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离开之前的公司后，因为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原因，再加上过得也很“一般”，对老同事、老朋友们有种“无颜以对”的感觉，尤其在生病以后，基本上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惟有我的老领导，原贵阳特钢公司宣传处处长李持平古道热肠，时不时来电了解我的情况。一次我因疾病发作住院，处长坚执赶来探视，拉拉杂杂的聊了一上午，一直待我输完液才走，连水都没喝上一口。想留他吃个饭，说不喜欢医院食堂的环境，又嫌外面的餐馆贵且不卫生，无奈送他上了回去的公交车。

2#地铁通车了，一天傍黑，突然接到处长的电话，说是乘地铁来看我，我很吃惊，赶忙一溜小跑去地铁站，离地铁出口约50米时，便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那里东张西望，原来他已经出站一小会了，只是不知道 我家往哪个方向走。

见到我处长很高兴，从一个皱巴巴的布袋里掏出带给我的保健药品，在交代完后一身轻松的样子，坚决不肯到我的住处，反而絮絮叨叨的说着什么“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之类话，原来他是看天色已晚，自身年事已高，不愿增加我的麻烦，更担心出什么意外，简单聊几句后就要走，我拗不过，只得送他上地铁，看他过了安检才回。

我对处长的认知始于1998年，那时处长是我所在的轧钢厂厂长，我则是一个刚上班不久的穷学生。一天早晨，厂里没有生产，我和同事正坐在值班室里聊天，忽然值班室的门被拉开了一条缝，接着，一个穿着旧工装、戴着厚眼镜的小个子熟稔的推开门侧身走了进来，小个子对同事扬了扬手，颔首微笑了一下，算是打了个招呼，之后，径直穿过值班室往生产线上去了，同事告诉我说，他就是我们厂的厂长，名唤李持平。

接下来就听到有关处长的“奇闻轶事”，好多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桩说的是他在任厂长期间，一天来得较早，碰见有个工人卷了棉被在睡觉，被子掉到地上了，处长给这个工人拾起被子盖好，并叮咛说这样子睡觉会感冒的。想到其中好笑之处，同事显得有些乐不可支。我默然，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无声的批评啊。

我上班不久，处长就从轧钢厂厂长岗位调任公司宣传处长了。我所在的是一家省属国有企业，在政企不分的时候，一个分厂厂长是正县级，我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愣头青，是不会那么快认识一厂之长的。

在以后的时间，由于工厂生产断断续续，闲得无聊的时候，偶尔我也写点狗屁文章，去买来方格纸，恭楷抄正后送到公司宣传处，居然不时的见诸报刊。以后车间干脆推荐我为公司报的通讯员，出黑板报的任务也完全交给我了。工厂不景气，其他同事纷纷为日后做打算的时间，我则一边老老实实的上班，一边整天琢磨着如何当好这个通讯员，担心辜负了领导的信任，就连出一个黑板报也要费很多心思，常常要花上一天时间写黑板报，因为要看着所有的板报写完才能下班，厂办主任尤为讨厌我的低效率，只有我所在部门的党支部书记金忠全力给予我支持，保护了我的积极性，至今想来仍很感激。

我送给公司报的文字引起了处长的兴趣。当时宣传处只有三个人，除了宣传处的管理工作外，处长还身兼公司报的版面编辑、记者、校对等数职，实在忙不过来，因此萌生了找一个帮手的念头，并圈定了几个目标对象。然而那时公司各个厂都缺人，一些厂的通讯员还是厂办主任兼着，厂里不放，他自己也不愿离开。比较下来，处长终觉得我是最实在的人选，向我所在分厂的领导提出交涉。本来我在厂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处长提出调我的想法后，厂领导又觉得有些“舍不得”，找理由推脱了。是啊，当时我所在的公司虽然经营困难，但毕竟是省管大型企业，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从基层一线调到公司总部机关，这是一件会让很多人无法释怀的事情，“好事多磨”是难免的。

后来处长又想了些“曲线救国”的方法，例如经常借我去宣传处帮忙，以图形成既成事实。可惜我过于老实和胆小，害怕如此会得罪厂领导，每次借调期满均老老实实回原单位，如是三番，处长也没辙了。

