其实不仅仅是兵，还是个上尉营长呢！服役于国民革命军118师352 团三营，手下管着500多号弟兄嘞。似乎还就读过南京的一个什么步兵学校。1943年与所属部队在湖北宛子口阻击日本鬼子，完成掩护任务后仅剩带伤挂彩官兵40余人。众寡悬殊，于是打光子弹，砸碎枪支，姑爹一众相扶相依扑进身后山崖下的滚滚长江，慷慨赴难，时年32岁。这是他老人家幸存的勤务兵后来泣告于我姑妈的。后被国民政府追晋为“少校”。姑爹殉国后4年多，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但幼时看到过他的戎装照片的。一张是大半身照，平头、斜皮带，腰间佩了一柄短剑，两眼极有神的盯着人。另一张镜头较远，骑一匹壮健的大白马，正面侧身。背面题了好些字，依稀还记得有这样的两句：“余决心为了大我，牺牲小我······。”

虽说当时不过是横开鼻涕的小学生，但还是能粗略理解这些话的意思是好的，值得表扬的。到底那时年纪小，思维有限，记得当时的我鼻子里哼了一声，心里很有些不以为然:“哼，一个国民党军官！”后来日渐解事，从影视书报上知道了“台儿庄大战”、“淞沪会战”等历史事件，以及张自忠、赵登禹等国民党军人的抗日事迹，才慢慢给姑爹“平了反”，当然这是后话了。

   进入十年“特殊岁月”，为了不至于让死了的人连累还活着且要继续活下去的人，姑爹唯一的女儿——我当时正值妙龄的珍表姐泪眼婆娑的把佩短剑的那张，沿脖子剪成个人头像保存，余下的则伙同其它的证件付之一炬了。这后来自然给落实“烈士”待遇带来了不少麻烦，人证已自然消亡，物证仅有这个无任何时代、身份标志的小小头像，当然不足为凭。还好，有朋友偶然在南京一个档案馆里看到了抗战阵亡将士名单里我姑爹的名字，赶紧告知了珍表姐。她托人在家乡的邮局也查到一张当年汇寄给姑爹母亲的抚恤金收据。终于，历经时日，姑妈享受到了烈属待遇。听姑妈高兴的说过，烈士证书还是市机关一个姓张的同志来家送到她手上的，夸姑爹是“爱国军人”，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贡献。

这之后的有一段时间，姑妈似乎表情很有些异乎寻常。好几次一脸认真的告诉我说：这几天天天看见你家姑爹，他站在我的床面前看着我笑，不谈话，还是年轻的那个样子，穿件蓝布长衫，是不是来接我哟。我有些头皮发麻，赶紧往她的床面前扫了几眼。她一本正经的表情，使我这个一向不相信封建迷信的人好几晚上经过她床面前，心头都小鹿撞撞的，后来见她谈吐如常，才放下心来。大概人越接近生命的尽头，和最亲近的人相处的往事便时时爱奔来眼底罢。

听老辈子说，姑妈和比她小两岁的姑爹感情极好，系老街坊开亲，从小便熟识的。正由于此，姑爹死时方才34岁的姑妈始终在心里保留着姑爹的位置，婉拒好些亲戚熟人的牵线做媒，一直孀居，靠帮人带孩子当保姆，艰难拉扯才3岁的女儿成人。后来又伸出援手，把父母早早病故而生活无着的孤儿我，拥揽进她温厚的怀抱里，视如己出，含辛茹苦一直抚养到我离开家乡到清镇参加工作。

那些拿孩子请姑妈带的人中有不少是“当官的”，不仅不怕受“伪军官家属”的影响，还在后来的落实烈属待遇中给了她种种帮助。经她带过的孩子，有的长大成家有了出息，还不时来她这里玩呢，跟走亲戚似的。这主要缘于她待人宽厚诚恳，无论是上门给人家当保姆还是在自己家给人带孩子，不争工钱，也不占人家便宜，责任心却很强。

由于不讨嫌，热心助人，街邻关系也处得好，爱来找她玩的“老姐妹”也比较多，说法是：谭二孃（她排行老二）以前当官太太时，都没有做出一付款天嗑地歪得起的样子。就连出身贫寒的居委会那位女主任，因为工作积极，公家专门给她分配了一间住房，对待“阶级异己分子”差不多一律横眉冷对。也从未认认真真把我姑妈当作“危险人物”看待。有什么要干的街道上的事情，总爱来找她，也并不 直呼其名或“你”——“你”的，而是清一色呼之曰：“二孃”。连我也因姑妈而连带享受到了这位“主任大嬢”的恩惠。因困难而失学后，她介绍我做临时工、合同工，我现在的单位去遵义市招收学徒工，也是她亲自把招工表送到我家的。

姑妈对我是恩深如海的，但从未向我索取过什么。几十年“工薪族”的我，虽常企望“发财”以好好孝敬一下老人家，但始终未能如愿，因此给予她的也就十分有限。或宽裕时寄给她一点，或回乡探亲时递给她一点，也就是二三十元，很少超过50元的，她都总要推辞良久。总是表示：“我又没有好多花费得，国家现在每月还给我这样多，够了，你们自己用嘛·！”

姑妈唯一喜欢的便是去清镇我家作客，有生之年共去过4次，最后一次是在1996年，其时她已经88岁高龄，因为这之前摔倒过一次，已不能上街行走，只能在室内扶着物件挪步缓行。是我背着她赶火车，转汽车去的。好在那时体力尚可，她老人家也才80来斤，加上一路上好心人多，见我一个两鬓见霜的汉子，背着一个发白如雪的老太太，在投以赞许目光的同时，亦提供了诸如让座帮扶之类的方便。她每回婉转提出想到我家里来“耍一趟”的要求。总会表示：“害怕是最后一次啰！”我亦有和她类似的想法，但每次玩上一两个月后都满意而归。她不晕车，嗑得了葵花，嚼得动花生，高龄高寿，身心愉快，总觉得她老人家隔那个人人都避免不了的字，似乎还有些远着呢！

唉！

历经漫漫58年的阴阳两隔之苦，姑妈终于和寂寞已久的姑爹喜相逢了。据说凡是去了“那边”的人，无论长幼，年岁便停止了增长，面容也不会再有变化。姑妈自然肯定是认识姑爹的，姑爹恐怕就要听姑妈的一番解释与说明了吧，毕竟“年岁”上已经相差将近一个“花甲”。姑妈肯定会告知他早已经被人民政府界定为抗日英雄，受国人尊崇的中国军人了。

愿两老在那边一切都好！

【作者简介】谭继贤， 男， 遵义市人，从事过记者、编辑工作。在《山花》、《贵州日报》，《贵阳晚报》、《遵义晚报》、《贵州都市报》、《贵州民族报》、《劳动时报》、《安顺报》、《北京信息早报》、《尚未文化》等发表过散文、小说、文学评论、随笔、杂文等|。著有公开出版散文、随笔合集《自珍集》。现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清镇市作家协会理事。

（编辑：罗仕明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