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大部分农村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年代。

我的浙东老家农村也不例外，曾记得我读初中才通新安江电，之前夜里照明基本用煤油灯及山上的松树枯枝点燃。更不要说“电话机”了。农村人家里或村里有什么“急事”，基本靠“吼”传话……

实际上，到1984年年底，也就是在我23岁之前，仍没有接触过“电话机”，更不要说“打电话”及“接听电话”了。真正几乎每天同“电话机”相伴了，是在农历1985年新春过后，一个偶然的机遇，我结束了23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农民生活，有幸踏进了浙江省新昌县城关镇的一家国营文化单位上班，又安排分配在“业务部”，才有缘“打电话”……

曾记得当时还是一台“老式”的拨号电话机，机号是4位数，每拨打电话，待拨好第一个号码后，待自然返转再依次拨打另外号码。打市区内对方客户电话号码较方便，如拨打对方客户是地处乡镇及县市之外的“长途电话”，手续繁多，十分不便。每次拨打时须向当地县邮电局总机“自报家门”对方客户的电话区号及电话号码，以及本公司单位全称、单位账号、电话区号、电话号码、打话人姓名等。

做完上面手续后，并非就可直接同对方客户通话了，还要搁下话筒，耐心等待“回电”，一边忙工作，一边留意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如有事外出走动什么的，须事先与办公室同事打好招呼，如听到电话声响，必须第一时间通风报信：“长话来了！长话来了！”本人一听到叫声，以百米冲刺赶回办公桌抢接电话。有时上午拨打的长话，要到下午才会接通……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除政府事业单位及国营企事业单位领导及业务供销部门安装电话外，装一台家庭私用电话机超万元安装费，大部分普通老百姓只有“望机兴叹”的份。说难听点，有许多人电话都打不来，不像今天2岁孩童也会打电话，玩手机。

大概到80年代末期，我单位的电话号码从4位数上升到5位、6位，记得我1995年离开单位时已上升到7位数，电话机也更换了按键的“程控电话”，打电话只要“直拨”对方区号及电话号码后，就可直接通电话了……

1996年以后，我私企办公室自费3000多元安装了一台电话。当时BP“传呼机”又流行，我又花1600元左右购了一只，但传呼机一响，也不方便及时回电，因当时街上“公用电话”还找不到几只。后来我又花7000元左右购买了一台“翻盖”的摩托罗拉英文手机，入网费要2800元左右，后面的吉祥号码“8”字还要加500元。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在21世纪初，BP机、小灵通随着手机用户的不断增加，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在国人眼中的“绿色天使”——邮电局也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随着电信事业的迅猛发展，分离成了今天的“邮政局”及“电信局”。再后来，中国移动从电信局中又“脱胎而出”，独立运营。为打破移动通讯垄断局面，国家又成立“中国联通”，致使今天形成三大电信巨头“三足鼎立”的竞争局面……

我公司的电话号码不知什么时候上升到了8位数。我最多的有几个月每月电话费（含家电）超500元，手机话费每月超500元，仅月供话费超千元。还可每年去移动公司免费领取手机。如今，我早已从“翻盖”的英文摩托罗拉手机换成现在的华为4G智能平板手机了，还成了10亿微信大家庭用户之一。自从用上“微信”后，给我的营销工作“如虎添翼”，我这个60后“半文盲”的农民工也享受到现代高科技通讯工具带来的诸多便捷之处，不但可拍照、收藏、上网看新闻、查百度等，还可以货报单、对账联系等等……

综上简述，从20世纪80年代电话机“稀罕品”成了今天“人手一机”，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40年电信及通讯事业的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和变化。今天，“通讯”已成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成为新时代每个家庭“新七件”之一。手机已成为大家每天最“亲密的伴侣”。

作为一个生活及战斗在商战线30多年的“营销老兵”，真诚的说声：谢谢奋斗在中国电信事业改革前沿的“绿衣天使”们！感谢美好生活！

作者简介:梁武钦，男，1962年8月出生，浙江新昌县人，五七高中毕业，宁波市海曙区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农民作家村首批驻村作家。著有《新昌企业老名片》，《一位农民工35年的寻梦之旅》等书，部分作品入选《浙江出版史料》及《农村好声音》文集。宁波出版社的长篇非虚构小说《一位农民工35年的寻梦之旅》，2018年荣获第五届中国农民文学奖”年度大奖。

（编辑审核：陈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