长期平淡的生活终于突破了我的忍耐底限，大概在2006年9月份罢，我给公司董事长写了一封匿名信，表达了一个工作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付出的基层员工的感受。

那段时间公司正在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改革触动了部分人的利益，公司领导经常收到一些恐吓信，我的信引起了董事长的高度重视，安排公司办调查写信的人。尽管信末我没有署名，但从字体及文字风格，公司办很快就判断是我写的。因为自信我的那封信并无什么犯忌之事，所以公司办领导找我确认时我直接承认是自己写的，公司办领导说了些肯定和激励之类的话，没有追究什么责任。

“信件风波”让处长再一次兴起了调我到宣传处的念头，并展开了“游说”，通过各种途径向公司领导“吹风”。恰好那时公司正在组织全系统学习《细节决定成败》、《没有任何借口》等书籍，强调团队的执行力，一次大调会上，公司领导不点名批评了个别二级单位执行公司安排不力的问题，我所在分厂的领导听出了“弦外之音”，于是很快表态“放人”。

接下来的一切顺风顺水，公司人事处安排专人办理我的调动手续，2007年9月，我“一步登天”，正式到总公司宣传处工作。

也是在那年，长期低迷的钢铁市场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涨势，公司生产的钢材还冒着热气，就有运输车辆排队等着装载。借着这个势头，新一届公司领导挤出资金，新修了一批住房，解决了部分单身职工的居住难题，一切都在向好发展，公司领导也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那段时间，处长十分振奋，成天拉着我到各个热腾腾的工地和生产现场，采写了大量的新闻稿件，宣传报道了公司的新面貌，有效的提振了士气。在这样的合作中，我和处长形成了较好的默契，进一步加深了了解。

我调到公司宣传处不到一个月，就逢省国资委组织省管国有企业召开企业文化研讨会，参加研讨的大部分是全省国有企业分管宣传工作的头头，国内一些媒体也应邀参加，处长决定带我去见见世面，行前公司领导专门给处长交代了任务，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途径宣传公司，宣传公司在改革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我们公司虽然是省管国有大企业，但因为生产经营长期低迷，在研讨会上并不受重视，处长只能带着我四处出击，利用会间休息、就餐时间等机会找参会媒体推介公司。在午餐后的间隙，好不容易“逮”住了《中国质量报》的记者，戴着厚厚的眼镜、身着粗布工装的处长抓住短短的时间，反反复复的向记者陈说公司历经生死最终涅槃重生的过程。讲到长期以来，由于市场低迷、债务缠身、管理不善等原因，公司数度濒临破产，为了保住仅有的一点火种，给广大职工增加一条“活路”，不惜将6亿元环保改造的大炼钢及其配套轧钢厂租赁给民营钢厂，年租1500万元。此举被中钢协一位领导称为钢铁业的耻辱。没有租出去的分厂生产依然断续、职工生活依然困顿，部分职工一度到省委省政府静坐请愿等。

处长还讲到，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公司决策层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两年三步走”的战略规划，首先保卫公司优势产品市场；二是收回租赁出去的钢材生产线，通过规模化、自动化生产降本增效；三是大规模实施设备更新改造，开发新产品，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精主业、兴辅业，开展多种经营，不断拓展市场、扩大生产。在规划的引领下，公司增强了凝聚力，各生产一线爆发了强大的生产力，第二轧钢厂喊出了“不服输、诚实干”的口号，工人师傅冒着炙热的高温，手持铁夹、钢钎等简陋工具，一条条修正钢坯在轧机上的走向，硬是凭着老旧的设备，生产出了高质量的产品，一步步收复了曾经被占领的市场；随着大炼钢的顺利收回，开发了大方坯、车轴钢、弹簧钢、易切削钢等新产品，生产经营有点好转，公司就以谈判的方式，妥善解决了债务问题，重塑了公司的形象。

《中国质量报》不算出名，那位记者看上去也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但毕竟是“国”字头的报纸，我认为那个记者所以花时间听取处长的“介绍”，多半是被处长的执着和热切所打动，在发了简短的消息后，又对公司作了跟进采访，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司的知名度。

当年11月，中钢协特钢学组组织在无锡市开企业文化研讨会，公司也收到了邀请函，处长为了让我进一步增长见识，极力争取带着我一道参加，为此精心筹划了线路，就这样，我和处长一起，吃着5元一份的扬州炒饭，斜依着河边的水泥栏杆，迎着凉爽的微风，倾听了如天籁般的苏州评弹，赏鉴了优美的太湖风光，感受了大上海的繁华，第一次坐火车（卧铺）、第一次坐动车，品尝到阳澄湖大闸蟹和河豚，使我增长了阅历，开阔了眼界。

可惜出差回来，我就被调去公司办，代替之前调研秘书的工作，从此就离开了宣传处，虽然其间还配合处长编写了公司建厂五十周年纪念册，开展系列宣传报道等活动，但毕竟带有帮忙性质，我的主要精力已经放在公司办，没有太多时间去参与宣传处的工作了。

我到总公司的第三年，通过统一招考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新单位离得较远，工作上和原单位没有什么交集，渐渐的，和过去同事的联系就少了。以后，前公司被国内一家大型钢企并购，新的人员不断进入，我和过去同事基本上没有了联系。

惟有处长依然保留着我的联系方式。我患病后，他有时间仍然会打电话，鼓励我乐观勇敢，积极战胜病魔。得知我疾病反复再次入院，处长不顾年老体弱，赶来医院探望，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情境：年近古稀的处长守着我打完吊针后，一口水都没喝就匆匆离去。

处长在医院探望我时，还跟我聊起公司并购成功后，实施异地搬迁改造，他自己退休仍发挥余热，返聘回到公司，主持编写了十余期《新区见闻录》，宣传新厂区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忙里偷闲，他还笔耕不辍，以自己的父亲保存的一些百年照片，结合自己的家族传承，编写了《百年老照片里面的事象》一书，并自费出版，说原想送我一套的，来时因赶时间忘记带了，言语间显得十分遗憾，后来我借外出办事之机，去处长家把书取了回来。

在《百年老照片里面的事象》中，处长以那些老照片为切入点，以跳跃的思维，从一个解说员的角度，将自己的家、母亲的娘家、祖母的娘家这3条线巧妙的连串在一起，形成一则一则的小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让我十分佩服务处长对文字的统筹驾驭能力。

处长对自己家这条线，围绕最大的那幅老照片，介绍了自己的家世，求证了他的祖父留学日本的经历，介绍了自家过去与周步瑛等社会贤达的亲情友情，同时还延伸介绍了他的祖母家的牌坊；沿着母亲的娘家这根线，处长详细记载了江西萍乡母亲一家的故事，着重介绍了母亲的舅舅、自己的舅公黄序鹓费尽心血，编写《中国经济史长编》的故事，以及黄序鹓与蔡元培、马寅初等名人的交往；介绍了老母亲曾获得省劳动模范的事迹，并用较多的笔触记录了老母亲晚年的生活。

由于处长性格乐观，他在编写《百年老照片里面的事象》时，更多的是平叙，详细的记录了一个百年大家族的历史，通读下来，给我的感觉好象去了一个文旅景点，听导游讲解一个个的老故事，内容丰富但是没有引起共鸣；其中，处长在写母亲一家时，写自己的外婆邓望苏英年早逝，在逝去前给自己写下挽联，被当时的县长誉为奇女子；又如他写母亲的舅舅、自己的舅公因帮红军挑了一次行李，便被国民党杀害的故事，这两则故事我过去曾经在《故事会》里读到过，与处长写的这两个故事相比，我觉得在《故事会》里读到的内容还要精彩一些，反而是处长收录的，自己的亲戚刘隆民先生写的纪念刘母的，署名为《甘庄最后一位私塾先生》的那篇文章，赚了我不少眼泪。

前段时间，处长联合认识的2位笔友，精选了过去写下的文字并辑录成册，取名《三叶草》，并专门寄了一份给我，我度其意在激励我克服疾病的困扰，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然而沉疴难除，对处长的良苦用心我只能表示感激了。

近期，通过处长在朋友圈里晒的文字和图片，了解到处长以古稀之年，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积极与一些知名人士结成社团，开展各种纪念贵州教育家李端棻的活动，大力宣传李端棻这一文化现象，在感佩的同时，我支撑着断断续续的记下这些内容，就当是给处长点个赞罢。

（编辑：罗仕明   审核：吉庆菊）